...观故宫博物院 秘色重光展
单莹莹
秘色之名，古已有之。唐宋时期文献中，普遍认为秘色瓷是越窑生产的进贡给皇帝使用的瓷器。北宋以后，秘色瓷的真正面貌已不为人知，产地也不清楚。直到1987年陕西省扶风县法门寺地官发掘后，秘色瓷的真正面貌才为人所知。法门寺地官出土了14件越窑青瓷，同出的《监送真身使随真身供养道具及金银宝器衣物帐碑》记载，其中13件青瓷碗、碟、盘为“瓷秘色”，证明文献记载的秘色瓷确有其事。地宫中出土的一件越窑青瓷八棱净瓶，虽不在《物帐碑》记载的秘色瓷之列，但因其胎釉特征与13件秘色瓷相近，因此也被认为是秘色瓷。由此，人们识得秘色瓷的真正面貌。
法门寺秘色瓷的出土，为辨识秘色瓷提供了标准器。一系列考古出土，尤其是墓葬等遗迹出土的越窑青瓷精品，逐渐辨识为秘色瓷，从而使秘色瓷的数量逐渐增加。但是，秘色瓷的产地问题始终悬而未决。早在20世纪30年代，陈万里先生就指出秘色瓷应是越窑产品。虽然多数学者持相同观点，但因缺乏有力证据而不能证实。20世纪50年代，浙江省文物管理委员会调查上林湖越窑窑址时，在后司岙采集到八棱净瓶标本。法门寺八棱净瓶出土后，后司岙成为探索秘色瓷产地的重要线索。2015年至2017年，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联合慈溪市博物馆，对后司岙窑址进行了考古发掘，揭露出窑炉、作坊等窑业遗迹，出土了匣钵、瓷片等丰富的窑业遗存。后司岙窑址出土的瓷器，与法门寺秘色瓷在胎釉、器形、装饰特征等方面基本相同。据此判断，后司岙窑址是晚唐五代时期一处集中烧造秘色瓷的窑场。这是首次考古发掘确认的秘色瓷窑址，因学术意义重大，后司岙窑址被评为2016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
2017年，正值法門寺地官考古发掘三十周年。三十年中，学界对秘色瓷的认识日渐丰富。2016年，秘色瓷产地——后司岙窑址得以确立，这是秘色瓷研究史和中国陶瓷史上的重大发现。为纪年秘色瓷研究史上的两大事件，展示秘色瓷的研究成果，并将秘色瓷最新考古成果向公众展示，2017年5月23日至7月2日，“秘色重光——秘色瓷的考古大发现与再进宫”展在故宫博物院举办（图一、图二）。展览由故宫博物院、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慈溪市人民政府联合主办，由法门寺博物馆、内蒙古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所、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浙江省博物馆、苏州博物馆、临安市博物馆协办，共计展出展品187件（组），以晚唐至北宋初年的秘色瓷为主。
“秘色重光——秘色瓷的考古大发现与再进宫”展是有史以来举办的文物数量最多、种类最丰富、来源最广泛的秘色瓷展览。展览共分三个单元。第一单元为判断秘色瓷的标准，第二单元为秘色瓷的使用人群，第三单元为秘色瓷的产地，将学术研究成果融汇于展览之中，使得观众在欣赏文物之余，能就秘色瓷的性质、使用人群、产地、生产工艺等内容有所了解。
一、判断秘色瓷的标准
本单元展品包括法门寺地官出土的3件秘色瓷[八棱净瓶1件（图三），葵口碗1件（图四），葵口盘1件（图五）]、故官博物院藏品中与秘色瓷接近的瓷器和普通越窑青瓷器。通过三组器物的比较，展示秘色瓷的主要特征，以及秘色瓷与普通越窑青瓷的不同之处。
秘色瓷的标准器，以法门寺地官出土瓷器最无争议。法门寺地官共出土14件越窑青瓷，13件明确记载为“瓷秘色”，其中11件釉色青绿，2件釉色偏黄，说明秘色瓷的主流色调是青绿色。唐代陆龟蒙《秘色越器》诗云：九秋风露越窑开，夺得千峰翠色来，“千峰翠色”所指也是青绿色。2件釉色偏黄的瓷器，内壁施釉，外壁涩胎，以金银平托工艺进行加工，不排除是为了进行再次加工而特意烧制的，具有特殊性。
结合后司岙窑址出土品，可以发现晚唐、五代时期，秘色瓷在胎、釉、装烧工艺等方面具有明显特征：胎呈灰色，均匀、致密、细腻；釉很薄，釉面干净，杂质极少，透过釉层可见胎体颜色，与普通越窑青瓷相比，釉乳浊程度稍高；器形制作非常规整；多数为素面，装饰以出棱、花口为主，有少量刻花装饰；多数为满釉，以泥点支烧，底部有一周泥点痕；内壁无泥点，说明为单件装烧。反观同时期越窑普通青瓷，胎质相对较粗，釉色多为青黄色，部分亦为青绿色，釉质透明，釉面有杂质，器形不甚规整。普通越窑青瓷碗、盘、碟等器物内壁有泥点痕，系叠烧而成。
故宫博物院收藏的晚唐五代越窑瓷器中，与秘色瓷相近的器物并不多见。实际上，传世品中秘色瓷非常罕见。故宫博物院收藏2件八棱净瓶，器形与法门寺八棱净瓶略有差异：法门寺八棱净瓶的颈腹结合处有三层凸棱，溜肩，斜腹内收；故宫博物院收藏的2件八棱净瓶腹部为圆球形（图六），其中一件颈腹结合处无凸棱（图七）。后司岙窑址出土的八棱净瓶，同样为颈腹结合处有三层凸棱、腹部为圆球形，与故宫藏品之一更为接近。根据考古调查记录，目前八棱净瓶仅见于后司岙一带的窑址中。八棱净瓶是否是秘色瓷的专属器形，以及造成这批八棱净瓶器形差异的原因，有待更多资料予以解答。
二、秘色瓷的使用人群
本单元展品包括浙江吴越国钱氏家族墓（包括钱元瓘墓、钱元瓘妃马氏墓康陵）、苏州虎丘塔、宋太宗元德李后陵、宋陵周王赵祜墓、辽陈国公主墓、辽圣宗贵妃墓出土的越窑精品瓷器。通过这些瓷器，可就以下几个问题进行考察：
第一，康陵、李后陵、周王墓、辽圣宗贵妃墓等遗址出土的越窑瓷器是否为秘色瓷。
康陵出土的越窑青瓷（图八、图九），品质稍逊于法门寺秘色瓷，但其釉色和装烧方式与秘色瓷接近，因此学界多认为它们是秘色瓷。对上述宋、辽遗址出土的越窑瓷器是否为秘色瓷，学界尚有争议，多数学者持肯定意见。文献记载，秘色瓷的生产时间延续至北宋初年，而且吴越曾向北宋进贡秘色瓷。《宋会要辑稿》载，开宝六年，吴越贡品中包括“金棱秘色瓷器百五十事”。吴越与辽之间有密切联系，吴越国多次遣使向辽进贡。虽然文献没有记载贡品中包括“秘色瓷器”或“越器”，但从吴越进贡其他政权的情况来看，应当包括秘色瓷。秘色瓷是进贡的瓷器之一，进贡瓷器中还包括“越器”、“金银棱瓷器”等，秘色瓷是其中的佼佼者。元德李后陵（图十）、周王墓、辽圣宗贵妃墓（图十一）等遗址出土的越窑精品青瓷，是同时期越窑产品中质量最精美者。从这个角度看，它们可能是吴越进贡的秘色瓷。
有学者对此持不同观点。沈岳明先生认为，秘色瓷“以釉取胜，不重装饰”，而北宋、辽代皇室墓出土的瓷器多有刻划花装饰，因此应不是秘色瓷。这种观点有其道理。然而，刻划花装饰是北宋早期越窑瓷器的普遍特征。如果单纯以釉色作为评判秘色瓷的标准，那么目前尚未在北宋早期越窑中找到相应的产品类型。
第二，秘色瓷使用人群的阶层和地位。
出土秘色瓷的遗址，多与皇帝或吴越国统治者有关。法门寺是唐代皇室礼佛的寺院。《物帐碑》表明，秘色瓷来自唐懿宗赏赐。钱氏家族墓是五代时期出土秘色瓷数量最多的遗址，仅康陵就出土44件秘色瓷。钱氏家族是吴越国的统治者。北宋秘色瓷部分出自宋太宗元德李后陵，墓主人是宋太宗的妃嫔，宋真宗的生母，薨后追封为皇太后。北宋另一批秘色瓷出自周王墓，墓主人是宋真宗第二个儿子赵祐。辽代秘色瓷出自辽圣宗贵妃之墓。此外，2007年发掘的辽祖陵一号陪葬墓也出土了与秘色瓷非常接近的越窑瓷器。发掘者根据墓志推测，墓主人可能是辽太祖第三子耶律李胡。
由此可知，秘色瓷的使用者，或为皇帝，或为皇室成员，或为吴越国的统治家族，均身份显贵。这与秘色瓷用于进贡皇帝使用的文献记载相符，显示出秘色瓷是一类流向特殊、等级高的瓷器。
需要注意的是，秘色瓷的使用人群不局限于皇帝。晚唐五代诗人徐夤《贡余秘色茶盏》云：“捩翠融青瑞色新，陶成先得贡吾君”，说明秘色瓷确实先贡皇帝，但同时存在贡余之物。这为秘色瓷的使用人群和产品流向提供了另一种可能。
第三，秘色瓷进入宫廷的方式可能不同。
唐代，越州瓷器列入土贡物品行列。依照唐代典章，“天下诸郡每年常貢”，诸郡每年以当地土产进贡宫廷。《新唐书·地理志》记载，“越州会稽郡，中都督府。土贡：宝花、花纹等罗，白编、交梭、十样花纹等绫，轻容、生谷、花纱、吴绢、丹沙、石蜜、橘、葛粉、瓷器、纸、笔”。由此可知，唐代越州瓷器确用于进贡。那么，越州贡瓷的生产方式应符合土贡制度的一般特点，即贡品由当地官府采买，贡品一般在专门的贡户生产。浙江慈溪上林湖吴家溪出土的光启三年铭墓志罐（图十二），上刻“殡于当保贡窑之北山”，“贡窑”可能是专门生产土贡瓷器的窑户。唐代对地方贡品的数量有明确规定，不得超过五十匹绢的价格。因此，在土贡制度下，所需贡瓷数量不会很多。
郑嘉励先生认为秘色瓷是土贡制度下的贡瓷，笔者认为还存在其他可能性。首先，王永兴先生推测，《新唐书·地理志》所载土贡的时间在元和以后，应是长庆贡。根据考古发现，秘色瓷出现于晚唐，不可能早至长庆时期，说明《新唐书·地理志》记载的土贡瓷器并非秘色瓷，即越州贡瓷未必是秘色瓷。其次，唐代宫廷获得瓷器的方式还包括进奉。进奉多是官员向皇帝进献珍奇异物，与土贡相比，进奉的物品、数量、时间均不固定。进奉在唐代初年已经出现，但数量不多。安史之乱后，藩镇进奉日渐频繁。德宗、宪宗两朝，是藩镇进奉最为突出的时期。穆宗以降，进奉已为常例。经济富庶的东南诸道更是进奉重地。在这种历史背景下，秘色瓷也有可能作为藩镇进奉的瓷器进入唐代官廷。
五代至北宋初年，钱氏家族据有两浙。自第一代统治者钱锣开始，吴越就奉行不称皇帝、以中原为正朔的策略，并“常贡奉中国不绝”。《册府元龟》载，同光二年（924）和清泰二年（935），吴越国向后唐贡方物，均包括“金棱秘色瓷器”。天福六年（941）和七年（942），吴越向后晋两次进贡，贡品中包括“金银棱瓷器”、“秘色瓷器”。后梁、后周来自吴越国的贡品中也包括“秘色瓷器”。后梁皇帝甚至把秘色瓷送给前蜀皇帝。前蜀皇帝《答梁主书》记载，“金棱碗越瓷器并诸色药物等皆大梁皇帝降使赐贶”，并称赞为“金棱含宝碗之光，秘色抱青瓷之音”，说明后梁和前蜀皇帝对秘色瓷十分珍视。由此可知，吴越贡奉中原的物品中常包括瓷器和秘色瓷。吴越通过进奉中原，与中原皇帝修好，以对抗南方劲敌。吴越进奉中原，中原皇帝也以大量赏赐和封赏作为回馈。吴越之进奉，与土贡不同，是藩镇进奉的延续。
太平兴国三年（978），钱傲纳土归宋。随着越州纳入北宋地方行政体系，秘色瓷的进贡方式发生变化。《宋会要辑稿》载，“神宗熙宁元年十二月，尚书户部上诸道府土产贡物……越州：绫一十匹，茜绯纱一十匹、秘色瓷器五十事”。从进贡人和贡物数量看，至迟在熙宁元年（1068），秘色瓷成为宋代土贡制度下的贡物。
秘色瓷确实属于贡瓷，但是在土贡制度和进奉体系下，贡瓷的意义不同，背后反映的窑业制度可能也不相同。前文已述，在土贡制度下，所需贡瓷数量不多，贡瓷由当地官府采买。晚唐五代至北宋初年，进奉之风盛行，用于进奉的越窑瓷器没有了五十匹绢的限制，数量增加。尤其是北宋初年，吴越一次进奉瓷器多达“万一千事，内千事银棱”。在需求量增多的情况下，吴越钱氏对贡瓷窑户的管理，很有可能会发生变化。
三、秘色瓷的生产
本单元展品为后司岙窑址出土的秘色瓷标本和窑具，共计120件（组），主要考察两个问题：
第一，秘色瓷的产地。
无论是文献记载，还是与窑址出土物对比，均显示出秘色瓷为浙江越窑烧造。2015-2017年，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在慈溪市上林湖发掘了后司岙窑址，出土的瓷器在器形、胎釉特征、装烧工艺等方面均与法门寺秘色瓷接近，确认此处即为秘色瓷的产地之一。上林湖烧造秘色瓷的窑场不只一处，在荷花芯、黄鳝山、茭白湾、石马弄、寺龙口等窑址也发现过少量秘色瓷。但大量、集中烧造晚唐五代秘色瓷的窑址，目前仅发现后司岙一处。
后司岙位于慈溪市桥头镇上林湖中部的西岸边，是上林湖越窑遗址的最核心位置。后司岙窑址分布密集，2015-2017年的发掘区是后司岙的一部分，位于后司岙的东北近边缘处。发掘面积近1100平方米，揭露出包括龙窑窑炉、房址、贮泥池、釉料缸等在内的作坊遗迹。窑场以窑炉为中心进行布局（图十三）。窑炉为南方传统的龙窑，基本呈正南北向，依山而建。窑炉西侧为废品堆积，是主要的倾倒窑业垃圾处。窑炉东边主要是作坊遗址，包括房址、釉料缸等。窑炉西侧的废品堆积中出土了包括秘色瓷在内的大量晚唐五代时期的越窑瓷器。器形丰富，有碗、盘、盏、杯、净瓶、穿带壶（图十四）、枕（图十五）、炉等。需要注意的是，后司岙窑址并非专烧秘色瓷，还烧造普通越窑青瓷。
窑址中出土了带纪年铭文的窑具，结合地层关系，可对后司岙窑场的烧造时间和秘色瓷的生产时间进行推断。后司岙窑场年代最早的地层，早于出土刻“大中”年号匣钵的地层，窑场的始烧时间当与此相同。有关后司岙窑场烧造的时间下限，发掘者指出窑炉的最后使用时间已进入北宋时期。秘色瓷的燒造时间比窑场的烧造时间范围更短一些。以目前发表的资料看，后司岙窑场至少在“大中”年间前后开始生产秘色瓷，在“咸通”年间前后秘色瓷占相当比例，在“中和”年间前后则达到兴盛并持续到五代中期左右，五代中期以后质量有所下降。
第二，烧造秘色瓷的窑具。
后司岙窑址中，与秘色瓷粘连的窑具用瓷土制成，与瓷胎一致；与普通越窑青瓷粘连的窑具用普通耐火土制成。窑具分装烧具、垫（支）烧具两类。装烧具用于承装瓷器，能够避免火气、炉灰等对瓷器产生不良影响，为瓷器烧成提供稳定的气氛。后司岙窑址出土的装烧具有匣钵和匣钵盖。根据形状的不同，可将匣钵分为筒形匣钵、钵形匣钵、M形匣钵等，主要用来装烧碗、盘、盒、盏、杯等产品。一些器形特别的瓷器用专门的匣钵装烧，如八棱净瓶装烧于瘦高的钵形匣钵内，其上覆盖喇叭形匣钵盖（图十六）。垫（支）烧具置于瓷器底部，使用匣钵装烧时，垫（支）烧具置于瓷器外底和匣钵之间。后司岙窑址最普遍的垫（支）烧具是泥点。瓷器外底和匣钵内底，常见一周泥点痕。瓷器和窑具粘连的标本表明，碗、盘、小钵等器物，多以泥点直接垫烧。后司岙窑址还出土了僧帽形、“T”形、饼形等垫具。这些垫具置于瓷器底部，瓷器与垫具之间、垫具与匣钵之间，再使用泥点间隔。后司岙窑址出土的一类特殊垫具，平面呈椭圆形，圈足，顶面有12个圆形戳孔，有多排泥点垫烧痕，足端有一周泥点痕（图十七）。这是瓷枕的专用窑具。枕为上下两面略内弧的长方体，底部不施釉，有多排泥点痕，可与窑具上的泥点痕对应。
秘色瓷使用瓷质窑具，是烧成青绿釉色的关键所在。窑具的胎与瓷胎基本一致，保证了它们与瓷器有同样的收缩率，从而减少瓷器变形。匣钵之间用釉封口，提高了匣钵的密闭程度。在烧成冷却过程中，匣钵内形成强还原气氛，从而使瓷器呈现青绿色。瓷质窑具的成本非普通窑具可比。瓷土的淘洗工艺远较粗陶土复杂。粗陶匣钵可重复利用，瓷质匣钵使用釉封口，烧成后取出瓷器时必须打破匣钵，因此瓷质匣钵仅能利用一次。单从窑具来看，即可知秘色瓷工艺之精细、烧造成本之高。
使用瓷质匣钵装烧瓷器还见于荷花芯窑址、寺龙口窑址、石马弄窑址。荷花芯窑址较细质的匣钵出现在Y37T4的第④层，年代在会昌、大中前后。寺龙口窑址的瓷质匣钵出土于第二期，时代为五代。石马弄窑址的瓷质匣钵见于第一期和第二期，时代为唐代中晚期至唐末五代初。荷花芯窑址和石马弄窑址出现瓷质匣钵的时间，比后司岙窑址稍早。这三处窑址以烧普通青瓷为主，瓷质匣钵和秘色瓷数量很少，器形也较为单一。以上情况表明，釉封匣钵和瓷质窑具的技术并非后司岙窑场独有。其他窑场仅在有限范围内使用这种技术，烧造了少量秘色瓷。后司岙是目前发现烧造秘色瓷数量最多的窑址，显示出其独特性，为认识该窑场的性质和越窑的管理模式提供了信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