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莹
抗日战争是中国各族人民抗击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民族解放战争，是中国人民反抗外敌入侵，在中国共产党倡导的、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帜下，取得第一次完全胜利的战争。毛泽东在《论持久战》中说道：“长期而又广大的抗日战争，是军事、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犬牙交错的战争，这是历史上的奇观，中华民族的壮举，惊天动地的伟业。”抗战文化是这一伟业中的重要一环，为唤醒民众、推动全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扩大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并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长沙，作为抗战初期文化中心转移的一个重要站口、重要阵地，成了一座名副其实的抗战文化城。
一、长沙抗战文化的兴起
深受湖湘文化浸染的湖南人民，有着反抗侵略、反抗压迫的斗争传统。1931年九一八事变的消息传人长沙，引起了长沙人民的极大愤慨，200多个学生、教师、工人宣传队走上街头，宣讲九一八事变的真相。9月25日，长沙教师、学生、工商各界群众近20万人举行反对日本武装侵略辽宁示威大会，声讨日本侵华暴行，发表了《湖南人民对日援侨委员会反对日本武力侵占东北示威大会宣言》，做出了“团结民众力量，一致对日宣战，实行对日经济绝交”的决议，对日援侨委员会改组为湖南人民反日救国会，领导抗日救亡运动。10月5日，青年学生为主的铁血救国团在湖南省立第一师范成立，拥有团员2000余人。“一二·八”事变爆发后，他们组建团队前往苏州，支援19路军抗战。长城会战开始后，湖南先后组织三批近百人的“北上抗日汽车运输队”和湘雅医院救护队开赴抗日前线。广大的普通民众亦在日常的生产生活中，用朴素的方式孕育着心中抗日的火种。
1935年12月9日北平学生举行抗日救国示威游行，长沙《大公报》报道了北平学生请愿受伤和京沪汉学生响应罢课游行的消息。12月17日，湖南学生提倡国货会发出通电，呼吁声援北平学生。12月20日，长沙万名学生冲破湖南当局的阻拦，举行示威游行，高呼“反对华北自治”“铲除汉奸”等口号，提出“停止内战，一致对外”“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的主张，声援“一二一九”爱国运动。1936年7月，中国民族解放先锋队长沙分部成立，创办进步刊物《湘流》，开辟“救亡通讯”“救亡言论”等专栏，宣传抗日救亡，反映群众“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呼声，批判国民党政府“攘外必先安内”的错误决策。此外，长沙出现了紫东文艺社、1936剧社等进步社团，深入到学校、车站、码头、街头巷尾、郊区农舍等地，演唱抗日救亡歌曲，排演抗日剧目，不遗余力地进行抗日宣传。
长沙早期的抗日救亡活动，带动了抗战文化的兴起，随着中华民族危机的加深逐步发展，至全面抗战爆发后达到高潮，其持续时间长，规模大，影响深远，不仅壮大了全国抗日救亡运动的声威，鼓舞了前线将士，也为促进中国人民的民族觉醒，起到了推动作用。
二、长沙抗战文化的发展
1937年7月7日中华民族全面抗战爆发，彻底引爆了长沙人民心中的抗日怒火。淞沪会战期间，长沙民众组织抗日自卫队、抗日志愿兵、敢死队、大刀队、汽车运输队、军运装卸队、船运队、战地服务团等，赶赴抗日前线或就地担任军运任务，有力地支援了正面战场上的中国军队。
在民族危亡的紧急时刻，中国共产党高举团结抗日的大旗，促成了国共两党的第二次合作。1937年8月，中国工农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后改称第十八集团军），先后在西安、武汉、重庆、长沙等十几个重要城市设立八路军办事处或联络机构。12月，徐特立、王凌波受中共中央派遣，建立八路军驻湘通讯处，与以张治中为主席的国民党政府团结合作，促成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在湖南的实现，赋予了长沙抗战文化新的内涵。长沙抗战文化迎来了“黄金发展”的时期。
（一）八路军驻湘通讯处的活动
徐特立来到长沙，受到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徐特立到达长沙的第二天，《力报》即发表报道“湘教育家徐特立离湘十余年，昨日下午二时由武汉来长”，“徐着灰布短衣，精神奕奕，不减当年气概”。12月12日，徐特立应长沙临时大学的邀请，做了关于动员民众参与抗战的演讲，收到了学生们的热烈反响。1937年底至1938年冬，徐特立在长沙期间，受邀在临时大学、银官电影院、湖南广播电台、湖南大学、“国立”戏剧学院、湖南文化界抗敌后援会、中苏文化协会湖南分会、学联、妇联、长郡中学、第一师范、火宫殿等地发表公开演讲19次之多，为报刊撰写文章40多篇，主题有以下几个方面：
1.宣讲中共中央发布的《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图一），即对日抗战到底，把日本帝国主义的势力完全从中国逐出；全国军事总动员；全国人民总动员；改革政治的机构；抗日的外交政策；战时的财政经济政策；改善人民生活；抗日的教育政策；肃清汉奸、卖国贼、亲日派，巩固后方；抗日的民族团结。
2.驳斥“亡国论”和“速胜论”，他说：“……我们虽然没有大量的现代化武器，但我们是在进行一场正义的战争，我们可以夺取敌人手中的武器，在战争中壮大自己……敌人存在不可克服的困难是事实，但并不像有些人想象的那么严重，如果我们过于乐观，对于持久抗战也是极其不利的。”“现在对日抗战，是关系到国家民族生死存亡的斗争。只要举国上下紧密团结，组成坚固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将抗战坚持到底，胜利是完全有把握的。”
3.宣传国共合作，团结抗日。他的讲演中经常有这样一段话：“如今对日作战，单靠国民党一党不行，单靠共产党一党也不行，尤其是单靠军队不行。必须联合各党各派的力量，放手发动群众，武装全国人民，实行全面抗战。绝对不许动摇、妥协，而要坚持持久战。”
4.发动民众，鼓励青年学生投身抗日救亡运动。他用直白的语言，阐释了“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时代内涵：“会写文章的人写文章，提高人民对于政治的了解，并鼓励全国人民坚决抗日；講话讲得好的人到各处讲演抗日的方法和日本灭亡中国的野心，报告抗战胜利的消息及战胜的理由；会演剧的人，演打倒日本的戏剧；会唱歌的人，唱救国的歌曲给大家听；会画图画的人，画日本侵略中国的画报；有军事知识的人，训练人民抗日军事知识；有医学知识的人救护受伤战士。每一个人都把自己的智慧贡献国家。”
徐特立是湖南的老教育家，在湖南教育界以及上层人士中有着极高的威望，他的多次公开讲演，使人民群众在十年内战之后第一次听到了中国共产党的声音，精神为之一振，为长沙抗战文化注入了新鲜血液，带动长沙抗日救亡运动出现了新高潮。
（二）国共合作在长沙
湖南省政府高层采取联共抗日的开明态度，推动了湖南抗日救国运动的蓬勃开展。1937年11月-1938年底，主持湘政的是著名爱国将领张治中。彼时，国共合作已经实现，全国范围内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已经形成，全国人民的抗日救亡运动正在蓬勃兴起。张治中顺应时代的潮流，采取了一系列开明的政策和措施，改革弊政，整顿吏治，为湖南抗日救亡运动的发展创造有利环境。在处理与中共的关系问题上，张治中主张联共抗日，支持八路军驻湘通讯处的抗日宣传活动；顶住顽固派的压力释放了关押在湖南省监狱的15名“政治犯”和长沙陆军监狱里的红军战士30多人。时任中共湖南省委军事部长兼统战部长的聂洪钧在《湖南党的工作》中写道：“张治中对于我党驻湘代表徐老是表示尊敬与联络……张治中政权时期，国民党的反共顽固分子与托匪的活动，一般的都被淹没在上升的抗日运动中，不会发生什么影响，只能得到一般抗日人们的唾骂与鄙弃。这是抗战与统一战线在湖南之黄金的发展和上涨时期。”
（三）抗战文化迅猛发展
1.抗日救亡团体纷纷建立，抗日报刊层出不穷。全面抗战爆发后，湖南人民抗敌后援会、湖南公路、妇女、医学、衣人、学生、文化等职业界抗敌后援会、长沙职业界抗敌后援会以及中苏文化协会湖南分会、中国青年记者学会长沙分会等一大批抗日救亡团体纷纷在长沙组建，它们成为团结各界上层人士和群众的统一战线组织，发挥了重要作用。特别是湖南文化界抗敌后援会（简称文抗会）的成立，将共产党员、进步人士、爱国人士联系起来，动员了各方的力量，组成了文化界最广泛、最具影响的群众团体，向群众进行了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大宣传、大发动，掀起了前所未有的抗日救亡高潮。1936-1938年间，长沙创办进步报刊四十余种，其中《前进》、《民族呼声》、《抗战日报》、《观察日报》、《抗战文化》、《中苏》半月刊等，都旗帜鲜明地宣传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政策，其他报纸如《大公报》、《力报》、《国民日报》等也都发挥了宣传抗战的作用（图二）。
2.文化名人汇聚长沙。抗战初期湖南作为战略后方，长沙作为省会城市，吸引了大批文化教育机构和文化名人前来。北大、清华、南开三校在长沙成立“临时大学”，朱自清、闻一多、陈寅恪、曾昭抡等知名教授执教于此。抗战时期到达长沙的文化名人，一部分是随着文化教育机构内迁或因工作来长沙的著名文化人，有郭沫若、茅盾、沈钧儒、邹韬奋等；一部分是在外发展的湘籍著名文化人，有吕振羽、翦伯赞、田汉、廖沫沙等。另外，支援中国抗战的国际友人来长沙访问的也不少，有英国女作家阿特丽、美国著名记者艾格尼丝·史沫莱特、法国记者李蒙、日本反战作家鹿地亘、池田幸子夫妇等。据各种资料统计，1937-1938年间来长沙的文化界人士约700余人。
3.抗日宣传活动遍布城乡。在抗日救亡团队的组织下，在文化名人的号召下，长沙的抗日宣传活动如火如荼地进行。当时长沙有文艺社团70余个，他们纷纷上演新编的救亡剧和整理改编的传统剧，以中华民族的爱国主义精神鼓舞人们的斗志。歌咏也成了抗日救亡的号角，“各种游行歌咏队、街头歌咏队纷纷涌现，雄壮的歌声飘扬在大街小巷”。抗日的街头诗，街头宣传画、漫画，街头壁报，街头讲演、街头展览，遍及城乡。尤其值得一提的，是长沙的学生晨呼队。每天清晨，长沙各处大街小巷就会出现一批又一批中小学生，他们先在城区大街上合唱救亡歌曲，随即高呼“国难当头，大家要觉醒，不能再醉生梦死”“亲爱的同胞起来，早些起来工作”“我们不要忘记敌人的凶暴”“我们要有钱的出钱，有力的出力”“亲爱的同胞们起来，赶快起来挽救中国的危亡”……等抗日口号，挨家挨户去捶门打户，唤醒民众勿忘国耻，坚持抗日。
三、长沙抗战文化的影响
长沙的抗日救亡运动发起时间早，持续时间长，影响范围广，造成了巨大的社会影响。
（一）发动民众，全民抗战成为共识
全面抗战爆发后，《中央日报》著文称“今日之抗战，为民族抗战，为全面抗战……惟有动员广大之农村民众，以为抗战自卫之后备军”；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救国十大纲领》中亦提到“全国人民总动员”。张治中担任湖南省政府主席后，将动员民众、训练民众、武装民众作为其治理湘政的一项重要施政措施。他提出民众动员是争取抗战胜利的关键，民众动员是复兴民族的基础，成立了湖南省民众训练指导处，亲自担任主任，聘请徐特立等共产党员、进步人士担任指导工作。后又成立了指导处办事机构，举办民训干部训练班，“训练后派往各县工作，把革命的种子撒播到各县去了”。指导处还编印了一套《抗战传习片》，作为湖南省民众训练教材印发，内容通俗易懂，图文并茂，以求达到“一人传十，十人传百，人人奋起，抗战救国”的目的（图三）。1938年4月，湖南省政府以“好男去当兵”为口号，开展了全省兵役宣传周活动，发动广大民众参军参战，支援前线。抗战八年中，湖南200多万子弟参军参战，其中1937-1940年，每年有近30万青年应征入伍，湖南成为中国军队的兵源供应基地（图四、图五）。
（二）人民抗日救亡活动高潮迭起
在湖南各界抗敌后援会的发起和组织下，在各大新闻媒体舆论的宣传下，长沙人民“有钱出钱，有力出力”，“用一切力量支援前线”。抗战时期，湖南涌现了许多献金活动，如中秋节献金救国、爱国献金、国庆日献金、消耗费献金、国防献金等。如1938年7月，湖南全省开展抗战周年纪念献金活动，长沙共设献金台5个，仅7月1日就募集65000余元。湖南各机关、团体、学校、商店、住户和个人都积极节约费用，努力捐款献金。1938年9月下旬，国民党总政治部在武汉发起征募寒衣运动。湖南民众积极响应，征募寒衣达20万件。据统计，抗战时期湖南人民每年为全国战场供应军棉7万担、军布300余万匹、军粮1000万担，湖南成为抗战物资供应基地（图六、图七）。与此同时，长沙人民通过致电慰劳、汇款或捐慰劳品、服务伤兵等方式，慰劳前线抗战将士，安顿和服务负伤将士等各项活动，极大地鼓舞了广大抗战将士的斗志（图八）。
综上所述，从长沙抗战文化兴起、发展的过程中，可以看到在中华民族最危急的時刻，长沙人民不顾生活艰难，冒着日机的轰炸，团结在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帜下，众志成城，同仇敌忾，积极抗战，为中国的抗战事业做出了卓越贡献。正是有了长沙人民的支持与配合，在战略相持阶段有力地支援了正面战场，才有了三次长沙会战的胜利，长沙成为一座闻名世界的“铁血名城”！
（责任编辑：阮富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