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宫文物展品服饰与佩饰

刘瑜

长沙博物馆作为省会城市综合性博物馆，有责任担负起记录城市变迁，保存城市历史，传承城市文明，传播城市精神的重要使命。在基本陈列的选题上以系统地展示长沙地域历史文明发展进程的通史陈列为主题定位，以历年长沙地区考古发掘成果和征集文物为主要信息传播媒介。量多而质优的实物展品是陈列展览的重要支撑，是博物馆特色藏品体系的集中体现，也是衡量一个展览成功与否的重要指标。长沙博物馆在研究整理藏品资源的基础上，通过多种渠道、多种形式整合地区及周边文物资源，补充性征集陈列展品缺环，使陈列展示内容更加立体丰满，彰显出独特地域文化魅力。

一、加强对藏品的研究与解读，遴选

具有鲜明地方特色的代表性展品

长沙悠久的历史孕育了灿烂的文明，留下了丰厚的文化宝藏。神秘凝重的宁乡商周青铜器、造型奇丽的楚文物、庄重雅致的西汉长沙国遗珍、自成体系的楚汉三国简牍和在中国陶瓷史上写下了浓墨重彩的长沙窑彩瓷，见证了长沙辉煌的历史，反映出长沙先民卓越的智慧。长沙博物馆馆藏文物近5万件，上讫旧石器时代，下讫近现代文物，反映了长沙乃至湖南区域文明的发展变迁，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丰富的馆藏资源，为陈列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但哪些藏品能紧扣主题，进行展览观点和思想的表达，哪些藏品具有地域性，能围绕长沙地方特点开展历史文化知识和信息的传播，需要对藏品现状进行全面的梳理和研究。最熟悉藏品信息的是保管员，而最熟知展示阐释内在规律的是展览策划员，为避免藏品与陈列的分离，我们打破原有部门设置，集中人力资源，以展览为中心，统筹典藏部和展览部组建策展团队，互相协作。自2013年以来，持续开展馆藏清库梳理，在对长沙区域历史文化脉络进行整理、分析的基础上，对反映本区域历史文化特色及具有典型代表的藏品进行认真梳理编排。从近5万件藏品中遴选出了1250件最能揭示主题，最具典型性、最具外在表现力的展品。

多年来，博物馆同志、考古工作者以及国内外专家学者对藏品进行了深入研究，形成了巨大的藏品学术信息储备，这些藏品信息储备是遴选展品的重要学术支撑。但另一方面，由于历史原因，即便是明确的出土文物，也缺乏翔实完整的考古发掘资料，致使藏品研究无法深入。如：1987年发掘的中南工业大学桃花岭唐墓，形制独特、规模较大，其墓主应为晚唐时期潭州地区高级军政长官。在尽可能搜集当年发掘资料信息的基础上，开展对该墓葬出土文物的整理研究，有对单件文物的个体研究，也有对群体文物的综合性研究。该墓葬出土“巢父饮牛”铜镜（图一）器型、图案纹饰的整理发表，改变了学界对巢父饮牛题材铜镜出现在宋代的认识；通过对金银器组合器物功用的类比考证发现（图二），与法门寺地官出土茶具相似度极高，是唐代茶文化在湖南地区普及的反映。出土秘色瓷、定窑白瓷，这些做工精良、纹饰精美的器物，映射了晚唐时期湖南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同时也呈现出晚唐时期社会风尚的发展与变化。有别于考古发掘品，流散文物是孤立的个体，没有确切的来源和流传经历，这些藏品脱离了原来的人文环境和伴生物，其中蕴含的历史文化信息容易被忽视。遴选展品的过程中，有一方外表漆黑、其貌不扬的石砚，其丰富的题跋文字中“竢村老人”的名号引起了专业人员注意，经过认真的研究考证，确认这方石砚为林则徐曾用砚（图三）。林则徐一生以严禁鸦片烟而闻名中外，1838年任湖广总督期间，就在湖南等地区进行禁烟实践，长沙、善化两县“续获烟贩及吸食鸦片等案八起，共收缴烟土一千二百五十六两，烟膏五十两”，取得了显著的禁烟政绩，促进了社会进步和生产力发展，并为后来广东禁烟积累了丰富经验。以“物”见“人”，石砚蕴含的历史人文价值被揭示出来，只有深入的研究藏品，剖析藏品的内涵，才能对藏品进行科学合理的解读和利用。

其次，根据新的考古资料和相关领域专家意见，对名称有误或对器物功能定位不当的进行重新界定和定名，并根据功能重新组合排列。1975年长沙市咸嘉湖陡壁山西汉曹（女+巽）墓出土两套玉组佩，一套由30多件形制各异的玉环、玉鸡心佩、玉璜及水晶、玛瑙珠组成（图四），出土时置于墓主左侧腰腿部。另一套由透雕兽纹玉带扣和玉贝组合而成（图五），出土时位于墓主腰部，且有明显使用过的痕迹。以往陈展视角多集中在文物孤立个体，未建立起相连的逻辑关系。此次展品遴选，根据发掘报告，依据其出土位置、彼此之间的序列关系以及穿缀系孔等信息，类比同时代同类型墓葬出土器物组合，进行了合理的复原推测，以悬挂组佩和腰带玉组饰的组合方式进行展示，传达出更多的文物信息，强化了观众的美感体验。

此外，对重要文物资源设置专属空间进行整合，突出重点，深化主题。唐安史之乱后，大批北方的工匠南迁，促进了长沙手工业的提升和发展，长沙窑正是这一时期的杰出代表。长沙窑首创釉下多彩瓷，创造性地将绘画、书法等艺术形式用于瓷器装饰，奠定了唐代“南青北白长沙彩”的生产格局，大胆吸收域外文化因素，其产品经由海上丝绸之路远销海外，是唐代海上丝绸之路上的明珠，潭州也成为唐代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起点。长沙窑是长沙博物馆藏品体系中最为重要的特色藏品，馆藏7000余件的资源量，具有独一无二的资源优势，但在通史陈列中，长沙窑的展品如果仅仅按照历史序列，以小组的形式来展示的话，单薄的体量很可能湮没其中，无法突出长沙窑重要历史地位。经过讨论和研究，确定从展示长沙窑器型、釉彩、装饰艺术、对外文化交流等方面遴选代表性展品进行整合布局，开辟出专属空间，以小专题的形式穿插于历史序列之中，并且依靠藏品数量的造势，变化陈列节奏，在展线中后部形成一次展示高潮（图六至图九）。

二、突破本馆藏品局限，整合长沙地区文物资源，以实物全面系统地叙述主题

长沙历史文化陈列跨度时间长，所涉内容广，展示内涵丰富，对于藏品体系规模、范围及价值来说，有着非常高的要求。尽管长沙博物馆拥有近5万件藏品，珍贵文物7000余件的资源储备，但仅靠一馆馆藏无法解决展品不充分、不均衡与展览架构庞大，传播内容的系统性、完整性之间的矛盾。很多重要的历史事件和现象，或退而求其次利用文物照片或抽象文字来传播信息，违背了博物馆展览以实物为传播主体的特性。在主管部门的统筹协调下，在各收藏单位的支持下，通过整合多馆的藏品资源，使长沙历史文化更完整、更系统、更立体的展现。比如第四部分“大漢王国”，长沙国是西汉历史上重要的诸侯国之一，历经吴氏长沙国和刘氏长沙国两个阶段，时间上和西汉王朝同始终，地域上是汉初维系中央与南越关系的纽带。西汉长沙国时期，其政治、经济、文化、人口都获得了长足发展，促进了西汉中央集权国家的建立和巩固，多民族国家的统一和融合。展品整合了长沙简牍博物馆、长沙市文物考古研究所等单位长沙国王陵考古发掘成果，使得长沙国历史体系更为完整。其中吴氏长沙国渔阳墓出土的瑟、筑（图十）等乐器、牲俑、针刻“渔阳”漆器；曹（女+巽）墓出土铜镜、玉组佩、玉璧、“曹（女+巽）”、“妾（女+巽）”玉质、玛瑙印；刘氏长沙国“张姬”墓出土的金饼（图十一）、玉圭以及“长沙元年”铜灯、“长沙王后家”漆器（图十二），这些珍贵的西汉王室文物再现了长沙国的辉煌历史，其政治经济、礼乐文明、艺术成就、思想文化与王室生活蕴含其中，勾勒出一部大汉王国的文明史。在长沙国文物资源的整合中，跳出当代行政区划的观念，以西汉分封大长沙国这一地缘文化为视角，吸纳了常德博物馆、岳阳博物馆的部分展品，放大了区域文化效应。通过统筹整合展示关于西汉长沙国的丰富藏品，使相关方面的学者有了集中、近距离研究的机会，有利于推动长沙国领域的学术研究。

三、通过城市中心考古遗址的搬迁保护复原展示，真实再现长沙城市发展特性

历年来，在长沙市中心坡子街、五一广场以及潮宗街、东牌楼等建设工地，均发现了大量珍贵城市遗存，将这些考古碎片拼接起来，就是一部长沙城市发展的宏大叙事。战国时期，楚人进一步南下扩张，为稳固江南地区的统治，在长沙营建城邑，使之成为南楚军事重镇，长沙城发端于此。在随后的2000余年里，长沙城代代相沿，官署位置基本没有改变，即以今五一广场为中心向周边扩大发展，这是长沙独具一格的城市特性，在世界城市发展史上也极为罕见。我们开展了城市遗存的迁移保护，陆续从考古建设工地搬迁各时期文化堆积层、晚唐五代时期码头木、宋代官署街坊建筑基址、木井圈、木构涵渠、居民储藏设施、明王府建筑遗址与城墙遗址等大量城市生活遗迹。在搬迁过程中注意保存遗址本体的歷史真实性，尽可能的保护遗址本体及其历史环境的延续性。以五一广场区域切割地层为依据，复原战国时期到近现代文化堆积层剖面（图十三），层高达3米，叠压关系依次为战国、汉代、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宋元、明清和文夕大火焚土层，清楚的文化递次关系，印证长沙城址代代相沿，千年不移的城市特性。晚唐五代时期的码头遗址，以硕大的木枋搭建，结构复杂，规模宏大，9米多长的码头木（图十四），映射出这一时期长沙水运繁忙和商贸兴盛。三角形木构涵渠表明在南宋时期潭州城已经有了比较完善的排水系统。木井围栏、房屋基址、城市道路，储藏设施等（图十五），这些散落于城区地下的文物遗迹，这些“物”化的城市记忆，背后承载着城市生生不息的精神文化内涵。

四、紧紧围绕陈列缺环，有重点进行充实征集，最终完善藏品体系

紧紧围绕长沙地方史个性化的生成及每一个历史阶段的典型性和代表性事件，结合馆藏文物体系构成情况，先解决缺环断档文物，再补充文物组合，有重点、有计划地开展征集工作，最终完善藏品体系。

长沙宁乡地区出土大量的商周时期的青铜器，这些青铜器既与出土于中原地区的青铜器样式形制风格接近，又具有十分鲜明的地方特色，甚至比中原所出纹饰更为精美，体型更为庞大，在馆藏的基础上，补充性的征集商周青铜礼乐器。

楚人自春秋晚期进入长沙，经过数百年的经营开发，创造了特色鲜明的南楚文化，与楚人带来的先进文化相映衬的是本地土著越文化，针对性的征集以越文化为表征的越式青铜器（图十六）。

楚式镜是南楚文化的重要载体，战国时期长沙为楚镜铸造中心，馆藏几乎囊括了目前楚式镜的所有品种，在此基础上开展各时期铜镜的系列征集，已形成战国楚式镜（图十七）、西汉镜、东汉三国六朝镜、隋唐五代镜、宋元明清镜的收藏体系。

位于内陆腹地的长沙窑，以包容的胸怀，吸收他人之所长，融入自己的创新，最终将中国制造的文化标签推向世界，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馆藏长沙窑多来自于遗址考古发掘，尽管器物本体装饰中蕴含许多体现中西文化交融的信息，但海外贸易实物证据的缺失，不能不说是一种遗憾。通过努力，成功征集到14件黑石号沉船长沙窑瓷器，填补了馆藏长沙窑外销产品的空白。

针对近代湖湘人才群体在中国近代史上所作出的卓越贡献，开展湖湘近代名人书画征集，收藏到曾国藩、左宗棠（图十八）、彭玉麟、何绍基、齐白石、谭延间、谭泽闿、章士钊、沈从文、杨度、萧俊贤、曾熙、王间运、何维朴、熊希龄等人的字画作品，这批文物资源品相好，精品多，自成体系，对传承湖湘文化，宣传湖南精神具有较高的展示和利用价值。开展湘军兴起、引领维新、辛亥首应、工农运动、长沙会战等近代重大历史事件相关实物的征集。

广开渠道，多措并举，多元化方式征集实物。以重大历史事件的亲历者或著名历史人物的家属为重点，通过走访动员获得了许多捐赠。如“抗战随军使用的医药箱”，“参加过三次长沙会战的杜国良军人手册”，“湖南人民解放军湘中第一支队入城布告”，其中左宗棠后人梁小进先生捐赠了“左宗棠故居神兽石雕构件”和“长沙大火纪实”手稿。与长沙市文物商店广泛开展合作，借助文物商店专业、信息优势，委托征集《海国图志》《皇朝经世文编》《船山遗书》等典籍，抗战日军钢盔、防毒面罩、军用配刀等反映抗战的实物资料。针对长沙市政府对城区413条背街小巷的提质改造，开展近现代历史文物资源的调查及征集。从背街小巷处征集“太古公司墙界碑”（图十九）、“左太傅祠墙界碑”（图二十）老街巷铺路麻石、各式生活井圈、柱础等。

（责任编辑：阮富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