蜻蜓眼的发展-芈月传引爆战国热 蜻蜓眼到底为何物

吴泽

前言

20世纪30年代，加拿大传教士怀履光（w.C.White）在洛阳金村盗掘出一批美轮美奂的战国蜻蜓眼玻璃珠，引起世界范围内考古学家的关注。贝克（H.C.Beck）等人通过研究发现，这批珠子形态、造型与西方的蜻蜓眼玻璃珠极近似，但成分是中国特有的铅钡玻璃，由此认为是埃及的蜻蜓眼玻璃珠经欧亚大陆传播到了中国，再由中国人进行仿制。

此后中国陆续出土了大量的蜻蜒眼玻璃珠，这些舶来的贸易品逐渐成为中国本土化的产品，不但为中西方早期经济和文化交流提供了佐证，呈现了早期中西方贸易路线的形成和发展，而且充分体现了古代中国汉文化的包容性和工匠们吸收创新、融会贯通的智慧。蕞尔之物，却承载了恢宏的历史。

一、蜻蜒眼玻璃珠的起源及传播

“蜻蜓眼玻璃珠”即“镶嵌玻璃珠”，是指在单色玻璃珠的母体上镶进另外一种或几种不同于母体颜色的玻璃，构成图案。由于珠上的图案主題多是同心圆，有动物眼睛的效果，在西方被称为“眼式珠”（Eye Beads）或“复合眼珠”（compound Eye Bead），中国则俗称“蜻蜓眼玻璃珠”（以下简称“蜻蜓眼”）。目前世界上发现的最早的蜻蜓眼是古代埃及及第十八王朝（公元前1550-前1307年）的产品。在古代西亚、北非及欧洲的广大区域，“恶眼”（Evil Eye）意识是源头古老、流传广泛的信仰。人们相信，恶眼的第一次注视力量很大，佩戴护符，可以吸收这种强大威力，驱赶妖魔，蜻蜒眼从而成为广泛的护符。公元前8前5世纪时，随着西亚、中亚的政治版图的变化、发展和游牧民族迁移，蜻蜓眼和其制造技术也不断向周边传播，公元前5世纪开始在中国出现（图一）。

二、中国蜻蜒眼玻璃珠的发现及几个出土墓葬分析

若要对蜻蜓眼珠追根溯源，我们先看几个典型的墓葬。

（一）河南固始侯古堆1号墓

1979年发掘，为一座春秋晚期大型木椁墓（公元前50年

前496年），陪葬品中有一件铜簠刻有铭文“有殷天乙唐孙，宋公纞砟其妹勾邵夫人季子媵簠”，表明墓主是宋景公的妹妹，吴国太子夫差的夫人，其中有几颗彩色玻璃珠，化学测定是钙钠玻璃。《史记》记载，吴王阖间十一年（公元前504）“吴王使太子罚楚，取番”，夫人很可能是随同北上途中病死，就地埋葬。这些玻璃珠，不仅是中国出土最早的蜻蜓眼，也是最早的玻璃器之一。

（二）山西太原金胜村赵卿墓

1988年发掘，墓主赵鞅，卒于公元前458年，是春秋末年晋国六卿之一，战国七雄赵国的奠基人。墓葬出土13枚蜻蜓眼，是这个历史时期出土数量最多的墓，均为钠钙玻璃。

（三）山东曲阜鲁国故城墓

1978年发掘，出土的蜻蜓眼共计13颗，形状各异，是目前国内出土蜻蜓眼样式最为丰富的墓葬。经化学测试，其中一种离心圆多层眼珠和几何图形组合珠为铅钡玻璃，是典型的中国制造（图二）。

（四）湖北随州擂鼓墩曾侯乙墓

1978年发掘，墓主曾侯乙（公元前475-前433年），是战国时期曾国国君。此墓出土蜻蜓眼173颗，距离不远的曾侯乙夫人墓（2号墓）出土24颗，共计近200颗。据不完全测试，大多为钠钙玻璃。曾侯乙墓是目前出蜻蜓眼土数量最多、保存最完整的战国古墓（图三）。

（五）洛阳金村东周王陵墓群

1928-1930年由加拿大传教士怀履光盗掘，出土了大量包括蜻蜓眼在内的精美文物。墓葬群的主人是战国时期的周王（公元前404年- 前267年）。墓中文物大部分被怀履光赠予安大略博物馆，还有一部分被东京国立博物馆以及维多利亚和亚伯特博物馆收藏。金村出土的蜻蜒眼中既有钠钙玻璃，也有铅钡玻璃。这也是被西方认识最早、研究最多的一批战国蜻蜓眼（图四）。

从以上几个身份显赫的墓葬来看，自春秋末年蜻蜓眼玻璃珠进入中国，美丽而稀少，成为王孙贵族们的钟爱，而玻璃珠的成分由纯粹的钠钙玻璃逐渐过渡到铅钡玻璃，工艺和式样越来越复杂，数量逐渐增多。

三、非凡的中国制造

据统计，中国出土的蜻蜒眼玻璃珠共有一千颗左右，分布在全国18个省自治区，时代跨度可能从春秋到西汉。东汉以后也有零星发现，或是传世孑遗，或是另有来源。考古资料显示中国最早的蜻蜒眼珠出土于新疆轮台县群巴克IM27，在中原最早出现于山东、山西、河南、湖南，时期为春秋末至战国初，数量较少，到了战国中期地域扩大到湖南、湖北、陕西，数量增多，到了战国中晚期，蜻蜒眼珠分布以两湖为最集中，西扩至甘肃、陕西、四川，南扩至广东。

最早的蜻蜓眼珠作为贸易品到中国，造型颜色都较为单一，但战国初期开始中国由仿制到创新，从胎体、颜色、形状、工艺和技术都进入了本地化阶段。中国制造的突出特点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蜻蜓眼与西方玻璃最大的区别在于以铅钡作为助熔剂，而非钠钾。

（二）珠体形状上的创新。有两种珠子应该是中国独创：一个是管状圆柱体形珠（图五），工艺造型极其复杂，是楚地或中原的独创；还有一种正方体形珠（图六），只在山西、河南两省出现过，也属于自创产品。

（三）胎体的多样化，中国不仅有玻璃胎体珠，更创造了大量美丽的陶胎体珠（图七）。

（四）眼睛的形状变化多端，中国制造的蜻蜓眼珠在眼睛的造型上手法多样，丰富多彩，其中有非常独特活泼的离心圆多层眼睛（图八）、多星纹的复型眼（图九）。

（五）多种镶嵌工艺组合的蜻蜓眼珠，这种组合工艺制造出来的蜻蜒眼珠华丽匀称，图案色彩丰富饱满，如角锥状、管状眼睛凸出的珠子（图十）。

（六）复杂的纹饰，用或实或虚的几何线与眼睛间隔的蜻蜒眼珠（图十一），特点是用几何纹饰填充眼饰之间的空位，图案排列整齐，纹饰组合具有系统和规律性。北方和楚地存在不同的制造中心。

总体而言，蜻蜒眼玻璃珠是从外传入中国的，有的是定型的舶来品，有的是模仿制造，有的加入中国本土文化元素，使得蜻蜓眼玻璃珠的制作工艺登峰造极，将古代玻璃科技和艺术造诣推向巅峰。

四、蜻蜒眼玻璃珠的传入通道及楚中心分析

关于蜻蜓眼玻璃珠传人中国的通道和途径，学术界争论颇多。安家瑶认为是从西亚伊朗高原通过欧亚草原进入中国。后德俊提出“玻璃之路”一词，认为从印度、南亚而来。张正明认为印度传来。关善明则认为源头在西亚。林梅村则绘制了一条从古波斯

波斯波利斯

楚国的交通线。总结下来，形成了南、北两路之说，持南路传人观点的认为，中国蜻蜓眼玻璃珠的源头是古印度经东南亚传人中国，再经过陆路进入云南和海路传入两广，之后进入楚地和北方。持北路传人观点的认为中国蜻蜓眼玻璃珠的传人途径是欧亚草原和丝绸之路。赵德云在大量的分析后，否定了印度是中国蜻蜒眼玻璃珠的源头和中转站和海路传人以及南路传人之说（图十二），本人认为分析结果比较合理，而杜宾的一张珠子分布和传播图也可以佐证这个观点，这张图中很明显看出，从印度经过缅甸传入中国的是蚀花肉红石髓珠（Etche Carnelian Beads），而不是蜻蜓眼玻璃珠，时间是战国末期至汉末（公元前206年至公元220年）。

蜻蜓眼玻璃珠起源于埃及，流行于地中海、伊朗，通过草原民族，沿着欧亚草原一路向东，安家瑶提到与欧亚胡里特尼族有关，其中一支可能通过斯基泰游牧民族到达中国，沿欧亚草原从黑海沿岸东行，新疆作为中国与中亚交汇处，自然先有了玻璃珠的传人，达拜城、轮台，后来一路南下，到内蒙古、山西，初期集中在北方，而后南下，在楚地形成大量生产的基地。

无论蜻蜓眼玻璃珠从何处而入，为什么蜻蜒眼玻璃珠会在楚地被发扬光大，异彩纷呈呢？如何形成了“楚中心”呢？

从楚国的发展、疆域的扩大和特有的文化、宗教信仰几个方面可以解释这个现象。楚国从西周早期的诸侯国中一个微不足道的小国，发展到了春秋时期，已强大到与晋国对峙，后逐鹿中原，北渡汉水，疆域曾一度跃居诸侯国之首，这当中当然包括吞并擅制随侯之珠的随国（考古界已证实随国即是曾国），东临大海，西逾巫山，北至河南，南至五岭，版图的扩张、军事的强大、经济的发展，给蜻蜓眼玻璃珠的生产制造提供了物质条件，楚国民族众多，文化各异，使得楚人在融合异族，包容吸取方面尤其突出，形成了楚文化标新立异、海纳百川、富于创造的特质，从曾侯乙墓出土的系列编钟，美轮美奂的蜻蜓眼玻璃珠，已展示出楚国工匠巧夺天工的技巧和天赋异禀的创造力。而楚人情感浓烈、崇尚鬼神、盛行巫术，这一点从出土文物中看得到，从屈原《离骚》中的《九歌》也体现得出，诗中内容十分丰富，作者似乎要将宇宙中所有神秘的东西都包含在内，思想浪漫不拘一格，这也许就是楚人的想象力和创造力的体现吧。这种文化基因和蜻蜓眼玻璃珠的神奇瑰丽不谋而合，致使楚国及楚文化辐射区，不但形成若干生产制造中心，更形成了楚中心蜻蜓眼玻璃珠文化圈，从王公贵族到平民百姓对蜻蜓眼玻璃珠的喜爱和应用达到极致，从人物装饰到器物装饰，到墓葬装饰等等。楚人的艺术天分、创造意识、审美方式使得蜻蜒眼玻璃珠不是简单的模仿而是吸收并进，从形状、胎体、成分、工艺、装饰等方面大胆探索，造出最为神奇美丽的蜻蜒眼玻璃珠。

五、中国蜻蜒眼玻璃珠的文化和功能变异及消失

蜻蜒眼玻璃珠自通過贸易等手段进入中国，其文化要义也发生了改变，在西方有辟邪之意，强调宗教性和装饰性，在中国却从内涵和功能都发生了改变。

（一）尊贵和财富的象征

春秋末期至战国中期，蜻蜓眼玻璃珠多被作为随葬品葬入达官显贵的墓葬，以显示墓主的尊贵。

文献中常常提到“随侯之珠”，《庄子》中记载“随侯之珠，不饰以黄金，其质至美”，《淮南子览冥训》记载“譬如随侯之珠，和氏之璧，得之者富，失之者贫”，讲出了随侯之珠的历史地位和稀有名贵，蜻蜓眼玻璃珠即“随侯之珠”，在当时已然是身份和财富的象征。

（二）与中国礼制结合

南越王墓、江陵马山一号墓、湖北江陵杨场战国楚墓、湖北江陵纪城一号古墓等出土文物中，蜻蜓眼玻璃珠出现在墓主的组玉佩中，馆饰中有的作为棺椁装饰挂件（图十三，1），有的作为墓主腰部挂件（图十三，2、3），这些装饰和葬饰证明蜻蜓眼玻璃珠已经成为表达礼制的一部分。

（三）应用于更多的器物装饰

蜻蜒眼玻璃珠做剑饰，镶嵌在带钩上的装饰，镶嵌在镜子上及瓶器上的装饰等等（图十四），都是蜻蜓眼玻璃珠被广泛应用在世俗美学之中的例子。

蜻蜓眼玻璃珠出现于春秋中期，到汉代突然消失，令人费解。我们可以从三个方面来解释。

首先，从中国自产的蜻蜓眼玻璃珠本身来看，属于低温铅钡玻璃色彩艳丽但质地清脆易碎，汉代王充《论衡》描述“销烁玉石，作五色之玉，比之真玉，光不殊别”，宋代《石雅》中写道“色甚光鲜，质则轻脆”，都说明了中国玻璃的特点，色、质的优缺点，所以从耐用和传承方面，战国蜻蜓眼是不具备优势的。

其次，从历史变迁角度看，楚国是蜻蜓眼玻璃珠最好的传承者，在战国末期，经不住秦国的金戈铁马，最终沦陷，蜻蜓眼玻璃珠的制作工艺连同楚文化一同被摧毁，秦统一中国，似乎连同玻璃工艺在内的手工艺突然中断，从此蜻蜒眼玻璃珠的工艺再无复苏。

另外，从文化变迁来解释似乎不难。春秋战国是一个从分封建制到大一统的专制的特殊的过渡期，思想家辈出，诸子百家争奇斗艳，战乱纷争，群雄割据，但文化各放异彩，蜻蜓眼珠以其绚丽的外表和科技含量有广阔的流行和发展空间，而到汉代，独尊儒术，儒家崇尚玉。“君子温润如玉”，不讲外表之华丽，更重人性之内涵，也许这一独尊和偏爱也是导致蜻蜓眼玻璃珠的迅速消失的一个重要因素。

结语

蜻蜓眼玻璃珠在春秋中晚期，进入中国，即进入了继承、创新的发展，中国在舶来珠的基础上进行仿制、创造，制作出自己独有的蜻蜒眼玻璃珠。蜻蜓眼玻璃珠被当贸易品引入中国，它的形象、内涵和含义都发生了改变，文化和寓意也发生了变化，这也充分体现了中国古代人民包容、吸收并进的文化特质。目前战国蜻蜓眼珠分布在世界各地的博物馆、大学、考古研究所，也被收藏家收藏。

（责任编辑：阮富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