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的蚀花石珠源流探析六
李钰
所谓蚀花，是运用化学方法对玛瑙或玉髓进行处理，使珠饰表面呈现特定人工纹饰的方法。早期的蚀花石珠是印度河谷文明和两河文明之间的重要贸易品，后来扩展到西亚、中亚和东南亚各个地区。中国新疆、云南、西藏、两广等地出土了大量的蚀花石珠，同时在中原地区也有零星出土。这种工艺特殊的珠饰在国内外各个地区分布广泛，对其源流进行探析，或可印证古代中国与国外不同地区之间的文化交流和贸易往来。
国内蚀花石珠的研究始于夏鼐先生，他在1974年发表的论文中首次将“etched camelian bead”翻译为“蚀花的肉红石髓珠”，这是国内对蚀花石珠科学认知的源头，而该称谓也被很多后续的研究者所沿用。吕红亮先生则进一步阐述了国外蚀花石珠的制作工艺与分类，整理了国内出土或采集的蚀花石珠的相关资料，并对国内蚀花石珠源流进行论述。其后，赵德云先生整理和论述了西周至汉晋时期中国出土的外来珠饰，将蚀花玉髓珠作为其中的一部分，对国内外蚀花石珠的交流进行了初步的探讨。除此之外，童恩正、霍巍、张增祺、段渝、徐苹芳等先生在论述西藏、云南、四川与印度、缅甸地区在古代的交通贸易路径时也有提及蚀花石珠，将其作为中外文化交流证据进行考量。
蚀花石珠主要的基质为玛瑙或玉髓，这两种矿物都是以二氧化硅为主的隐晶质聚合体，而二氧化硅对除氢氟酸以外的所有酸反应性质稳定，因此在古代，人们没有条件用酸对玛瑙或玉髓珠进行蚀刻。而贝克和麦凯的实验证明，古代的蚀花工艺主要使用的原料是碱。中国出土的蚀花石珠除了有红玉髓材质外，还有很多以黑色的玉髓或玛瑙为基质者，因此本文讨论的珠饰可称为蚀花玛瑙或玉髓珠，统称蚀花石珠。
一、蚀花石珠的分类
蚀花玉髓珠可以按照蚀花工艺不同分为很多种类，贝克在其论文中提到了三种不同的蚀花玉髓珠，并将蚀花工艺分为两种类型，分别称为型一（Type I）和型二（TypeII）；1949年狄克逊将贝克之前提到的第三种蚀花玉髓珠定义为型三（Type III），并根据新的考古发现，界定了两种新的蚀花玉髓珠类型。为了方便讨论，将其暂译为型四（Variety A）和型五（Variety B）。按照上述的五种蚀花工艺类型，可将蚀花玉髓珠分类如下：
型一，在天然的玉髓表面绘制白色图案。
型二，首先将整个玉髓表面染成白色，然后在白化后的表面上绘制黑色图案。
型三，在天然的玉髓表面绘制黑色图案。
型四，首先在天然的玉髓表面部分区域绘制白色图案，然后在已经绘制了白色图案的区域绘制黑色图案。
型五，同时在天然的玉髓表面绘制相间的白色和黑色图案。
需要指出的是，贝氏和狄氏的蚀花工艺型理论能解释大部分蚀花玉髓珠的蚀花工艺。但在未经实验证实的情况下，型理论不适用于解释蚀花玛瑙珠。关于玛瑙珠的蚀花工艺，暂时没有可参考的研究成果，不过推测其工艺流程可能比玉髓珠的蚀花更为复杂。
对蚀花石珠的分类工作此前有学者做过相关尝试，赵德云先生和吕红亮先生都曾根据蚀花石珠纹饰的不同进行过区分。本文依托最新的考古资料，考虑以蚀花工艺为一级指标，分别下设以纹饰和形制为标准的次级指标构建分类体系。国内已出土的蚀花石珠样品绝大多数为型一工艺蚀花，此外有1颗型二和3颗型五工艺蚀花的样品，以及一些用当前“型理论”无法解释的特殊蚀花玛瑙珠。型一工艺的蚀花石珠可以划分为A、B、C三类，型二工艺的蚀花石珠在国内仅见一例，且纹饰在型一蚀花石珠中有相类者，因此合并至B类；型五工艺蚀花石珠为三色蚀花，蚀花工艺和地理分布都与前述型一蚀花石珠不同，单独划分为D类；除此之外国内出土了一些特殊的蚀花玛瑙珠，其蚀花工艺无法用现有的“型理论”来解释，暂且将这些蚀花石珠划分为E类，这种划分只是在当前条件下的权宜之计，日后在相关领域的新的科研成果或許能对这个体系做进一步的扩展和完善。本文的分类体系详述如下：
A.型一线纹蚀花石珠
A1.等宽线纹蚀花石珠：图案为若干条直线环纹，线条粗细均匀。是分布范围最广、数量最多的蚀花石珠类型，多呈桶形。国内所见样品皆为红底白线“型-a”工艺蚀花。另有一颗球形单线红玉髓蚀花珠，出土于中国新疆。
A2.不等宽线纹蚀花石珠：图案为若干条直线环纹，线条粗细不均匀。国内所见皆为黑底白线“型-b”工艺蚀花的样品，蚀花线条数多为奇数，最中间者通常较粗，仅广州汉墓出土一例例外。新疆帕米尔高原的两座墓葬中出土6颗。
B.型一几何纹蚀花石珠
B1.带点几何纹蚀花石珠：图案为线条组成的几何纹，在线条间隙中装饰点纹。国内所见样品除1颗白底黑线型二工艺蚀花石珠以外皆为“型-a”工艺蚀花，形制多样，多见桶珠，另有球珠若干和一例圆锥形珠。新疆丝路沿线的诸遗址有出土，广东徐闻汉墓中出土的球形蚀花石珠可能也属于此类。陕西宝鸡益门村出土的圆锥形蚀花石珠也按纹饰划归为B1类。
B2.不带点几何纹蚀花石珠：图案为线条组成的几何纹，常见网格纹，与B1的区别在于不带点纹，常见长桶形、梭形，另有球形、水滴形坠子各一。国内所见样品均为“型-a”工艺蚀花，国内此类蚀花石珠仅见于新疆丝路沿线的诸遗址。
B3.五边形格蚀花石珠：孔道边缘有两条环形口线，其间由直线围城两排相邻的五边形格。广西合浦发现两例“型-b”工艺蚀花球珠。
B4.填充纹饰的五边形格蚀花石珠：同B3带有五边形格，每个五边形格内各填充一个几何图案，新疆发现两例，通常被认为晚期样品。
C.型一蚀花片珠
C1.带边缘线的蚀花片珠：边缘带有蚀花线的菱形、圆形或椭圆形片珠，双面蚀花。新疆帕米尔高原出土圆形片珠和菱形片珠各一例。菱形片珠相对少见，正中带点纹。
C2.带十字纹饰的蚀花片珠：带有空心十字纹的菱形或圆形蚀花片珠，双面蚀花。新疆发现2颗菱形片珠，分别带单层边框和双层边框；23颗为圆形片珠，无边框。
C3.帶双斧图案的蚀花片珠：带有“一”字纹、沙漏形或双斧形纹饰的矩形或椭圆形片珠，双面蚀花。新疆帕米尔高原曲曼遗址出土两例双斧图案的蚀花片珠，一例线条交叉，图案类似篆书“五”字；一例图案呈沙漏状。
C4.带折线纹饰的蚀花片珠：带有顺孔直线纹，其间有直线和折线纹的矩形或束腰形片珠，双面蚀花。新疆出土一枚带有平行的“V”字折线纹，其余的图案都是顺孔方向的折线纹。
C5.边缘带放射状短线的蚀花片珠：边缘带有一圈放射状短线的圆形片珠，双面蚀花，新疆出土2例。
D.型五三色蚀花石珠
D1.三色蚀花桶珠：型五工艺蚀花桶珠，底色为红玉髓，上饰黑白相间的蚀花线。云南晋宁石寨山出土两例，广西合浦贵县出土一例。
D2.三色不规则形制蚀花石珠：型五工艺蚀花石珠，形制不规则。仅见云南一例，铜鼓形。
E.其他蚀花玛瑙珠
E1.环绕条纹蚀花玛瑙珠：黑底白线，上饰直线环纹或平行的斜线环纹。此类蚀花玛瑙珠白线与整体处于同一平面，黑色底色可能也是人工染色，且黑白色间存在过渡，不适合用“型理论”解释。青海湟中县出土一颗带有两组四条直线环纹图案者，河南淅川下寺出土一颗带有两条平行斜线环纹者。
E2.虎牙图案措思：黑底白线，孔端各有一条口线，口线上有两排相互交错的锯齿纹。国内出土的两颗，西藏阿里札达县曲踏墓地和湖南长沙西汉曹娱墓各出土一例。
E3.黑白线珠：黑白相间或棕白相间的宽线蚀花桶珠。此类蚀花玛瑙珠的深色和白色部分都是人为加工的，其黑白色都在同一平面，且两色之间存在过渡，不适合用现有的“型理论”来解释。新疆帕米尔高原曲曼遗址、河南淅川下寺楚墓和云南晋宁石寨山各出土一例。
E4.带闭合曲线纹的蚀花板珠：平凸的圆形板珠，凸面蚀花，带有闭合的曲线纹。此类蚀花石珠国内仅见两例，一例见于新疆，图案为极特殊的空心“C”字纹；另一例见于西藏阿里，图案为闭合的单层圆环纹。
综上，将国内出土的蚀花石珠简要分类并对国外同类样品的分布状况列表如下页图表（图表中“*”表示国外该地区存在同类型蚀花石珠的遗址）：
二、蚀花石珠的年代与分布
蚀花石珠在古代一直是重要的贸易品，其在同一历史阶段的不同遗址出现可以揭示历史上不同地区的贸易关系和技术交流，并能进一步反映当时当地的审美、宗教等深层次的社会状况。1933年贝克先生根据当时能搜集到的蚀花玉髓珠的考古年代资料，将蚀花玉髓珠的制作历史划分为三个时期：
早期，公元前2000年以前。通常带眼纹，少数为直线纹。
中期，公元前300年至公元200年间。多为直线纹构成的几何图案，少数为点纹和眼纹。
晚期，公元600至1000年间。纹饰较复杂，多见流畅的曲线图案和五边的星形纹饰。
实际上这个分期理论依旧存在着问题，还有待进一步的修改与讨论。首先，蚀花石珠中期与晚期实际存在的界限并不明确，比如印度地区直到公元后1100年还在制作蚀花石珠，也就是说在时间的概念上，中晚期的蚀花石珠无论是图形还是制作地点都有重合的部分。其次，贝克是以南亚与西亚的蚀花石珠为基础来探讨，并没有考虑到南亚次大陆、东南亚甚至是中国的蚀花石珠资料。因此，本文在地缘分布特征的讨论中，只是依照出土遗址与文化类型的考古年代来作为时间上的依据，进行整理与分析。
约公元前2600至公元前1900年，蚀花石珠主要发现于印度河谷文明以及两河文明的遗址中。印度河谷文明应为早期蚀花玉髓珠的发源地，在旃符达罗和洛塔尔还发现了古代制珠作坊遗址以及蚀花玉髓珠半成品。两河文明的启什、乌尔、乌鲁克等遗址均有蚀花玉髓珠出土。当前学术界一般认为在公元前第三千纪到第二千纪之间，同样繁盛的印度河谷文明与两河文明之间就已建立起固定的贸易联系。苏美尔人用本地出产的粮食、纺织品和贵金属购买古印度人的铜矿、木材、象牙制品和蚀花玉髓珠。公元前第二千纪早期，印度河谷文明突然衰亡，但蚀花石珠的制作工艺被部分传承下来并可能以技术输出的形式扩散到周边区域。依据目前考古发掘的成果来看，中国境内没有典型的早期蚀花石珠样品出土。
公元前600至公元400年，蚀花石珠的制作在南亚多地复兴，此时对应古印度的早期历史时期，是历史上蚀花石珠制作和交流最为旺盛的阶段。当时最大的制珠中心应是巴基斯坦的塔克西拉，这里是犍陀罗文化的中心，出土了数以千计的不同种类的珠饰，其中包括大量蚀花石珠；其次是印度北部恒河流域和南部印度次大陆地区，比较重要的遗址包括柯桑、马斯基、阿里卡梅度等。铁器时代各地繁盛的贸易使蚀花石珠的扩散几乎遍及旧大陆：东至中国两广，西至地中海岸，南至南洋群岛，北至西伯利亚。东南亚的缅甸、泰国、越南和中国云南的同时期墓葬中，都曾零星出土过印度地区没有或极少出现的特殊蚀花石珠，而且这个阶段的蚀花石珠的纹饰和形制往往带有很浓郁的地方特色。可以推测中期很多地区学习了印度的蚀花石珠制作技术，或者直接从印度引进工匠订制。法国学者贝利娜也认为蚀花石珠是东南亚地区“印度化”的标志物之一。目前中国国内考古发现的大部分蚀花石珠都是此时期的样品，其蚀花工艺、纹饰、来源地也各不相同，需要有针对性地进行讨论。
公元600年左右，穆斯林的入侵使蚀花石珠的制作在印度逐渐式微，只有零星的几个地区在持续生产，取而代之的可能是位于伊朗的波斯帝国。西亚的波斯等地可能在更早的时期就已经在本地生产蚀花石珠，而当时印度的蚀花石珠制作产业也并未完全消失，因此所谓的“晚期”蚀花石珠可能在一定时间内是与中期蚀花石珠共存的。此阶段的蚀花石珠在中国新疆地区出土了部分样品，据推测可能是由西亚地区制作并传入的。
三、中国古代出土的蚀花石珠的源流
本文在此前多位学者工作的基础上，遴误补缺，统计得到中国古代遗址出土的蚀花玉髓或玛瑙珠共计122颗，其中有4颗图案和类型不明，有详细资料可以参考的国内蚀花石珠样品118颗。中国出土蚀花石珠的遗址共30个，其中两汉时期或相当于两汉时期的遗址有18个，占大多数，另有一些遗址年代早可至春秋时期，晚可至魏晋时期。目前中国古代遗址中发现的蚀花石珠绝大多数应为域外舶来品。从出土蚀花石珠遗址的年代和与国外同类样品对比的结果看，中国目前无早期蚀花石珠样品发现，所发现的大多为中期蚀花石珠，新疆地区另有少量晚期样品。
本文按照五大区域分别对国内出土的蚀花石珠进行探讨，其中新疆地区出土84颗，云南地区23颗，青藏地区4颗，两广地区6颗，中原地区5颗，从全国范围来看，国内蚀花石珠的分布在地缘上大致呈现边陲地区数量多、分布集中，中原腹地数量少、分布零散的特点。国内各区域出土的蚀花石珠源流分析如下。
（一）丝路沿线与葱岭的蚀花石珠
新疆地处亚洲腹地，数千年来一直承载着亚欧大陆东西方之间的人种迁徙融合和文化经贸交流，这种时至今日还尤为重要的地理位置，使新疆历史上的人口种族、语言文化、宗教民俗、政权更迭都呈现出多元化和交融性的特点。西汉建元元年（公元前140年）至元鼎二年（公元前115年）间，武帝两次派遣张骞出使西域，使中原文明首次经由新疆与中亚地区建立起官方的联系；地节二年（公元前68年），汉宣帝派遣郑吉保护丝绸之路南线贸易商路；神爵二年（公元前60年），西汉政府在新疆轮台设立西域都护府，督护丝路南北两线，正式将新疆纳入中央政府管辖。
新疆地区共出土蚀花石珠84颗，目前数量为全国之最。出土蚀花石珠的遗址年代上讫商周下至汉晋时期，比国内其他地区年代跨度长。丝绸之路南北沿线的于阗国（和田，图一、图二）、温宿国（温宿县包孜东墓群，图三）、龟兹国（沙雅西北裕勒都司巴克）、扦弥国（圆沙古城，图四）、姑墨国（阿克苏）等遗址都出土过数量不等的蚀花石珠。这些蚀花石珠多见A1类等宽线纹、B1类带点几何纹、B2类不带点几何纹和C2类空心十字纹片珠四种类型，同类样品在南亚的塔克西拉、柯桑、中亚阿富汗的黄金之丘和西亚多地有出土，说明这些蚀花石珠可能是从南亚和西亚地区经由大夏（希腊
巴克特里亚）传人新疆。和田等地东汉时期的地层发现了一些铸有印度怯卢文或者希腊文的“汉怯二体钱”也印证了当年新疆和印度、西亚地区有非常密切的贸易往来。1928年黄文弼先生在沙雅考察时采集到一颗B4类带“卍”字符号的蚀花石珠（图五），据一同采集的五铢钱和新莽时期的铜币推测遗址年代为公元2到4世纪，其图案风格比较类似晚期的蚀花石珠。丝绸之路沿线的蚀花石珠涵盖中晚期样品，应该是经由丝绸之路从西亚和南亚地区贸易而来，这些珠子除个别零星传人内地以外，大多分布在西北地区的各遗址中。中亚和西亚的北方草原民族有游牧习性，珠饰对其不只是装饰品，更是可以随身携带的重要财产，而丝路沿线的各民族大多从事东西方商贸活动，很容易接受这些便携且稀少的饰品并产生价值认同。
位于帕米尔高原塔什库爾干的两座墓葬群中出土了大量不同类型的蚀花石珠，其墓葬年代较早，距今约2500年。帕米尔高原古称葱岭，素有“欧亚文明的十字路口”之称，早在3000年前，塔什库尔干地区就通过瓦罕峪与阿富汗进行交流，并进而与伊朗高原和两河流域产生联系，向南穿越拉达克可以进入巴基斯坦的印度河谷和印度的恒河流域。这里出土的蚀花石珠与丝路沿线遗址中出土的有较大差异，主要分为两种，一种是A2类非等宽线纹蚀花石珠，皆为“型-b”工艺蚀花，曲曼遗址M32出土5颗（图六），帕米尔高原古墓M10出土1颗，这类蚀花石珠曾在塔克西拉出土，但数量稀少。另一种是双面蚀花的c类片珠，在曲曼遗址的M11、M14（图七）和M23（图八）出土了10颗带有波折纹和直线纹的C4类样品，同类样品见于塔克西拉公元前4世纪的考古地层；带有双斧纹饰的C3类蚀花片珠以及带有边缘线的Cc1类蚀花片珠在曲曼遗址M11和M24（图九）都有出土，这两类蚀花片珠见于塔克西拉和恒河流域的印多凯拉尔遗址；曲曼遗址M16（图十）和M24共出土了23颗带空心“十”字纹的圆形蚀花片珠，同类样品在印度恒河流域遗址中有出土；曲曼遗址M11出土一颗边缘有12条放射状短线的C5类圆形片珠属于印度南部地区的典型器，这种边缘带有放射状短线的圆形蚀花石珠曾大量出土于印度南部的大石墓遗址中。另外，曲曼遗址还出土了两颗特殊的蚀花玛瑙珠：M11出土一颗中间蚀宽白条带纹的蚀花玛瑙珠，可能来源于印度；M32出土一颗单面蚀花玛瑙平凸版珠，图案为闭合的空心“C”型曲线纹，其他地区尚未发现同类的蚀花玛瑙珠。综上，帕米尔高原出土的蚀花石珠的主要源头是南亚地区，但可能由于宗教或审美方面的不同，使这里出土的蚀花石珠在种类上和图案上都与丝路沿线地区存在差异，这其中可能存在的深层原因还需要今后更多的考古证据加以佐证。
（二）滇文化与西南夷道的蚀花石珠
公元前3世纪至公元2世纪间，云南地区存在过以滇池为中心的高度发达的青铜文化古国，据张增祺、王大道等学者考证，古滇国的主体民族应是古代百越人的一支，后来在云南以滇池区域为中心发展了相对独立的青铜文明，但是很多文化器物和民族习俗方面仍然可见到与其他越人的相似之处。青铜时代的云南，除滇池区域的滇人之外，还分布着白狼羌人、昆明人和叟人（又称巂人，张增祺先生认为是公元前3 2世纪从西域南迁的塞种人）。自秦汉迄唐，一直有几条重要的交流通道经由云南与国外进行交流，其中最重要的是“东越道”和“西夷道”：“东越道”北线为“蜀-滇-夜郎- 南越道”，南线为“蜀安南道”；“西夷道”为“蜀-身毒道”。其多样的民族属性和特殊的地理位置造成它与北方的草原文明、西部的南亚地区、东部的两广地区以及南部的中南半岛地区都存在过直接或间接的交流与联系。
已知云南出土的蚀花石珠共计23颗，分别出自于晋宁石寨山、江川李家山和曲靖八塔台三个墓葬群的8个遗址中，年代多在两汉时期。通过对考古遗址分布的观察，不难发现云南出土蚀花石珠的遗址大都集中在古滇国的中心——滇池区域，这里的主体民族是在滇国占据统治地位的滇人，而在羌人、叟人、昆明人的遗址中都尚无蚀花石珠出土。通过对各地出土的蚀花石珠进行仔细比对，可以发现云南出土的23颗样品中有17颗是A1类等宽线纹的蚀花红玉髓珠，这是蚀花石珠中最为常见的一种。新疆和印度出土的A1类蚀花石珠多为中段略鼓的长桶形，颜色不均匀；而云南出土的A1类蚀花石珠除个别与新疆的样品类似外，大部分样品为两端截平的圆柱形，具有边角锐利，打磨精湛，光泽和透明度好，色泽鲜红均匀的特征，同类蚀花石珠多见于东南亚的泰国、缅甸和越南的青铜时代遗址。此外，晋宁石寨山出土了2颗型五D类三色蚀花玉髓珠（图十一、图十二），此类蚀花石珠在南亚地区罕见，却在泰国和缅甸的多个遗址有出土，年代约为公元前后，且伊恩·格拉佛等人曾对泰国出土的蚀花石珠进行地球化学分析，认为东南亚的一些蚀花石珠选用的是当地的原材料，并非从印度直接进口。而张增祺先生曾经指出蚀花石珠在古滇国遗址中出土的上万颗玛瑙珠中只是凤毛麟角，且造型风格也与本地原产的玛瑙饰品有较大差别，因此在当时极有可能是“十分珍贵的外来品”。综上，本文认为云南地区的蚀花石珠绝大多数是舶来品，主要来自东南亚地区。由于云南位于中南半岛北部，其在早期文化上与越南的东山文化和泰国的班清文化都存在一些潜在联系，因此东南亚的蚀花石珠可能直接经由越南传入。滇池以东的曲靖（古称同师）正是“东越道”上的要冲，由两广和越南进入云南的必经之地，因此在这里出土了蚀花石珠洽有印证之功。
但是东南亚地区或许并非云南蚀花石珠的唯一来源，本文认为有少量蚀花石珠可能是经由“西夷道”从印度经缅甸传人云南，此外还可能有个别样品是在本地加工制作的。晋宁石寨山M13出土一颗E类条带纹蚀花玛瑙珠，类似样品曾出土于印度门迪和中国新疆，它与一同出土的另一颗蚀花玉髓珠可能同时来自于南亚地区，经由“蜀身毒道”传人云南。晋宁石寨山M13出土一颗A1类蚀花红玉髓断珠，长桶形，图案为2组10条直线环纹，残存6条，其白色蚀花极浅，褪色严重，蚀花工艺似不成熟，与云南出土的其他蚀花玛瑙有差别，故而推测此珠有可能是当地或者周边地区仿作的蚀花石珠。江川李家山M69出土一颗A1类蚀花红玉髓珠，珠体硕大，长达6厘米，且孔径极粗，缅甸地区有类似的蚀花玉髓珠样品，但皆为细小的对钻孔，推测此珠是当时由于使用需要，滇人对这颗珠子的孔径进行加工扩大。云南是西南地区铜鼓的发源地，铜鼓被作为礼器、乐器、贮贝器等广泛应用于滇人的生活、祭祀和丧葬仪俗中，晋宁石寨山M1出土了4颗铜鼓型玛瑙珠，除了3颗天然玛瑙之外，还有1颗是用“型五”工艺制作的D2类蚀花石珠，其形制带有浓郁的地方特色，在其他地区皆未发现类似样品，可能是当时的贵族为了满足自己的喜好聘请工匠在本地专门定制的特殊饰品，也可能是云南当地的工匠以蚀花桶珠为基础重新打磨改制成的。滇文化墓葬中出土的許多玛瑙和松石质的牛头型、鸟型、乳突型饰品形制都非常独特，且很多珠饰所用玛瑙原料取材于当地的保山和滇池周边的矿脉。石寨山墓葬群附近的河泊所村聚落遗址还发现了专门加工玛瑙饰品的作坊，这都可以看出古滇国的工匠已经掌握了独立加工半宝石饰品的技艺，因此不能排除当时云南的工匠也可能对蚀花玛瑙珠的生产做过一些尝试。
（三）青藏地区前吐蕃时代的蚀花石珠
青藏地区和喜马拉雅山周边地区有一种被称为“思”（藏文转写：gZi，音译常作：dZi）的蚀花玛瑙珠。gZi珠在民间被称为“天珠”，通常为黑白相间或棕白相间的蚀花玛瑙珠，多见长桶形、短桶形和椭球形三种形制，通常带白色环形眼纹和直线、曲线等几何纹组成的规则图案。
gZi珠的年代、产地、制作方法始终成谜。四川博物院（图十三）、西藏博物馆和西藏拉萨罗布林卡收藏了一系列gZi珠，这些珠饰是作为藏族传统饰品流传下来的，没有确凿的考古年代。图齐提到藏族偶尔可以从古墓和耕土中发现gZi珠，内贝斯基提到在藏东那曲地区曾经有藏族从古墓中与青铜箭镞一起发现过gZi珠，夏鼐先生曾推测有一部分gZi珠可能是早于公元7世纪的古代遗存，但是具体年代难以确知。直到2014年，仝涛、李林辉先生带领考古队发掘了西藏自治区札达县的曲踏墓地，其中一座象雄时期的贵族墓出土了一颗gZi珠（图十四），被认为是国内外首个关于西藏gZi珠的地层资料。然而早在1975年湖南长沙咸家湖西汉曹撰墓就曾经与一串玛瑙水晶珠一起出土过一颗同类的gZi珠（图十五），只是当时的学者未能加以区分和重视。而喻燕姣教授最近发表论文对湖南省博物馆馆藏的花斑纹玛瑙珠进行了梳理，文中提到“珠为黑色地子，两端各饰白圈纹一道，白圈纹上各向珠中部延伸白色锥状纹带，颇似西藏的‘天珠”。西藏和湖南出土的两颗都是虎牙图案的gZi珠，进一步细分的话，应该属于gZi珠中的措思（mTsogZi）。
藏族英雄史诗《格萨尔王传》曾经提到格萨尔王征战sTaggZig王国，胜利归来后收缴了大量敌国珍宝，其中就包括大量的gZi珠，这里的sTaggZig为藏文拉丁转写，有学者译为“大食”，意指伊朗的波斯帝国；但是藏族学者才让太教授则认为sTaggZig并不应该单纯凭发音译作“大食”，而适合译为“达瑟”，并指出“人们把曾经和象雄有过联系的西部国家笼统称之为‘达瑟”。《册府元龟》记载“大羊同国（象雄古国），东接吐蕃，西接小羊同，北直于阗，东西千余里，胜兵八九万”，才让太教授推测象雄古国极盛之时的疆域包括西至克什米尔的里象雄、东至多康地区的外象雄，以及以冈底斯山为中心的中象雄，因此sTaggZig所指的极有可能是指中心位于西藏西北部的象雄古国。阿里地区是象雄古国的中心区域，出土gZi珠的曲踏墓地位于阿里地区象泉河上游，遗址就在古象雄国都穹窿银城的所在地附近，而碳十四测年显示该墓葬为距今1800年左右象雄古国强盛时期的遗存。北大崔剑锋教授曾对曲踏墓地出土的玻璃珠和釉砂珠进行检测，发现这些玻璃珠多为氧化铝含量很高的钠钙玻璃，应为印度河流域的舶来品，而印度河谷文明为蚀花工艺的源头，gZi珠作为蚀花玛瑙珠的一种，其技术上应该与古代印度的蚀花工艺颇有渊源。不过由于目前只有青藏高原及其周边的喜马拉雅山区有使用gZi珠的传统，在其他任何地区都没有大量发现过gZi珠，本文倾向于gZi珠可能是象雄时期青藏地区的先民在吸收融合印度河谷的玛瑙蚀花工艺后在本地制作的。不过由于当前西藏、青海相关的考古成果暂时还无法支持有效结论的提出，因此本文观点只是一种猜想，并不排除gZi珠从南亚地区传人的可能性。
2004年青海湟中县修建多巴国家训练基地时发掘出一处汉代墓葬群，其中一个东汉晚期砖券墓出土一颗E1类蚀花玛瑙珠（图十六），这颗蚀花珠与措思的蚀花工艺有相似之处，国外没有明确的考古样品能够对比，但是克什米尔吉尔吉特地区曾发现过一些同类的无地层样品，且类似蚀花玛瑙珠在西藏也有出现，因此可能是从南亚地区经由西藏直接传人的。青海大通上孙家寨汉晋墓出土一面边缘带有天然环纹的圆板型玛瑙珠一枚，2012年西藏札达县曲踏墓地地表采集到同形制圆板型蚀花玛瑙珠一枚（图十七），此类圆板型珠在西藏多见，藏族称之为马眼板珠（藏文转写：rTaMig），有些藏族将其视为“gZi珠族群”。同形制的天然和蚀花玛瑙珠最早见于距今4000多年的两河流域遗址，这种珠子在青藏地区的大量出现在一定程度上说明古代西藏与西亚地区曾有比较密切的交流。
（四）南越与海上丝路的蚀花石珠
南越国建国于公元前205年，定都番禺（今广东广州）。元鼎五年（公元前112年），汉武帝率兵征讨南越，南越灭国，划为九郡治之。南越传国93年，其领土几乎包揽了环北部湾所有的出海口，因此海路贸易十分发达，其治下的广西合浦、广东广州和徐闻都是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口岸。《汉书·地理志》记载“自日南障塞、徐闻、合浦船行可五月，有都元国，又船行可四月，有邑卢没国；又船行可二十余日，有谌离国；步行可十余日，有夫甘都卢国。自夫甘都卢国船行可二月余，有黄支国，民俗略与珠厓相类。其州广大，户口多，多异物，自武帝以来皆献见。有译长，属黄门，与应募者俱入海市明珠、璧流离、奇石异物，赍黄金，杂缯而往”。这段文字详细记述了汉朝海上丝绸之路的贸易线路，汉朝使者从两广地区出发，沿中南半岛下南洋，到达印度东海岸南部的“黄支国”（今康契普腊姆，Conjevaram），采购宝石珍珠黄金琉璃之后经南洋群岛返航。这也就不难解释为何两广地区两汉时期的墓葬群出土了大量舶来的珠串饰品。
广西合浦汉墓群是两广地区规模最大的汉墓群，墓群由6000多座墓葬组成，其中已有确知蚀花石珠出土的墓葬两座。广东广州墓葬群分布着300多座两汉时期的墓葬，其中有两座墓葬出土了蚀花石珠，年代都为西汉晚期。广东徐闻发现290多座两汉时期的墓葬，但是绝大多数墓葬规模较小，大部分墓葬随葬的都是相对低级的陶制明器徐闻出土蚀花石珠的墓葬信息很难确知，但是通过与其同时出土的数百颗琉璃、缠丝玛瑙、水晶珠等组成的串饰可以判断其应该属于徐闻汉墓群中等级较高者。当前确知的出土于两广地区的蚀花石珠仅有6颗，其中广州汉墓M3017出土的A1类蚀花红玉髓珠与云南晋宁石寨山M13出土的样品类似，这种图案的蚀花石珠在南亚和东南亚地区分布非常广泛；广东徐闻出土的蚀花红玉髓应为B类，但其蚀花线褪色，图案已难以辨认，这种“型一a”工艺的蚀花红玉髓珠在南亚和西亚地区出土甚多；广西合浦贵县鱼种厂M1出土2颗B3类蚀花玛瑙球珠，此类蚀花石珠较为常见，在塔克西拉和恒河河谷的十余个遗址中都有分布，东南亚的泰国、越南等地也有出土，应为印度向东南亚文化扩张所致，这些蚀花石珠在两广地区出现正是当时中国通过海上絲绸之路与国外交流的证据。两广地区还出土了两颗相对特殊的蚀花石珠：其一是广州汉墓M3029出土的A2类蚀花石珠，这颗样品蚀花线浅浮于表面，图案也相对特殊，与其他地区出土的黑白色非等宽线纹的蚀花玛瑙珠有较大差异，可能是蚀花工艺不成熟所致，广州汉墓中出土的这颗蚀花石珠也有可能并非来自印度，而是其他地区仿作的样品。另一颗是广西合浦北插江第二麻纺厂M27出土的一颗D1类三色蚀花石珠，其图案并不对称，蚀花部分只占整珠的一半，这种非对称蚀花的样品并非个案，而是古代工匠的一种固定设计，推测和其他D类蚀花石珠一样，可能来自东南亚。
两广地区的这三个墓葬群集中出土了大量外来的珠串和金银饰品，这是在国内其他同时期墓葬中所未见的。这一方面是由于两广地区作为外贸口岸的地理位置使然，当地人方便获取这些外贸精品；另一方面也可推知当年两广地区的人们可能以拥有和佩戴这些外来装饰品为风尚。除少量蚀花石珠以外，这些珠串饰品中数量最多的是各式玻璃珠，另有大量带有天然纹理的缠丝玛瑙、玉髓、水晶及琥珀珠饰和不同材质的微雕饰品，这些珠饰都带有明显的外来特征。南越王墓出土的一些金饰的设计风格和工艺特征都与同期地中海文化的饰物相吻合。汉代葬俗“视死如生”，这些外来装饰品作为随身饰品陪葬，或可说明这些珠串也是死者生前珍玩之物。海上丝绸之路是汉以前中国与西亚、南亚交流的重要桥梁，而两广地区的各个港口正是当年对外贸易的起点和终点，一直是两汉时期中原地区直接对外交流的窗口。因此，这些珠饰应该都是经由海上丝绸之路从西亚、南亚等地贸易而来。
（五）中原地区多源头的蚀花石珠
本文中原地区指的是在西周到汉晋间汉族作为主体民族的区域。迄今为止，中原地区明确有蚀花石珠出土的遗址仅有三个，出土蚀花石珠共计5颗，且分布零散。这三个遗址分别为陕西宝鸡益门村春秋秦墓M2：186、河南淅川下寺春秋楚墓M2和湖南长沙咸家湖西汉曹娱墓，前两个墓葬的年代均为春秋晚期，后者为西汉早期。
陕西宝鸡益门村M2墓葬年代为春秋晚期偏早，该墓葬发掘以来一直是学界争论的热点，其墓葬规模不大，但是其中出土了超过200件的金器、玉器、铁制兵器，另有玛瑙、釉砂、绿松石质的串珠多套。其中一套玛瑙串饰中有蚀花石珠1枚，为B1类带点几何纹圆锥形蚀花石珠（图十八），与数颗红玉髓竹节管珠为一串。圆锥形蚀花石珠相对少见，斯坦因从波斯俾路支斯坦采集到的样品中有两颗与此形状相同，贝克随后指出这些珠子的图案“与塔克西拉出土的蚀花珠非常相似，可能是中期的产物”。此外，在同一串珠饰上有一颗淡红色球珠，上有两条直线环纹，显系人工纹饰，疑为A1类等宽线纹蚀花石珠。该墓葬随葬品种类庞杂，且黄金带钩、金泡饰等文物明显受到北方草原文化影响，即使该墓葬确实从属于秦文化系统，也不可否认与戎狄交界的秦国与西北方的草原民族可能存在的相互影响和文化交流。这里出土的蚀花石珠显然不是本地的产物，结合一同出土的其他文物推测该样品可能是从南亚地区经由阿富汗和新疆的草原民族转运至秦地的。
河南淅川下寺M2是其一组墓葬中的主墓，年代为春秋中晚期，其南北各有两座大型陪葬墓M1、M3，以及一座中型陪葬墓M4。据考证，主墓M2墓主应为楚庄王之子，康王时期的令尹子庚，该墓葬出土了许多玛瑙和玉石质的串珠、压印花纹的金箔以及大量海贝。该墓葬出土的三颗蚀花石珠都相对特殊，一颗A1类蚀花红玉髓珠，梭形，上有三条直线环纹，与新疆曲曼遗址M11出土的一颗样品类似；但是这颗珠子直径0.8厘米，孔径竟达0.5厘米，这种大孔是其他同类蚀花石珠中罕见的。而通过比对不难发现西周到战国时期组配上作为玉器配饰的红玉髓珠和水晶珠一般都有较大的孔径，或可推测这颗蚀花石珠的钻孔原本并不大，只是当时楚人习惯使用大孔径的珠子装饰其组配或其他饰品，才在当地对成品进行了再次加工。另外两颗E类蚀花石珠与几颗天然纹理的缠丝玛瑙一起出土，其中一颗为E1类蚀花玛瑙珠，被两条平行的斜线纹环绕；另一颗则为E3类蚀花玛瑙珠，珠体正中有宽白色条带纹环绕。这两颗珠子纹饰规矩，线条粗细均匀，且不似天然缠丝玛瑙一样沿矿石层理分色，因此本文认为这两颗样品应是人为绘制纹饰的蚀花玛瑙珠，不适合用“型理论”解释。类似的带有宽白条带纹的样品曾在新疆和巴基斯坦塔克西拉出土。河南淅川下寺M2出土的三颗蚀花石珠的来源似乎同样指向南亚地区，这些蚀花石珠应与陕西宝鸡益门村所出土的蚀花石珠同样是经由新疆传人内地的。而考古学家在清理陕西宝鸡益门村M2时曾注意到这座秦国墓葬中出土了大量楚式玉器，这些玉器的纹饰和雕琢技法与“河南淅川下寺春秋晚期偏早的1、3号墓所出的玉器十分相似”，有学者认为这是秦楚交好的印证，认为当时秦楚两国之间存在密切的交流。从西北戎狄属地传入的几颗蚀花石珠可能先传人与之毗邻的秦地，再由秦地辗转至河南淅川下寺的楚国贵族手中。
湖南长沙咸家湖陡壁山M1为西汉早期墓葬，1975年的发掘中出土了3枚玉印，两枚鸟虫篆书“曹馔”二字，另一枚篆书“妾馔”二字，因此该墓葬也被命名为“曹馔”墓，当时的考古学家认为“曹娱其人很可能是诸侯王的近亲或妻妾，说不定就是定王（发）妃”。这座墓葬除陪葬大量玉器之外，还出土了一串由24颗水晶玛瑙珠组成的串饰，这其中有一颗E2类蚀花玛瑙珠（图二一），与西藏曲踏墓地发现的E2类蚀花玛瑙珠在纹饰和蚀花工艺方面都非常相似，这在前文已有述及。一同出土的玉髓和水晶球珠与两广地区所出土的珠串样品类似。喻燕姣教授统计，湖南由两汉至唐代的30余处墓葬中出土了80余颗“花斑纹玛瑙珠”，这些样品绝大多数都是天然纹理的缠丝玛瑙珠，并非蚀花工艺制作。对于那颗gZi珠，可能只是机缘巧合流入湖南的，现有资料不足以对其进行溯源。湖南长沙的汉代墓葬群和陕西咸阳马泉西汉墓中出土的缠丝玛瑙和玻璃、水晶、琥珀串饰与两广地区出土的样品非常相似，这些舶来的饰品应是从两广进口后又贸易至全国各地。因此本文倾向于湖南地区两汉时期的这类外来珠饰是从两广地区经海路转运而来的。
小结
依据上面所做研究，将中国古代蚀花石珠的源流整理如下：新疆地区出土蚀花石珠的遗址一部分在丝绸之路南北沿线，应该是从西亚地区经由丝绸之路传入的贸易品；一部分集中于帕米尔高原，可能是受当时巴基斯坦和阿富汗地区宗教文化影响的结果，两处出土的蚀花石珠样品风格类型各不相同，且后者年代相对较早。云南地区出土蚀花石珠的遗址集中在滇池区域，一部分应该是经由东越道传人云南，另有一部分可能是经由西夷道从印度传入。古滇国早期受到印度和东南亚文化的影响曾经广泛使用包括蚀花石珠在内的珠饰，但是随着中原文化的渗透，带有外来色彩的珠饰则相应减少。两广地区自秦汉以来一直是中國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能与东南亚、南洋群岛诸国和古印度直接进行贸易往来，这里出土的蚀花石珠无疑是经由海路传人的贸易品，在两汉时期开放的社会背景下，两广地区可能有过佩戴外来饰品的风尚。藏族自古以来对被称为gzi珠的特殊蚀花玛瑙珠非常重视，此类蚀花玛瑙珠在藏属文化圈以外区域鲜有发现，且多见传世品，本文猜测gzi珠起源可能与南亚地区有渊源，但应该是在本地制作的吐蕃时代以前的产物。中原地区出土蚀花石珠的都是高等级墓葬，样品数量少，分布零散，且搭配相对随意，可以窥知蚀花石珠在该区域并没有形成使用风尚，可能只是中原地区的贵族出于猎奇或个人喜好的目的进行收藏和佩戴。究其原因，其一可能是当时中原地区的玉文化自成体系，蚀花石珠以及其他外来珠饰很难融入这个体系中；其二由于中原地区以定居的农耕文明为主，对珠宝这种方便随身的财富需求并不强烈；其三古代掌握蚀花石珠制作工艺的各民族对其制作方法也保守的相对严密，国内可能一时无法对蚀花石珠进行本土化改造。
国内一般将珠饰看作为玉器的附属品，学术上对于珠饰品的研究，尤其是对蚀花石珠的研究，还处于“襁褓”之中。但实际上，蚀花石珠渗透于古代民族生活的各个方面，在各朝代各地域的历史文化中，扮演着重要角色。不同区域的主体民族对于某种装饰品的选择有着深层的社会原因，本文以上只是以蚀花石珠为视角进行的管窥，只有以更全面的视角进行多维度的比对分析才可能对这个问题有更深刻的理解和把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