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邓石如的游学与交谊看其书风的形成
张继超
摘 要：邓石如布衣终身，在碑帖之学转换之际，倡导碑学，确立碑派书风，为包世臣、康有为等人的碑学理论提供实践支持，对碑学的兴盛产生深刻的影响。邓石如书风的形成，既有他个人勤奋努力也有天赋因素，也受惠于他青年以后广泛交游，以及他所处的特定社会文化环境。
关键词：邓石如；书艺；形成；演变
书法艺术作为审美文化的一种特殊形态，任何一个书法家风格形成都离不开传统的影响和社会文化形态的外部作用。邓石如书法艺术成熟时期，是在清代中叶，政治稳定、经济繁荣、文化鼎盛，即所谓乾嘉盛世。这一切为邓石如书风形成提供物质保障以及文化环境。
乾嘉时期，考据成为研究学问的重要方法，文字学、金石学研究，推动整个学术思想界风气转变的同时，对书法创作也产生重要的影响。学术界的关注方向和治学方法的转变，这种变化直接影响到书法界，从而使师法传统和书学观念都发生了的转换。导致了碑学理论的确立和碑派书风的形成，从而影响邓石如书风的形成与演变。
一、邓石如书风形成的文化背景
乾嘉时期学术风气的转变，是多种因素条件共同发生作用的结果。以顾炎武等为代表，倡导的实证学风和怀疑精神深入人心，他们的研究激励了以后的研究者的热情。顾炎武注重对古代典章制度以及经学的研究，认为“舍经学无理学”，其博征实证的治学原则为朴学奠定了基础。乾嘉时期朴学家的治学方法和学术思想，基本是从对顾炎武等的继承和发扬而来的，是以汉代学者所开创的训诂考释方法为正统。
从康熙时期开始，统治者投入巨大的财力人力，组织编纂多部大型图书。康熙时期编成《康熙字典》，乾隆时期，历时十年之久，编纂《四库全书》。在编纂过程中，学者们见到大量的孤本，对照不同版本和多种资料进行考证，解决了许多学术难题和疑问。在整理文化遗产的同时，统治阶级加强了对思想和文化的控制。读书人不敢从事涉及现实的问题，转向对旧籍的挖掘和整理，考据等研究。
清代中期社会秩序的稳定、经济生活的发展，为学术研究提供了必不可少的外部生存条件。乾嘉时期，许多官员热衷于学术研究，许多学者文人成为官员的幕僚，从事学术研究和编撰书籍活动。商人参与资助学术研究，扬州一带徽籍盐商，延请文人学者住在家中，利用自己的藏书，共同校勘切磋，然后出资刻印。有了商人的资助，学者获得了充裕的时间和精力，潜心著述。扬州从而成为乾、嘉年间一个学术繁荣的文化中心。在江南一代，私家藏书风气的浓厚及各地书院的兴盛，为学者的治学研究和学术思想的流播传授提供了方便。私人藏书家收藏了大量图书典籍、金石拓片及手稿资料。有些藏家还对学者开放，供人研究著述使用。而各地书院的发达，更使学者的治学方法和研究成果得以广泛传播。
在乾嘉时期，大量钟鼎墓志出土，残碑断碣被挖掘，文人学者和金石学家争相寻访收藏。金石碑版的著录、鉴藏、整理与研究得到普及，并形成一种潮流。各个阶层的人士大都养成收藏金石拓片的爱好。在金石碑版的整理方面，鉴藏著录兴盛。在收集著录的同时，整理考证的研究也不断深入。金石学和文字学的发展及相互作用，不可避免地对以文字为表现载体的书法艺术产生了影响和推动。乾嘉时期金石、文字学者在书法方面的实践，促进了篆、隶等书体的复兴，同时也引发了书法界对金石碑版的关注和研究。隶、篆书法的繁荣，使碑派书法创作力量形成与帖学相抗衡的潮流。
二、邓石如书风的形成与演变
邓石如（1743-1805），名琰，字石如，号顽伯，嘉庆元年以后因避仁宗讳，以字行，号完白山人、古浣子等。安徽怀宁集贤关人，祖士沅为县秀才，精于書史，父一枝，号木斋，博学多通，兼工四体书，尤长篆籀，善印。邓石如少年时因家境贫苦，逐村童以采樵贩饼为生，仅在九岁时于从父亲读书。由于家庭的影响，邓石如很早就对刻印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他的书法是从篆隶起步。
大约在乾隆二十六年，邓石如已经靠书售印谋生，乾隆三十年，邓石如还曾经跟随父亲木斋先生前往江西宁国九江等地刻印卖字。但由于一直未获名家指授，邓石如这段时期还是以临古为主，直到乾隆四十三年 与金石家程瑶田订交，为他书法艺术的创变和发展提供了重要契机。邓石如最初受其父影响学习刻印并学写篆书，虽然勤学苦练，下笔自如，但因未通小学，不谙六书，多以己意为之。
青年以后的广泛交游，是邓石如书风形成的重要条件。书法风格的形成并不仅在技法层面，其内在的文化属性才是书法艺术的核心，更加重要。当邓石如小有名气后，辗转游历，曾在寿州为循理书院学生刻印并以小篆为人书扇，被在这里担任主讲的著名书法家梁巘看到。梁氏认为其书虽笔势雄浑，但未谙古法，于是介绍邓石如去南京梅家学习。邓石如在南京研究梅家收藏的大量古代石刻拓本，每种临摹各百本，又苦篆体不备。在经过这番系统的临习后，邓石如的书法开始走上正轨。
作为鬻书刻印自给的职业书法篆刻家，邓石如一直过着藤杖芒鞋、云游四方的生活。当他结束了在南京梅家的临摹练习后，不仅书艺获得脱胎换骨的提高，交游范围也扩展了很多。如程瑶田、姚鼐、金榜、李兆洛等，都对其独特的书法造诣十分钦佩，经常将他延至家中，待若上宾，论诗谈艺。乾隆五十五年，在户部尚书曹文植的反复邀请下，邓石如来到北京，著名书家刘墉等见到他的作品后，亦大为赞赏。不久之后，邓石如离开北京，被曹文植介绍到武昌入两湖总督毕沅幕中。三年后辞归，毕沅为其筹措买宅置田之资，颐养天年。
邓石如在篆隶诸体的发展上，独辟蹊径，致力于秦汉六朝金石碑版的研究，兼习历代各家之长，融会贯通，取得巨大的成就。也掀起了研习秦汉六朝金石碑版的风潮，形成了嘉道时期的新风尚。
包世臣在《国朝书品》中，列清朝书法为“神、妙、能、逸、佳”五品，把邓石如的篆书列为神品。从这可以看到，邓石如是以篆书获得赞誉的，这是因为当时习篆书者多以王澍为法，固守铁线玉箸之说，致使篆书拘谨靡弱，了无生气。邓石如纵临秦汉以来各家之作，尤得力于汉人碑刻，一扫当时呆板纤弱的积习。在他中年时期作品，字形长而略方，笔致轻松流畅而舒展；晚年渐趋奔放，字形愈显狭长的同时，下笔粗重劲利，势猛气足，能够感受到汉人篆书碑刻所特有的浑朴之气。邓石如在广泛汲取秦、汉碑刻的不同特点加以融合提炼，形成独具特色的书风。
在乾嘉时期，取法汉碑，攻习隶书者虽大有人在，但多囿于汉碑的沉厚朴茂，罕有跳出其面目者，即使是功力深厚如黄易等人，亦嫌拘谨。邓石如的隶书是从用笔和结字两方面入手的。逆笔中锋，使转苍厚，纵横驰骋。他常常运用篆、草的笔势融于隶，做到篆从隶入，隶从篆出。他能够在领悟和把握汉隶技法的基础上，发掘出汉代隶书的内核所在，在强调点画的运动感和整体性的同时，将书写的趣味作为重要表现内容，从而在乾嘉时期师法碑学的风气中脱颖而出。
邓石如的楷书也同样体现出强烈个性，研究他流传下的作品可以看到，邓石如主要学习北朝碑志刻石风格的作品，摆脱了唐楷影响。他晚年的真书丝毫没有矫揉造作之态。从点画撇捺上都体现出隶书的笔意。在结体上，不是以横画竖画的轻重和左高右低的妍丽取媚，而是力追端庄、率真的风格。邓石如的楷书与当时常见的楷书在技法和风格上明显不同审美取向，显得超然脱俗。
三、邓石如书风的影响
清代乾嘉时期，金石碑版之学大兴，对书法理论和创作实践也产生了重要影响，进而在清代中后期出现了碑派书风改变了唐以来书法创作的取法范围和审美取向。乾嘉时期的隶书风格与清初相比，已有了比较大的转变，最突出的点就是对汉碑的临习得到了真正的落实和深入。而促成这种转变的原因是由于学者的大量积极参加以及隶书创作的普遍化。
康有为在《广艺舟双辑》记载：“完白山人未出，天下以秦篆为不可作之书，自非好古之士，鲜或能之。完白山人既出之后，三尺竖僮，仅能操笔，皆能为篆。”这里有一定夸张成分，但是从另一个角度也可以看到，自邓石如之后，从事篆书书写的人逐渐增加。清代著名学者包世臣在与邓石如的交往中，受到邓石如的影响。
邓石如的书法实践，直接师法秦汉、北魏碑刻。在乾嘉时期，掀起一场碑学运动，他的艺术成就被当时书坛推崇，受其影响而成书坛名家者众多。后期在包世臣的《艺舟双辑》和康有为的《广艺舟双揖》的大力推广，最终确立了这位布衣之士成为碑学大家的地位。
包世臣认为：“邓石如篆书入神品，真书妙品上，草書能品上，行书逸品上。”康有为则认为：“盖少温之后，千年来作玉箸篆无人出其范围者，至完白山人远师秦汉而集其成。”康还说：“篆法之有邓石如，犹儒家之有孟子，禅家之有大鉴禅师，皆直指本心，使人自证自悟，皆具广大神力功德，以为教化主。从这些观点中，我们能够看到邓石如在嘉道时期的特殊地位。”
邓石如在乾嘉年间书坛以布衣身份异军突起，确实是很让人震惊的。赞叹者如刘墉、陆锡熊，称邓的作品：千数百年无此作矣。鄙视者如翁方纲，说他的书法“不合六书之旨，破坏古法”。究其原因，认为邓石如少产乡僻、见闻不广，未专诵习。这一说法经李兆洛、李元度等人的宣传，认为邓石如的书法书卷气不够，匠气的看法。
总之，邓石如是乾嘉时期碑学思潮兴起后，全面的实践者，在他的创作中体现碑学主张。在确立和完善碑学的过程中具有开宗立派的意义。他在篆、隶等书体及篆刻艺术领域的探索及所取得的成就巨大。在帖学向碑学的转变过程中具有扭转风气的作用，对嘉道时期以后的碑学和篆刻的发展，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参考文献：
[1]穆孝天，许佳琼.邓石如研究资料[M].北京：人民美术出版社，1988.
[2][3]上海书画出版社.历代书法论文选[M].上海：上海书画出版社，1979.
[4]刘恒.中国书法史（清代）[M].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9.
作者单位：
合肥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