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惠敏
摘 要：浙江古代藏书和刻书发达，在中国藏书、刻书史上有着很高的地位，有“小邹鲁”之称的金华（文章中指婺州、金华府），其藏书、刻书亦颇丰。自南宋以后，金华的私人藏书、书院藏书、寺观藏书及公家藏书等发展迅速，刻书业颇具规模，对金华地方文化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关键词：金华;婺州;藏书;刻书
1 金华古代藏书概况
最早的金华私人藏书家的记载是在宋代。在这以前，整个浙江私人藏书家很少，主要是因为先秦以竹简木牍为书，两汉以竹简、缣帛为书，书籍流传甚少，私人藏书也就十分困难。东汉时期造纸术的发明给书籍传播、流传创造了良好的条件，宋代活字印刷术的发明则极大地推动了藏书事业的发展。此后，私人藏书事业也就逐渐发展起来。纵观史书记载的金华古代藏书家，可以看出金华藏书兴起于宋、元，而兴盛于明、清。
1.1 宋代金华藏书家
金华地处浙中，“其山川之美，人物之盛，风俗之美，为浙东诸郡最”[1]。自宋室南渡，统治中心南移，中原文献聚之于金华，“金华文献渊薮，名贤辈出”[2]，吕祖谦、陈亮、何基、王柏、金履祥、许谦等历代名贤，数不胜数。因此，宋代金华学术思想特别活跃，讲学活动也非常盛行。学术思想的活跃，讲学风气的盛行，促进了藏书事业的发展。
宋代金华藏书事业属兴起时期，这一时期金华藏书家见于史籍记载的主要有潘景宪、何恪二人。
潘景宪，金华县人，宋孝宗隆兴元年（1163）进士。其藏书的最大特点是所藏多异本。据楼钥《跋春秋繁露》载：“《繁露》行世者，皆不合《崇文总目》及欧阳文忠公八十二篇之数。余老矣，就欲得一善本，闻婺女潘同年景宪多收异本，属其子弟访之，始得此本，果有八十二篇，前所未见。”《春秋繁露》为董仲舒所著，从文中意思看，可能此书在南宋时已佚失，幸得潘景宪保存此“异本”，楼钥得以过录，校为定本，使得《春秋繁露》能够“顿怀旧籍”。
何恪（1128—1178），字茂恭，号南湖居士，义乌人。初任永新县主簿，再调徽州录事参军，未上任，在家励学，筑园自娱。系绍兴三十年（1160）进士，曾著《南湖文集》20卷，“性好古，藏书至万卷。博览而工于文”[3]。
另外，南宋著名学者章如愚亦是重要的藏书家，其所编的类书《群书考索》（又名《山堂考索》）分前集、后集、续集、别集四大部分，每个部分又有细小的门类，共212卷，其搜采繁复、考证精详、持之有据、指引辨证、博洽详实，历来为人所重，在中国版本目录学史上具有重要地位。此书所涉及的范围甚广，据《山堂先生群书考索序》记载：“是书大而天文地理之幽，君道臣道之宏远，经史礼乐之渊懿，以至兵刑制置、财用盈缩、官制、边防沿革，靡不深探本源，具載无遗。”[4]。有了此书，便可以“远探千古，旁通物理”[5]。他所著除《群书考索》外，尚有文集百十卷行于世，今皆已散佚。
1.2 元代金华藏书家
宋代金华藏书事业兴起之后，到元代有了一定发展。但从整体来看，元代金华藏书事业发展缓慢。究其原因，主要是南宋末年蒙古铁骑南下，所过之处城市为墟，各地所藏典籍损失相当严重，因此，元代金华藏书事业同浙江藏书事业一样发展缓慢，然而并未中断。这一时期金华藏书家主要有浦江郑鉴、柳贯，东阳蒋玄、张枢等。现择其要者，简述如下。
郑鉴（？—1350），浦江人。早年拜师于方凤，“生平无他嗜好，惟聚书数千卷”[6]，并且藏有古代书法、名画、金石等。
柳贯（1270—1342），元代著名学者，“儒林四杰”之一，浦江人。他建有静轩楼，藏书至万卷，明代毁于火灾。
蒋玄（1298—1344），东阳人。家中饶有资产，但专心于读书。蒋玄得助家境之利，大量藏书，“聚书万卷，致力其中”[7]。
张枢（1292—1348），东阳人。其母潘氏是金华县人，“潘氏故多书，插架数万卷”[8]。张枢在其外祖父家中读书，并常居金华。
吴师道（1283—1344），字正传，兰溪人，至治元年（1321）登进士。延祐间，为国子博士，以礼部郎中致仕，终于家。一生以理学自任，晚年治学益精，剖析益严。著有《礼部集》20卷，《附录》1卷，《易杂说》2卷，《书杂说》6卷，《诗杂说》2卷，《春秋胡氏传附正》12卷，另著有《战国策校注》和《敬乡录》。
黄溍（1277—1357），字文晋、晋卿，元代文学家，金华义乌人。仁宗延佑间进士，任台州宁海县丞，累擢侍讲学士知制诰等职。生平好学，博览群书，议论精要，其文布置谨严，援据切洽，在朝中挺然自立，不附于权贵，时人称其为“清风高节，如冰壶三尺，纤尘不污”。著有《日损斋稿》33卷，《义乌县志》7卷，《日损斋笔记》1卷，《黄文献集》10卷。在书法方面造诣颇深，是元代著名的书法家。现存他的书法有《与德懋书贴》《免颖贴》《跋兰亭图》。
宋、元时期金华地区私人藏书开始兴起，并有了初步的发展，但是并没有在浙江占有突出地位。当时浙江地区藏书家人数众多，成就颇大，主要是在杭州、湖州、绍兴、宁波等地。然而，宋、元时期金华藏书事业的初步发展为明、清金华藏书事业的繁荣打下了基础。
1.3 明代金华藏书家与藏书楼
金华藏书事业在明代迅速发展，明初“一度执全省之牛耳”[9]。当时民间私人藏书首推宋濂的青萝山房，后来又有胡应麟的二酉山房等。到明代后期金华地区藏书事业开始衰落，且又被浙江其他地区所超过。
宋濂（1310—1361），原居金华，后迁浦江，为明初开国文臣之首，是明代著名的文学家和史学家。据清人戴殿泗《宋文宪公全集序》载，宋濂“自潜溪徙浦江，得郑氏藏书八万卷。居青萝山中，日讲明而切究之”，可见宋濂藏书数量之多。宋濂藏书之来源，除得之于浦江义门郑氏外，多源自他亲自手抄。他在《送东阳马生序》中说：“余幼时即嗜学，家贫，无从致书以观，每假借于藏书之家，手自笔录，计日以还。天大寒，砚冰坚，手指不可屈伸，弗之怠。录毕，走送之，不敢稍逾约，以是人多以书假余，余因得遍观群书。”
与宋濂同时，明初浦江还有位大藏书家——郑仲养，其藏书楼藏书8万卷，但不久后即毁于火灾。此后，浦江又有一位藏书家张一韶，“僻嗜书，罄产访购，积至数万卷”[10]。
王祎（1321—1372），字子充，义乌人，出身读书世家，拜柳罐、黄缙为师，明初任《元史》总裁官，著有《王忠文公集》24卷、《大事记续编》。
胡应麟（1551—1602），兰溪人，明代著名文学家，金华地区自宋濂之后又一重要藏书大家，藏书达4万卷以上。胡应麟书之来源，一是低价购进虞守愚的万卷藏书。虞守愚，义乌人，明嘉靖时进士，他藏书有数万卷，“贮之一楼，在池中央，以小木为约，夜则去之，标其名曰：楼不延客，书不借人。”[11]但他的后代不成器，拟出售藏书，胡应麟乘机以低价购进这些书，于是“遂以书雄海内”[12]。二是得之于多方购求，日积月累。胡应麟性嗜古书籍，少从其父胡僖在京师时，父亲官卑职小，俸禄不高，而“元瑞以嗜书故，有所购访，时时乞月俸不给，则脱妇筅珥以酬之，又不给，则解衣以继之”[13]。在行途中，行李可弃而书不可废。这样十余年，“尽毁其家以为书”[14]。后来胡应麟将剩余之资治屋建书楼，书楼建成后由名士黎惟敬以古隶题扁额：“二酉藏书山房”，共藏书42384卷。胡应麟不仅以藏书多而出名，而且还以鉴别精而享盛誉。
陆瑞家（1542—1605），兰溪人。他慕古好学，藏书甚富，曾建藏书楼，称“万书楼”。陆瑞家藏书“以橱记者大小三十余，其为册者也以万计，其以卷以十万余计，其以卷以十万余计”[15]。
徐介寿，兰溪人，“家故多书，筑百城别墅藏之，得五万余卷”[16]。其父徐与参也是一位藏书家，“其储书跨连阁十余皆满，多善本，……或言某书有异本，辗转设法重购，必得乃止[17]”。后来不慎遭火灾，其藏书毁于一旦。
此外，明代兰溪藏书家还有：宋震，筑有雪溪堂以藏书;黄楼，建有云山书楼，藏书万卷;方太古，建有寒溪书屋。另外，义乌还有二位藏书家，一位是上文所说的虞守愚，还有一位是吴之器，吴之器“尝筑抱瓮园”“家有藏书十余楹”“坐卧其中，盟栉俱废”[18]。
明代金华藏书家人数较多，藏书事业得到了极大的发展，并且在浙江藏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宋濂开创了明代私人藏书之风，使金华藏书在明初一度处于全省前列。总之，明代金华藏书从藏书数量、规模等来看，均超过了前代，处于兴盛阶段。
1.4 清代金华藏书家与藏书楼
清代金华的藏书事业沿着宋、元、明的道路继续向前发展，但是从明中后期开始，金华藏书事业已不像明初那样在浙江居于突出地位了。从史籍记载的藏书家的人数来看，清代金华藏书事业还是处于兴盛时期，著名的藏书楼有浦阳万卷楼等，《万卷楼藏书记》详细记录了该藏书楼藏书的缘起及藏书之法，颇具价值。
方国泰，金华县人。他喜欢藏书，所藏之书在乾隆年间被大火烧毁，于是他又“弃产购之”，并建我楼，“藏书尚赢万卷”。
张作楠（1772—1850），字让之、丹邨，号丹村，清代著名天文学家，浙江金华潘村乡（今曹宅镇）龙山村人。清嘉庆十三年（1808）进士，历任处州府学教授，桃源、阳湖等县知县，后迁太仓州知州，升徐州知府。生平喜藏书。
朱兴悌，浦江人。他自小喜欢闭门读书吟诗，藏书有万卷，著有《西崖诗抄》等。
戴殿江（1735—1819），浦江人，为戴良后裔、戴殿泗之伯兄。据戴殿泗《风希堂文集》卷四《伯兄履斋先生行述》载，戴殿江酷爱书籍，当时桐乡汪氏有书5万卷，欲以千金出售，戴殿江急忙叫人买下，并不计较价钱。于是他“藏书之富，甲于浙东六郡”。
黄汝厅，浦江人。幼年好学，家境富有，购书数万卷，黄汝厅日旋其中，寒暑不辍。
楼上层，东阳人。平生酷爱古书奇字，将其藏书楼命名为“读书楼”，著有《古东阳郡书》《读书楼书目》等。
王国陛，东陽人，康熙年间举人。他性嗜书，收藏甚富，其藏书楼称“学耨堂”，著有《学褥堂书目》等。
叶自合，兰溪人。喜欢抄录先贤遗集，自称其庄蓼堂中的抄书之多时人未可及，故自号蓼庵。
胡凤丹（1828—1889），初字枫江，后字月樵，别号桃溪渔隐，浙江永康县（今永康市）溪岸人。光绪元年（1875）任湖北督粮道，蒙冤归田后筑十万卷楼，藏书据称达10万卷。他广采先贤遗述，辑《金华丛书》，人称他“藏书十万卷，下笔数千言”[19]。
陈熙晋，义乌人。官至湖北宜昌知府，精于学问，藏书数万卷。
2 金华古代刻书概况
在宋之前，由于藏书条件的限制，书籍流传并不广，私人藏书家虽然存在，但藏书事业却不能得到良好的发展。宋代活字印刷术的发明，方使刻书事业飞速发展起来，无疑是刻书史上的一个里程牌。北宋时，杭州已成为全国印刷中心之一。南宋统治中心的南移，更加快了刻书事业的发展，浙江刻书在全国处于领先地位，临近京畿的婺州（金华古称），其刻书业也蒸蒸日上。
金华地区多丘陵，盛产木材，有丰富的纸张原料，更添文化繁盛之羽翼，刻书业蔚为大观。宋、元、明、清四代中，金华刻书以宋为魁首。宋时金华刻书有婺州、东阳、义乌、兰溪、永康等地，为浙江主要刻书地之一，所刻之书皆称“婺本”。两宋婺州城内多书坊，遍布街巷，百年老书坊亦有多家。宋代金华的刻书业，尤其是南宋时期的金华刻书业，驰名海内，影响较大。著名出版史研究专家张秀民先生在《中国印刷史》中谈到：“两浙东路婺州（今金华市）书坊南宋时与临安府、建宁府、四川书坊齐名。”[20]张先生并考察了南宋金华地区的主要刻书机构，有婺州市门巷唐宅、金华双桂堂、婺州义乌青口吴宅桂堂、婺州义乌酥溪蒋宅崇知宅、婺州东阳胡仓王宅桂堂、东阳崇川余四十三郎宅、婺州永康清渭陈宅等[21]。这一时期，主要刻书情况如下。
宋时金华较有影响的官刻书有：《周易程氏传》6卷，婺州府学本;《嘉佑新集》16卷，婺州州学本。较有影响的私人刻书有：婺州市门巷唐宅的《周礼注》12卷、《周礼》一部又半部[22];婺州义乌县蒋宅崇知斋的《礼记注》20卷（另据叶德辉《书林清话》载，蒋宅另刻有箱本《礼记》5卷，书牌记有“婺州义乌苏溪蒋宅崇知斋”）;婺州东阳县胡宅王宅桂堂的《三苏文粹》70卷、东阳崇川余四十三郎宅刊本《新纂门目五臣注扬子法言》[23]。此外，还有书坊刻书、书院刻书等。
金华书院刻书以丽泽书院最为著名。丽泽书院于绍定三年（1230）刻印的司马光《切韵指掌图》二卷，至今尚存，是我国宋版书院本中的珍本书。《切韵指掌图》是宋代的一部韵书，旧题司马光（1019—1086）作，并载其自序一篇。《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对此书真伪有怀疑，认为“第光传家集中，下至《投壶新格》之类，无不具载，惟不载此书”，但是书有跋称“右先文正公近印本于婺州丽泽书院，绍定庚寅（1230）”，足可证实该书确真无疑。《切韵指掌图》的价值在于南宋时的读书人可用《切韵指掌图》查出唐以前反切的准确读音，后来的音韵学者则通过《切韵指掌图》研究当时的语音系统。
在金华书坊刻书较有名气的是双桂堂，南宋景定三年（1261）刊《梅花喜神谱》2卷，此书原刻于嘉熙二年（1238），金华双桂堂所刊为重刻本。《梅花喜神谱》是中国第一部专门描绘梅花种种情态的木刻画谱，因宋时俗称画像为“喜神”，故名。宋刊《梅花喜神谱》为1261年金华双桂堂刻本，也是中国最早的木刻图籍，由宋代宋伯仁撰绘。宋伯仁，字器之，号雪岩，湖州（今浙江省湖州市）人，曾任盐运司属官，能诗，尤善画梅，近代金石书画家吴昌硕曾有诗说他“家传一本宋朝梅”。
元移宋鼎，在兵燹战乱、铁骑刀槍的冲击下，元代婺州的刻书业较之宋代逊色许多，且其所刻之书多局限于乡贤文献，如金履祥的《论孟集注考证》《通鉴前编》、宋濂的《浦阳人物记》、黄溍的《黄文献公集》、吴莱的《渊颖吴先生集》、柳贯的《柳待制文集》等，地方志则如《东阳续志》《义乌县志》等。
明代金华府官刻本有：《宋潜溪集》《宋学士文粹》《麟溪集》《胡仲子集》《清溪集》《苏平仲集》《唐渔石集》《王文忠集》《九灵先生集》《药房居士集》等二十三种。
清代浙江出版事业就总体情况而言，没有明代兴盛，金华亦是如此。但应引起重视的是金华府学和永康退补斋，其中金华府学刻有《宋文宪公全集》（清嘉庆十五年嘉庆府学刻道光二十二年补刻本）53卷等。值得一提刻书家有金华张作楠、永康胡凤丹和胡宗懋。
张作楠生平酷嗜西人历算之学，居官不事应酬，尝曰：“与其浪费无益，敦若以薄俸招致工匠制仪器刻算书，俾绝学大昌乎。”辞职回乡后，潜心研究天文。所著若干种，有《翠微山房数学》《翠微山房诗集》《翠微山房笔谈》《五星草算》等，汇刻为《翠微山房丛书》刊本。
胡凤丹致仕归里后，筑室杜门著述。经多方搜求采掇金华府县古今散佚遗书，精心校订，撰《金华文萃书目提要》8卷。于杭州开设退补斋分局，以次刻印。按经、史、子、集分类，共67种，线装成340册，分229函布装，名《金华丛书》。刻印精审，世称善本。
胡凤丹子宗懋，光绪二十八年中举。少承父教，喜搜罗乡邦文献，博访秘抄古刻59种，于1924年版刻成120册，名《续金华丛书》。著有《金华经籍志》《梦选楼诗钞》《东莱吕太师文集考异》《倪石陵书考异》《鲁斋王文宪公文集考异》《渊颖吴先生集考异》等。
综上可见，宋时金华刻书不仅较发达、繁荣而且还比较有影响。元、明、清四朝，金华刻书事业虽不如两宋，但仍继续发展，因而也推动着藏书事业继续向前迈进。
参考文献
[1][2]张荩修.金华府志[M].北京：中华书局，2009.
[3]诸自谷，程瑜，李锡龄.嘉庆义乌县志[M].义乌：义乌市志编辑部，2001.
[4][5]章如愚.群书考索[M].扬州：广陵书社，2008.
[6][10]善广，张景青.光绪浦江县志稿[M].铅刻本.金华：益生成记印刷所，1916（民国五年）.
[7]宋濂.宋学士全集[M].北京：中华书局，1991.
[8][18]王崇炳.金华征献略[M].刻本.出版地不详：出版者不详，出版年不详.
[9]顾志兴.浙江藏书家藏书楼[M].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7.
[11][12]谢肇淛.五杂俎[M].北京：中华书局，1959.
[13][14]王世贞.二酉山房记[M]//王世贞.弇州四部稿：外六种.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
[15]胡汝明.兰溪史话[M].兰溪：兰溪市市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1990.
[16]秦簧，唐壬森.光绪兰溪县志[M].台北：成文出版社，1974.
[17]徐应享.婺书[M]//朱琰，胡凤丹.金华诗录.刻本.杭州：退补斋，1888（清光绪九年）.
[19]阮元，杨秉初.两浙轩续录[M].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12.
[20][21]张秀民.中国印刷史[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
[22][23]王菡.唐仲友刻书今存[J].中国典籍与文化，2007（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