馆藏《李振万功牌》考-沈虹光 著 中国文联出版社 沈虹光女士在本书跋中说到,戏曲行的人...
盛锦朝+汪伟
【摘 要】功牌制度贯穿了清王朝的始终，彰显了清代文书的风格与特点，也反映出清代奖赏制度的格局。文章概述了《李振万功牌》的尺寸、材质、基本格式和流传经历，全面解读了功牌的版面文字和历史文化信息，援引考证了功牌的源起和流变。这幅功牌保存完好，是一件不可多得的馆藏珍贵文物。
【关键词】清代 功牌 文字解读 源流考证 价值
一、引言
东至博物馆藏有一幅清咸丰八年的《李振万功牌》（下简称《功牌》），纵73厘米，横54厘米，宣纸木版蓝彩印刷（见图1）。《功牌》边框起双线，双线内饰火焰纹。边框内以横线为界分为上、下两个部分：标题“功牌”二字横排于上部梯形天头内；下部方框内分别表明授牌官员的衔称、功牌命文、颁发日期、落款等，竖排右读11列211小字，然后朱批“实”“行”，并钤盖两方关防大印。整个版面仿照碑刻样式，布局得当，印制精良。
该《功牌》于“1966年9月13日，红卫兵在（东至县西湾乡杨林村）西溪小队‘四类分子李作栋家搜出”①，随即移交村部保存（见图2）。2001年12月18日，东至县文物普查时发现并购藏。2003年7月，经安徽省文物鉴定站鉴定为国家三级文物。
二、文字解读
东至博物馆收藏的这幅《功牌》内容如下：
钦加布政使衔、甘肃分巡安肃兵备道统领、江军水陆兵勇、图萨太巴图鲁刘为给发功牌事。照得本统领办理本省军务，督率水陆弁勇攻剿各路，及派调乡局团练协同防剿，所有在事出力人员，自应分别、随时给奖，以昭激劝。兹查建邑总办团练绅董李振万剿贼出力，堪以给予伍品军功顶戴，统俟汇造清册，详请抚宪咨部存案，合先给牌。为此牌给该军功，以伍品顶戴用示嘉奖。凛慎毋违，须至功牌者。右牌给伍品军功李振万执此。
咸丰八年九月十五日
布政使司
限擢日缴
这幅《功牌》是朝廷嘉獎地方团练李振万在征剿太平天国起义中作出突出贡献的文书，其所反映的文化、历史信息还是相当丰富的。
1.《功牌》的基本格式。上部横排“功牌”两个字，下部纵排功牌内容，分别注明颁赐者的衔位品级、颁发功牌的缘由、获颁者的姓名，末尾加盖颁发机关大印，并注明颁发日期。内容除时间、人名、功牌等次在颁发时填写外，其他都是事先用木刻雕版刷印而成。
2.“钦”字使用“皇抬头”。在历朝历代的典章、奏疏、论著、书札中，凡有“皇、上、钦、旨、奏”等字都超前一格书写，此格式俗称“皇抬头”。这无疑是昭明身份和分辨等级的符号，表示皇帝的权利至高无上。
3.关于“图萨太巴图鲁”。巴图鲁，满语baturu的译音，清代官修的《五体清文鉴》译为“勇”[1]。但巴图鲁作为一种封号赏赐立功将士，唯清朝所独有，有“勇将、能干、好汉”之意。经查，清朝得封巴图鲁封号者统计如表1所示。
咸丰、同治年间，因太平天国战事遍及大江南北，得封巴图鲁者多达182人。由于所赐巴图鲁封号过于冒滥，清廷不得不在巴图鲁前另加名号以示区别，如达桑巴图鲁、劲勇巴图鲁等。图萨太，无疑就是这位功牌颁发者、刘姓将军的名号了。
刘姓将军何许人也？此“刘”即刘于浔（1807—1877年），字养素，江西南昌梓溪人。道光年间中举，历官清河（今江苏清江）知县，再升扬河（今江苏扬州）通判，后因母亲过世回家丁忧守制。咸丰元年（1851年），太平天国事起，刘于浔于次年创办中洲团练总局援剿“粤匪”，保以知府尽先补用。咸丰五年（1855年），曾国藩在江西督军作战，组建水师，刘于浔又受命统领江军水陆兵勇，率军两克樟树镇，从太平军手中夺回丰城、新淦（今新干县）、浮梁、抚州、临江和安徽建德（今东至县）等地。同治三年（1864年），以两千兵力与数万太平军在抚州昼夜血战，太平军因将领战死而败退。刘于浔因屡战屡胜，军功卓著，被清廷赏“图萨太巴图鲁”称号，后补受甘肃兵备道，擢升甘肃按察使，遇缺任奉天布政使[2]。《功牌》称呼其为布政使衔、甘肃分巡安肃兵备道统领、江军水陆兵勇、图萨太巴图鲁，与历史记载相吻合，亦与其人生轨迹相吻合。
刘于浔在统领江军征战太平军时多有善举，热衷地方公益事业的筹办，如修建堤圩、捐修江西贡院、重建滕王阁、全资捐修绳金塔[3]、重修同治《南昌县志》、筹建江军昭忠祠等。
4.关于《功牌》获得者。李振万，字济元，建德（今东至）县西湾乡杨林村人，捐监生。咸丰九年（1859年）正月，李振万受命担任湘军团练把总，武官正七品，从此扩招乡兵对抗太平军[4]。咸丰十一年（1861年）六月，因剿杀“逆匪”有功，湘军首领曾国藩颁给李振万由把总升任蓝翎尽先补用守备的《札》（见图3），李振万因此升任武官正五品。该《札》内容如次：
札：蓝翎尽先补用守备李济元
钦差大臣、两江总督、部堂曾为恭录饬知事。照得本部堂于咸丰十一年四月初二日，由驿具奏遵旨酌保鲍超一军收复黟县，羊栈岭、卢村两次获胜暨击败洋塘等处逆匪出力员弁一折，兹于六月十三日准吏部咨开，咸丰十一年四月十七日奉上谕：把总李济元著以守备尽先补用，并赏戴蓝翎。等因，钦此。合行恭录饬知，札到该备，即便钦遵。知照此札。
咸丰十一年六月十九日
清王朝重文轻武，武官正七品和武官正五品大约相当于今天的县团级和厅局级副职。
5.《功牌》末行“限擢日缴”的含义。功牌为一式两份，以中间之骑缝印（见图4）分为左牌、右牌，左牌暂留官方备查核对，右牌作为通知书颁发给受赐人。受赐人限在擢升之日内，将右牌送达官方缴销，再换回左牌留存纪念。民间流传至今的都是功牌的左牌而非右牌，原因就在这里。
6.朱批“实”“行”。“实”即“情况属实、有理有据”；“行”即“据实同意、施行”。毫无疑问，这幅《功牌》是由安肃兵备道统领、江军水陆兵勇刘于浔亲笔签署，并且加盖关防大印的。“实”“行”二字结构简约，洒脱自如，率性中尽显优美。尽管刘于浔是一介武夫，但他毕竟是清代举人出身。《功牌》在手，文脉书香不禁扑面而来。
7.防伪标记。《功牌》之上有两处盖有“统领江军水师甘肃安肃兵备道行营之关防”的篆体白文方印。一处斜盖在左、右牌骑缝处纵排草书“功字第拾号”的编号上，另一处端盖在楷书的颁发日期上（见图5）。《功牌》只有在颁赐官员签字认可并且加盖关防大印之后才能生效。除此之外，三处涉及品级“伍”的位置统一钤盖印信之章，签发者刘于浔用朱笔郑重其事地在“咨部存案”“凛慎毋违”处划圈，“为”“右”“限”等字样上标点，“此”“缴”处打勾。各种暗记痕迹，无不体现官方防伪措施的严密性。
8.朱批并非当朝皇帝所特有。清代官制：四品以上高级官员的任命由皇帝亲笔御批，下圣旨方可生效。五品以下的中、下级官员则由地方高级官员委任。李振万不过五品官衔，所获《功牌》照例由地方大员——钦加布政史衔刘于浔颁授，同时也进一步证明《功牌》上的朱批“实”“行”出自刘于浔之手，从而彻底否定了“皇帝行朱批，大臣行蓝批”的世俗说法。
三、源流考证
功牌是封建统治者为笼络人心、鼓励官兵建功立业而授予有功将士的一种无上荣誉。明代及以前，朝廷嘉奖官员、将士，一般实行“丹书铁券”②（见图6）制度，堪称中国古代最早的勋章制度，史籍中有明确的记载。满清入主中原后，废除了丹书铁券，代之以功牌，目的同样是为了表彰获颁者在政治、军事和其他领域作出的突出贡献，类似于今天的勋章、奖状、嘉奖令等，作为一般官员加官晋爵的依据。
清初即有颁发功牌的记录。据《钦定八旗通志》载：“凡移送功牌，国初定，大兵凯旋之后，询问统兵主帅，实叙官兵劳苦情形，分作等第，给予功牌。”[5]同时，区别立功原因及不同等次给予数额不等的银两赏赐。乾隆以后，对功牌制度作了进一步的调整，将功牌的等级与官员的品级相联系，由清初的五等改为三等，即五品、六品、七品功牌，得几品功牌即可授几品顶戴。这个制度一直延续到清末，直至清王朝灭亡。
不过，清代功牌制作与颁发规定虽然比较明确，但在地方執行过程中特别是清朝末期会有所变化，存在五品、六品、七品以外的八品、九品功牌。究其原因，主要是清代官员品级沿用明制，共分九品，每品又有正、从之别，所以又称“九品十八级”。不在十八级之列的，如驿丞、县典史、盐茶大使等叫做“未入流”。
就制作功牌的材质而言，多数用纸制作。纸质功牌一般为竖长形，规格一般为数十厘米不等，也有超过一百厘米的。一般而言，功等越高，尺寸就越大。也见有金、银制作的，近年就发现在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前后，两广总督岑春煊③颁发的银质、圆形八品功牌（见图7）。
清代功牌颁发的对象不仅是满、蒙、汉八旗中的下级官兵，就是一般的旗人、汉民、奴仆，凡立有军功者同样发给功牌予以褒奖。康熙十三年（1674年）题准：“八旗下披甲奴仆，得过三个头等功牌，准其开户。”到了晚清时期，甚至洋人亦有获得功牌者。例如，配合李鸿章淮军与太平军作战的英军“常胜军”管带戈登，因攻克苏州有功，于同治二年（1863年）得到了清廷头等功牌之赏。图8为清宣统三年（1911年）六月，山西巡抚丁宝铨颁发给七品顶戴赵之景六品军功功牌，颁赐的原因是“办事实心”，这应该是清王朝最后颁发的功牌了。
功牌一般由受赐者本人妥善保存，如遇作奸犯科，即行追缴。颁赏功牌为每年一次，在数量上有严格控制，因此每张功牌上都有编号。但是到了清朝末年，特别是自鸦片战争兵败后，因朝廷腐败、战败赔款而导致国库空虚，加上与太平军的连年战争，经济上捉襟见肘、入不敷出，造成一些官员或为捞取钱财，或为筹措军费，功牌赏赐日滥。有的辗转顶替，甚至有预印空白，随时填写买卖。有史料显示，同治二年（1863年）十二月，山东省武定府利津人韩荫桥为该省军务捐谷十四石四斗。旧时一石为十斗，一斗为十五市斤，十四石四斗即两千一百六十市斤。山东巡抚部院据此发给其六品功牌，因此获颁六品顶戴。按清代官制，知县为正七品，用两千余斤谷物就能换取比知县还高一品的官衔，可见晚清卖官鬻爵、政坛腐败到了何等程度。
四、结语
经过一百甚至几百年的岁月流逝，清代流传至今的功牌已经极为稀少而愈显珍贵。这些功牌为研究清代政治、经济、军事和文化等领域的社会状况，提供了难得的文献资料。特别是为研究清代奖赏制度提供了重要的实物依据，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和收藏价值。
纸质文物是文化遗产的一个重要类别，具有极其重要的历史价值、科学价值和艺术价值。但是纸质文物基本材质的纸张是十分脆弱的，长期的由虫蛀、霉菌、温湿度变化、光照、有害气体造成的破坏，又让纸质文物雪上加霜。如何消除这些不利因素，有效延长纸质文物的寿命，是我们必须面对的研究课题。
注释：
①《蓝翎尽先补用守备李济元札》左侧和《李振万功牌》右侧的搜查记录出自同一人手笔，说明《李振万功牌》同于1966年9月13日在李作栋家搜出。李振万，字济元，说明两份文书的受赐者是同一人。李作栋，李振万的在世后裔。
②丹书铁券俗称“丹书铁契”，又名“金书铁券”“金券”等。丹书，用朱砂写字；铁券，铁制的凭证。丹书铁券是古代帝王赐给功臣世代享受优待或免罪的凭证。为了取信和防止假冒，将铁券从中剖分，朝廷和诸侯各存一半。
③1861～1933，壮族，云贵总督岑毓英之子，晚清重臣。1900年八国联军进犯北京，他率部赴京“勤王”，因护卫慈禧太后西逃有功而备受宠爱，历任督抚等职。他的政治活动集中体现于弹劾官吏，评说时政，使浊流横行、贿赂成风的晚清政局有所振刷。
参考文献：
[1]故宫博物院.五体清文鉴[M].北京：民族出版社，1957.854.
[2]清官修.清实录[M].北京：中华书局，1987.10.
[3]蕗芷.刘坤一重修绳金塔碑记解读[M].南方文物，2002（3）.
[4]东至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东至县志[M].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1991.10.
[5]李洵等.钦定八旗通志[M].吉林：吉林文史出版社，2002.689.
盛锦朝 东至县文物管理所副研究员
汪 伟 东至县文物管理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