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时壶的鉴定与鉴赏
沙伟
享有中国紫砂艺术“一代宗匠”称号的时大彬（1573-1648年），号少山，为明万历年间宜兴陶人。作为紫砂壶鼻祖供春的壶艺传人，大彬在紫砂的泥色、形制、技法和铭刻方面都有极高的造诣，确立了泥片和镶接凭空成形的紫砂高难度技术体系，不愧为紫砂发展史上里程碑式的人物。其壶艺之作被后人誉为“时壶”。
一、“时壶”的艺术风格
笔者通过整理发现，就大彬的突出贡献而言有四：一是开创了别有情趣的“调砂法”制壶，即在泥料中掺砂，古人称之为“砂粗质古肌理匀”；二是确立了紫砂壶的泥片镶接成形的成形技法，改进了供春“斫木为模”的制法；三是首创方形、圆形壶式，使它们成为了紫砂壶的经典造型；四是采纳了陈继儒等人改大壶为小壶的建议，把文人饮茶习惯和情趣引入壶艺，使其与茶道相结合，将壶艺从此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度。无怪乎在当时就被公认为“超越前古”的第一大家。
大彬早期制壶，多仿供春样式，所制茗壶朴雅精致。后来他能够根据当时的饮茶风尚“与时俱进”，改制小而扁的壶，故时下文人骚客以书斋内有“时壶”陈置为豪。而大彬后期所制茗壶，则小巧玲珑、古朴雅拙，令观者妙不可思、叹为观止。中国早期茶学、佛学、紫砂三界专业评论家周高起著《阳羡茗壶系》中，曾经说过“几案有一具，生人闲远之思”，且“明代良陶让一时”，这“一时”其实就是指时大彬。
“时壶”很少有诗文铭刻，更加没有绘画装饰。它以素面素心的“光货”为主，只有少数作品在器盖上做贴花装饰。壶盖与壶口紧密无隙，壶体高度不超过20厘米，大小以中型壶数量为多，且多为光素无纹，为的是呈现紫砂的色彩美。
大彬一生创作虽多，形制有圆壶、执壶、提梁、僧帽、六方、八角、方扁等几十种经典壶式，且历代不乏珍藏者，但由于他创作态度严谨，每有新作，稍不如意就立即毁弃，故留存的作品极少。但因名气太大，仿制的赝品非常多。他在世时“时壶”就是一代珍玩，达官贵人还用其殉葬以示身份。他死后人们对“时壶”的收藏更加重视，“时壶”到清乾隆年间已被视若珍宝，至今已成为屈指可数的国宝级文物。
二、“时壶”的考古炭掘
作为文物工作者和紫砂壶收藏爱好者，笔者曾经研究过目前国内出土的有明确纪年和墓志的“时壶”。它们没有多少图案装饰，更无诗词题记，而是以古朴的造型、精湛的工艺取胜，“砂粗质古肌理匀”的特点一览无余。
1肘大彬六方壶（见图1）。
1968年出土于江苏扬州江都丁沟乡曹氏墓，同时还发掘了刻有“万历四十四年”（1616年）地券砖一方。壶高11厘米，口径5.7厘米，底径8.5厘米。壶腹、流均为六方柱形，柄出五棱，口、盖、钮圆形。整个壶体呈赭红色，制作工艺上已由打泥片镶身筒成形，有阴刻“大彬”款。
该壶是有确切纪年的中国最早的紫砂方壶。从制作工艺角度来说具有里程碑的意义，即从圆器到更加复杂的方器。从造型角度来讲，虽然制作不够精致，但可从侧面证实了是时大彬的早期作品。
2、三足如意纹盖壶（见图2）。
1984年出土于江苏省无锡县甘露乡华师伊墓，通高11.3厘米，口径8.4厘米。壶体呈浅褐色，闪烁有浅黄色颗粒。圆形壶身，下承三矮足，四出如意云头纹浅浮雕于盖面，盖钮形状似珠。同时出土的有崇祯二年（1629年）墓志。
该壶造型丰满大方，加工技巧熟练，整个造型工艺与现今并无太大区别。另外该壶的功能处理非常成熟，质感、手感俱佳，为明晚期时大彬的最佳作品之一。
3、鼎足盖圆壶（见图3）。
1987年福建省漳浦县卢瑞峰夫妇墓出土，通高11厘米，口径7.5厘米。壶体丰满，口底相当，浅圈足，曲流，圆柄。胎体呈砖红色，布满白色砂点。特别是壶盖的造型，凸起的圆形盖上又出三戟足，试将壶盖翻来平放，尤显奇特。同时出土的还有万历四十年（1612年）墓志。
此壶呈略向外翘的圆弧形，甚有空灵活泼之感。且壶盖可随意旋转放置，三鼎足亦可随意拿捏，使得整壶造型生气勃勃。此壶还是大彬借鉴青铜器进行紫砂壶造型设计的首创之作。
三、“时壶”的鉴定与辨伪
“时壶”在大彬时代即有仿品，明末清初时就有伪作。到民国时期在上海还有专门造伪的作坊，所造赝品中甚至有大彬的印款，确实给“时壶”的鉴定带来了不少难题。但是“真金不怕火炼”，对“时壶”的去伪存真，笔者姑且总结了三大方法，与大家共同探讨。
1、根据文献著录鉴定
明清、民国时期的紫砂文献，当中许多著录的资料可以作为“时壶”鉴定的参考。
（1）通过《阳羡茗壶系》观察“时壶”的壶泥和铭款。
明代著名学者周高起（1596-1645年）所著《阳羡茗壶系》中记载，大彬制壶，“或淘土，或杂硇砂土，诸款具足，诸土色亦具足”。表明“时壶”尽管砂头较粗，但可分为“或淘土，或杂硇砂土”两种。其用“淘土”制作的砂壶，器表都细而光滑，泥色为赭红色，至今未见有用“淘土”仿制的时壶。另有“杂硇砂土”的“时壶”，在“淘土”中掺和了较粗的砂粒，即现在称为“调砂”的工艺，因此器表质感都呈“石榴皮”状。泥色有栗色略带黄和紫褐色两种。而目前所见“时壶”高仿品俱为“杂硇砂土”，尤以紫褐色为多，而真品与其区别在于器表质感呈“石榴皮”状。
另书中记载：“镌亦款识，即时大彬初倩能书者落墨，用竹刀画之，或以印记，后竟运刀成字，书法闲雅，在《黄庭》《乐毅》帖间，人不能仿，鉴赏家用以为别。”此话不假，“时壶”皆为楷书刻款，没有印、款共用的。铭款的内容，既有只刻名字“大彬”的，也有连姓带名“时大彬”的，还有记年“丁未夏日”和带堂名“茶香室”的。铭刻的位置，如壶底为平面，刻在底面；壶底为曲面，则刻在壶把下的腹体上。未见有刻在正视图壶腹中心部位的。刻款笔划，“时”的“寸”，一钩起势成斜尖状，露出一横很少；“大”字一撇斜出，一捺大多比撇长，刀口较宽；“彬”字“林”中两竖起笔顿成斜尖状。
（2）依据《宜兴瓷壶记》了解“时壶”的制法与造型。
传说“时壶”中的江苏泰州出土的大圆壶，壶底有“时大彬于茶香室制”钤印记，为双刀法依笔划刻，内容为人名与制壶地点。它容量达900毫升，属大彬早期制作的大壶。其制法正如明末清初周容（1619-1679年）《宜兴瓷壶记》所述“供春更斫木为模，时悟其法，则又弃模”的过渡期，因此壶身上半部以木模拍压，在内壁留下了木纹印，下部则拍打成形，壶内上部还有30多处弧状指甲痕。嘴、把与壶身用脂泥粘接。盖钮气孔被脂泥堵塞，也许与上下对钻开孔有关。这也是时大彬及其稍后一段时间内的工艺特征之一。而曹氏墓出土的六方壶，壶身用裁片镶接法筑成，嘴、把用“钻孔塞泥法”与壶身粘接。六方壶每边的宽度略有差异，棱角不够明显，壶盖与口沿合缝不甚紧密。此壶的制作时间，应该比泰州壶迟。卢氏墓出土壶和华氏墓出土壶则都用拍打成形法制作，说明其时制作工艺已经成熟，是时大彬对紫砂艺术最大的贡献。用“壶艺泰斗”顾景舟大9币的话来说，“大彬之技影响着他以后的多少代紫砂艺人，而且，今后还将继续影响下去”。
华氏墓出土壶是三锥体足，而卢氏墓出土壶为假圈足，盖上有三只扁鼎足。尽管造型不一，但也有共同之处：诸壶都有短颈，壶嘴、把均高于壶口，应是为了增加壶的容量；它们曲流的走势几乎是一样的；壶把上根部加粗、拉长，以扩大与壶身的接触面，防止开裂。“时壶”的造型当然不止这几种，周高起说其“诸款具足”，说明“时壶”各种款式都有。《宜兴瓷壶记》中载“是日主人（指时大彬再传弟子许龙文）出时壶二，一提梁卣，一汉觯，俱不失工所言”，风格敦雅古穆。即时大彬还有仿青铜器的提梁壶和觯形壶。
（3）巧用《扬州画舫录》鉴别“时壶”的指纹。
清代戏曲作家李斗（？-1817年）所著《扬州画舫录》记载：“彬技指以柄上拇痕为标识。”说的是时大彬以壶柄上自己大拇指的指纹作为防伪标识。据当代江苏省工艺美术名人潘持平先生介绍，泰州壶“壶把上部弯曲处左内侧果然有一指纹，清晰可见”，而这一点也可以作为鉴别时大彬早期壶作的标识之一。
2、根据“时壶”的标准器鉴赏
我们可以利用已知的标准器，通过“比较法”来做出具体的真假对比。“时壶”的传世作品，许多博物馆如北京、上海、南京、台湾、香港等均有收藏。
（1）故宫博物院藏紫砂胎剔红山水人物图执壶（见图4）。
该壶应为明万历晚期至天启年间大彬所制。壶高13.2厘米，口径7.6厘米。壶口和壶盖为圆形，壶的腹、流、柄则皆为四方形。有近3毫米之厚的朱红色漆层，四面开光，内剔刻多层纹样的人物、山水、树石等。该壶是清宫仅存的为文物界所公认的“时壶”，充分彰显了明代宫廷雕漆秀美大气的艺术特点。
（2）孔府旧藏紫砂珐琅彩壶（见图5）。
此清康熙“时壶”通高10厘米，口径6.5厘米。壶胎选用宜兴上乘紫砂泥，圆体，圆口，曲流，环柄，圆足。通体饰珐琅彩，壶盖面饰有深浅不一的绒花树叶纹饰；壶肩绘有红白相间及黄色的吉祥如意图案；壶体两面开光，一面绘有荷花，一面绘有葡萄图案；象征着荣华富贵，吉祥如意，清香悠远，绵延不断。壶底钤有“时大彬制”四字篆书款。整器制作规范，工艺精湛，如此雍容华贵的时大彬紫砂珐琅彩壶，实属罕见。该壶为康熙时期的紫砂珐琅彩制作风格提供了参考依据。
（3）南京博物院藏紫砂提梁壶（见图6）。
时大彬款“天香阁”紫砂提梁壶，通高20.5厘米，口径9.4厘米，底径13厘米，口沿厚0.8厘米。壶身为半球形，平盖，六棱嘴，圆环状提梁如长虹贯于壶身。紫黑色泥中杂掺粗砂，造型洗练敦重，颇具气势。器盖子口外侧上刻楷书“大彬”二字，并钤篆书“天香阁”阴文印一方。壶外观有大度之气，雍浑古朴，或认为是时大彬的早期作品。
（4）香港茶具文物馆藏紫砂开光方壶（见图7）。
该壶通高11.4厘米，口径7.7厘米。造型是方的，但线条却是方中带圆，壶的四面都不是平整方形，而是向足部稍敛。壶艺家将直线与弧线互相配合，创造了优雅而悦目的造型，其流畅及灵巧之处，是他人难以仿效的。壶底刻有“时大彬制于三友居”八字楷书款，“三友居”看来是大彬的斋名或其作坊雅号。所谓“三友”者，即松、竹、梅，此乃文士之品。此壶原料杂以细砂，呈现金星点点，俗称“梨皮”，十分名贵。
（5）香港茶具文物馆藏玉兰花瓣壶（见图8）。
此明万历二十五年（1597年）“时壶”，高9厘米，口径12.1厘米。设计奇巧，壶盖与身自然垂成一朵玉兰花，花蒂为盖，花瓣与壶身为二重叠压，厚朴端庄，玲珑可爱。该款紫砂壶是明朝筋纹器的经典，也是时大彬作品中现存的筋纹器代表作。它以玉兰花的花瓣为造型来源，六瓣筋纹构成了壶体，壶盖为压盖式，壶底铭“万历丁酉春时大彬制”。该壶具有非常清晰的脉络，节奏韵律也非常美。
（6）香港茶具文物馆藏仿供春龙带壶（见图9）。
此壶整体呈浅褐色，高9厘米，宽12厘米。圆形鼓腹，腹上渐敛。平底，流弯且长，口朝天，把手体圆。起凸圆盖，扁圆钮。此壶造型古朴典雅、简单大方，是紫砂壶早期制壶中，几何形圆器与筋纹器成功相结合的完美之作。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大彬早期喜仿供春大壶，但此壶壶体却不大，而且精巧别致，独具一格，因此此壶尤为特别。底刻“大彬仿供春式”六字楷书款。
另外“时壶”传世之作还有现藏于上海博物馆的紫砂扁壶，刻有“源远堂藏、大彬制”七字。现存于上海友谊商店的僧帽壶，底刻“生莲居大彬”五字楷书款。而国外如美国的华盛顿市佛利尔美术馆、旧金山亚洲艺术馆以及个别收藏家手中，据悉也有总数没有超过二十件、但有明确纪年款的“时壶”。
3、根据“时壶”的款识辨伪
在鉴定“时壶”的款识真伪上，我们必须坚持“不能定真，可以辨伪”的原则。“不能定真”，是指一件貌似“时壶”的刻款即使没有问题，也仍不能据此将其断定为“时壶”真品。原因很简单：款识造假相对容易，是造假者的法宝之一。因此我们进行“时壶”鉴定，必须同时结合其砂料、造型、做工等才能下初步结论。而“可以辨伪”，是讲如果一件貌似“时壶”的刻款与大彬的字体、风格、笔触等不相符，则完全可以断定其为“时壶”赝品无疑。
早期的紫砂壶一般无款，且大彬最早也是请人在壶上先题字，然后自己用竹刀刻出来的。款识在明晚期才出现，据说是大彬制壶后期受董其昌、陈继儒等文人的影响不再请人下笔，而是直接以刀代笔在壶上刻款，且刻款一般为作者名。紫砂壶落款的随意性较大，并没有统一的部位，现在所能见到的“时壶”真品，落款有在壶底刻“大彬”或“时大彬制”的，也有阴刻“大彬”二字在底与柄之间的空隙处的，字体貌似欧体与柳体之间，功力非一般人能所及。《扬州画舫录》在卷四中也说“时壶”以壶柄上有拇指痕为标识，同时还刻有“大彬”或“时大彬制”的款识。据考古得知，中国最早有款识的紫砂壶，就是20世纪60-80年代出土的“时壶”：1968年江苏扬州曹氏墓出土的大彬六方壶，底足流与柄的对应线上有阴刻楷字“大彬”（见图10）；1987年7月，福建漳浦卢氏墓出土的鼎足盖圆壶，该壶底部刻款“时大彬制”（见图11）；1984年江苏无锡华氏墓出土的三足如意纹盖壶，该壶把下与足钉之间刻款“大彬”（见图12）。上述三件“时壶”均为刻款，且内容都较简单，仅有姓名款而已，基本反映了明末清初紫砂壶落款的现象。早期紫砂壶刻款，有竹刀、金属刀刻款之区别。竹刀刻款泥会溢向两边，高出平面，留有痕迹。金属刀刻款，刻印痕在泥平面以下，刀痕干净、利索。考古发现的三件“时壶”均为刀刻，相比较而言，扬州出土的六方壶制作工艺要稍差一些。
根据当代中国工艺美术大师徐秀棠先生的《中国紫砂》记载，大彬制壶造型有圆器、方器、仿生象形器及筋囊器等多种。圆器有五，分别为特大高执壶，壶身铭：“江上清风，山中明月丁丑年大彬”；仿供春龙带壶二款，一藏于香港茶具文物馆，底款“大彬仿供春式”（见图13），另一件见《砂壶集》第335页，底款为“万历丙申仿供春制大彬”；四是上海博物馆藏虚扁，底款“源远堂藏大彬制”（见图14）；五是南京博物院藏提梁壶，唇外有楷书“大彬”二字，又刻有方印“天香阁”三字。方器有开光方壶二款：一底款“万历丁酉时大彬制”，另一款香港茶具博物馆藏，底款“时大彬制于三友居”（见图15）。除此之外，还有唐云藏高僧帽壶，底款“丛桂山馆大彬”（见图16），以及莲瓣僧帽壶，底款“万历丁酉年，时大彬制”。仿生器有唐云藏凤首印包壶，底款“万历丙申时大彬制”；唐云藏半瓜水盂，壶身铭“辛亥夏至制于正己堂为可先老先生少山时大彬”。筋囊器有香港茶具文物馆藏玉兰花六瓣壶，底款“万历丁酉春时大彬制”。
另外，明末清初才逐渐兴起在紫砂壶上用印，而“时壶”只用楷书字体刻划署款。由于民国时期见过“时壶”真面目的紫砂艺人极少，不大了解大彬的款识，因此仿造“时壶”时，闹出了壶上刻的居然是时下流行的印章款的大笑话。啼笑皆非的还有“时大彬制”四字方形署款，以及带框的楷书印款，无框单行的“时大彬制”四字长条印款。更为可笑的是竟然还出现了篆书体的署款。这些赝品不难辨识，绝对都是“李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