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北李家崖文化青铜器 馆藏青铜器
张沛心
陕西历史博物馆收藏有两件金耳坠（图一）。其一编号为A九二290，宽6.7厘米，残长7.4厘米；其二编号为A九二291，宽5.7厘米，长12.8厘米，重8-10克。金耳坠均为黄金片状，形如卷云，盘绕似蛇。1983年淳化夕阳黑豆嘴出土，1991年从淳化文化馆调拨本馆收藏。淳化黑豆嘴发现的四座墓葬，都未经过科学发掘，墓葬均被群众挖毁，埋葬情况不明，器物组合不清，其中有三座出土了形制相同的金耳坠，编号CHXM3的墓葬出土金耳坠4件，分为大、小两种形制，CHXMl、CHXM4各出土金耳坠1件（参见姚生民：《陕西淳化县出土的商周青铜器》，《考古与文物》1986年第5期），三座墓共出土6件，从尺寸判断，A九二291很可能是3号墓出土的较小的两件之一，A九二290出土墓葬不详，从以上1号、4号两座墓葬出土1件金耳坠的情况推测，单耳佩戴金耳坠的可能性极大。
淳化黑豆嘴墓葬出土的金耳坠，是陕西地区目前所见最早的黄金制品。相同形制的金耳坠在陕西清涧寺嫣村出土6件；在山西永和县下辛角村发现2件，石楼县后兰家沟发现3件、桃花庄发现8件；山西洪洞发现1件，共发现26件。出土于山、陕两地不同遗存中的这种金耳坠，多数柄部穿有绿松石饰，过去有学者认为是鬼方人的典型装饰品，命名为“蟠蛇形金耳坠”，认为是仿蛇制作的，并结合这一地区出土青铜器上常见的蛇纹装饰，认为这一文化圈对蛇有特殊的兴趣（郭正凯：《山陕出土的商代金耳坠及其相关问题》，《文博》1988年第6期）。这里所说的“鬼方”是在甲骨卜辞中多次提到的一个方国名，但因记述并不详实，关于其地望的解释并不一致，新中国成立前至今在陕晋北部黄河两岸地区出土了不少具有地方特征的商代青铜器，被学者认为是与鬼方文化有关的遗存。商周时期陕北、晋西北地区是鬼方、土方、方等少数民族活动的区域，1987年有学者将城址出土一件陶器上的文字释读为“鬼”（吕智荣：《陕西清涧李家崖城址陶文考释》，《文博》1987年第3期），关于这一地区的文化属于鬼方文化的学术观点再次被提出。而李伯谦、张万钟两位先生对这一地区的族属问题都有着各自不同的认识。也有学者认为仅凭目前的考古发现，对其族属问题难以作出肯定的结论，有待进一步探索，建议命名为李家崖文化为妥（乌恩岳斯图：《北方草原考古学文化研究——青铜时代至早期铁器时代》，科学出版社，2007年）。李家崖文化以陕西清涧李家崖遗址的发掘而得名，年代基本相当于商代晚期，下限相当于西周早期。这一文化主要分布于陕西北部、晋西北（火焰山、吕梁以西地区）及内蒙阴山以南地区。这些遗存中出土青铜器数量多，种类丰富，也被研究者划分为“殷墟式、混合式和土著式”三种主要风格。其中“土著式”是该文化最具代表性的器类，以流行于长城及其以北地带的“管銎斧”等器物为代表，具有明显北方系青铜器特征；“殷墟式”青铜器是这一地区与中原商文化有着密切交往的物证；“混合式”青铜器风格，被视作受到商文化因素影响后形成的鲜明地方特征。关于这一地区“殷墟式”青铜器的来源问题，学术界也存在着是通过战争还是交往获得的不同意见。2015年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在清涧辛庄首次发现了铸造青铜容器的陶范、陶模、泥芯、铜渣等铸铜遗存遗物，再次证明了李家崖文化有着发达的青铜铸造业，其中中原特征明显的铸铜陶范的发现证明过去被认为来自中原地区的青铜器很有可能就是当地铸造的。李家崖考古学文化是早期北方草原文化研究的重要成果，根据近半个多世纪的发现与研究，学者对于这一文化的社会经济有了一定的认识。这是一支过着定居生活的民族，从事农业生产，青铜工具已经用于生产中，同时还有畜牧和狩猎经济。手工业中青铜铸造业发达，也有制陶、骨器、玉石加工。
墓葬出土金器的比例很高，也是该文化一个显著的特点，特别是卷云形制的金耳坠，显然属于该文化特有的装饰品。从同一地区每座墓葬出土数量不等的情况看，应该反映了佩戴者身份财富的差异，与中原商、西周时期流行用玉作人体装饰，并以墓葬随葬玉器多少来区分身份应是完全不同的文化系统。从考古发现看，中国境内目前所见最早的金耳饰分别是夏家店下层文化（相当于中原夏代和商代前期）以及四坝文化（相当于中原的夏代）出土的金耳环。内蒙古赤峰大甸子516号墓出土一件金耳环，用金丝围成圆形，一端扁平，出自成年男性左耳处。甘肃玉门火烧沟遗址出土两端呈扃马蹄口的金耳环（图二），早期报道称该遗址很可能是古代羌人的文化遗存（参见《中国文物工作三十年》，文物出版社）。玉门火烧沟遗址属于四坝文化。耳饰作为人体装饰，在中国西北、北方长城沿线地区的青铜时代墓葬中多有出土，金耳饰常见的形制有喇叭口状、螺旋状（图三）、圆环形（图四）、金贝等，其中有些与境外欧亚草原地区出土的耳饰形制非常接近，如喇叭口状金耳环在哈萨克斯坦草原地带的安德罗诺沃文化中也有发现，无疑在缺乏文献资料佐证的早期交流与传播研究领域，不同地区出土的耳饰也为研究者提供了线索，研究者也尝试以此探讨交流与传播的路径。例如有研究者就为我们呈现了喇叭口状耳环起源于西方，并向东传播到中国北方地区的流传线路。郭政凯也较早关注到山、陕地区出土金耳坠的族属问题。淳化黑豆嘴也是目前李家崖文化卷云形金耳坠分布最南端的遗存，该遗址四座墓葬共出土青铜器100多件，其中1号墓虽然仅出土1件金耳坠，却有67件青铜器及海贝、绿松石等，3号墓出土4件金耳坠、铜器23件及骨笄、绿松石等。而山西石楼桃花庄出土8件金耳坠的墓葬，还出土了铜器、骨器、玉器等其他材质的随葬品，其中铜器多达七十余件，铜礼器占有相当的比例，数量明显多于淳化黑豆嘴，因此山西地区受到商文化的影响更多，淳化地区则地域特征更加明显。
李家崖文化的这对金耳坠，采用了锤揲技术制作而成。在商代已经能将黄金延展性发挥得淋漓尽致，安阳殷墟曾出土被锤打成厚约0.01毫米的金箔，根据对其金相组织的观察发现金片是经过退火处理、锤打加工而成的，说明当时已掌握了黄金的冷加工和再结晶退火技术。四川金沙遗址出土的黄金太阳神鸟、金人面形器等也是商代晚期到西周早期使用锤揲技术制作的经典之作。锤揲技术也是历史最悠久的黄金加工技术。
淳化黑豆嘴李家崖文化卷云形金耳坠含金量在80%-90%，故呈现出金黄华丽的色泽。由于黄金有引入注目的颜色和光泽，又在砂矿中广泛分布，也使得黄金成为最早被人类利用的金属。中国对黄金的利用要晚于西方，西方最早的黄金制品是铜石并用时期在保加利亚发现的瓦尔纳黄金宝藏，黄金的加工技术也应是从西方传人中国，大约在公元前2000之后传入中国西北新疆、甘肃等地早期青铜文化当中，在哈密天山北路墓地、四坝文化、齐家文化和卡约文化中均出土了金饰品。有研究者将中国早期的金银制品分为西北、北方地区及中原和南方地区两大不同的文化系统，中原和南方地区这一时期更流行利用金银来作铜、木、漆、玉石器及建筑的装饰，很少用来作为人体装饰，而西北、北方地区利用其制作耳环、臂钏、项圈、发笄和各种牌饰等人体装饰（参见齐东方：《唐代金银器研究》第二编《金银制造业的发展》）。虽然考古发现商周时期黄金制品不少，但从文字学的角度看，商代甲骨文和西周金文中“金”字含义并非专指黄金，也指铜锡合金或青铜等金属；春秋中期“金”与“铜”含义才有了明确的区分，也就是从春秋战国时期开始，黄金不仅作为装饰出现，还出现了大量具有实用功能的器物，如曾侯乙墓出土的金盏、金勺，陕西雍城出土的金带钩等，黄金称量货币也在这个时期出现，黄金也在中国社会中发挥了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责任编辑：李珍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