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蛮越之地到帝国藩屏-需要玩家好好摸索才能发现.但是一旦装备上这些法宝就可以为战斗带...
董远成
长沙是国务院首批公布的国家历史文化名城，以“楚汉名城、革命圣地”闻名于世。“长沙”一词，目前所知最早的出处是《逸周书》中记载的“长沙鳖”。公元前11世紀，西周王朝东都雒邑城（今洛阳附近）建成，周成王举行成周之会，诸侯来朝，方国上贡，周代南土之外的一个方国上贡的即是“长沙鳖”。到了战国时代，《战国策》日：“长沙之难，楚太子横为质于齐。”又《史记·越王句践世家》记载，齐威王派使者劝越王讨伐楚国时说：“长沙，楚之粟也。”毫无疑问，战国时期文献中的“长沙”是楚国一处重要的战略要塞，以至于西汉初年，汉高祖诏令长沙故地分封长沙国，倚为汉室藩屏。
根据文献记载的线索，不难看出，从西周经战国再到汉朝，“长沙”由方国所辖地转变成军事要塞和王国封地，其政治身份不断攀升，从华夏政权的域外之地演变成秦汉帝国的高层政区，这也奠定了今日长沙“楚汉名城”的历史地位。时至今日，通过考古发现，长沙地区出土的楚汉文物以及现存的遗迹现象众多，共同见证了历史文化名城的发展历程。
楚汉时期，长沙的历史文化辉煌灿烂，出土文物珍贵丰富。在长沙博物馆新馆基本陈列“湘江北去——长沙古代历史文化陈列”中，楚汉时期的长沙占据重要分量。这一时期大体上可分为两个阶段：楚南重镇和大汉王国。两个阶段都力求以物证史，根据中国大历史背景、长沙地方历史文化特色以及藏品情况，选取与长沙历史相关的展品，展示名城长沙的历史脉络、文化底蕴和城市的人文精神。两个阶段在以时间为轴的基础上，主要从政治、经济、文化三个方面来构建各部分的逻辑关系，同时兼顾到各个阶段长沙独具特色的重点和亮点来丰富展示内容。
一、土著的越人
春秋时期，长江以南的大部分地区，都是百越民族聚居之地。根据《汉书·地理志》的记载：“自交趾至会稽七八千里，百越杂处，各有种姓。”其中生活在长沙及其周边地区的一支，被称为“扬越”。现代考古证实，在楚人南下扩张以前，扬越人活跃于长沙及其周边地区。这些地区发现的春秋战国时期的越人墓葬及其出土文物，反映了扬越人的文化面貌。
1974年长沙树木岭1号墓出土的战国早期青铜匕首，其柄部为一人形：高鼻，大眼，头顶有圆形发结，一发辫垂至肩部，双耳系粗大耳坠，胸部裸露，双手置于腰下，双足并立，赤足，手腕处有手镯，腰间系一短裙，上饰“人”字形和条形图案。这是古越人形象最直接的物证。
1981年在长沙县金井干塘坳发现一座长方形竖穴土坑墓，出土鼎、匕首等青铜器。鼎的形制较小，尖足外撇。匕首扁茎无首，饰人面装饰。这些器物也属于春秋早期的越式青铜器。
越式青铜器中最有代表性的就是鼎（图一）。一般而言，越式青铜鼎形体较小，多数有盖，敛口，垂腹，圜底，附环耳或梯形耳，足的横断面作半圆形，外撇，有的足上饰多道竖线纹。器身多素面，而盖上多饰绚索纹、蟠虺纹和云纹等。
越式鼎的造型、纹饰与楚式鼎和中原鼎都不同，越式鼎在战国时期的楚人墓葬中仍有发现，这表明楚越文化的交流与融合在激烈的战争冲突之后，仍然持续了一段较长的时间。
二、楚国南部的军事要垒
楚国腹地在湖北，楚人久居江汉平原。楚人以江汉平原为据点，经澧水流域和洞庭湖东岸南下，席卷沅湘，春秋早中期进入湘江下游区域，至迟在春秋晚期占领长沙地区。
楚人占领长沙地区后，首先通过郡县制，强化行政管理。《战国策·楚策》：“楚地西有黔中、巫郡，南有洞庭、苍梧（郡）。”长沙出土兵器的铭文（图二）和湖北荆门包山2号楚墓出土竹简中，有“长沙”“长沙公”“长沙正”的记载。据专家考证，“长沙公”“长沙正”均为楚地县属行政长官，表明至迟在战国中期，楚国在长沙地区已经设置了县级管理机构，即“长沙县”，以加强对长沙地区的有效控制。
战国中期以后，楚国通过吴起变法，国力增强。楚人以长沙为前沿阵地，进一步大规模征伐长沙以南的蛮越。《战国策·秦策》载：“吴起为楚悼罢无能，废无用……南攻扬越，北并陈蔡。”长沙楚墓出土的大量兵器（图三），反映了楚人驻军长沙，南下军事扩张的史实。
楚人采取大规模军事行动的同时，也开始修筑城池和军事戍所，以保卫长沙。20世纪80年代以来，考古工作者在今长沙市中心五一广场区域发现了战国时期夯土城墙、护城河（图四）、手工作坊以及生活水井等大量遗迹，表明战国时期楚人在长沙已经修筑了城池。同时期考古工作者在城东张公岭区域共发现100余座楚墓，出土了大量的青铜剑、戈、矛等兵器，表明墓主人为楚国士兵，而张公岭则是战国时期长沙城外的一处重要军事戍所。
战国长沙城的出现，是长沙城市发展的开端。楚人通过设县筑城，修建戍所，驻扎军队，改变了越人遍布的社会格局，使长沙演变成为楚国南部的军事重镇。
三、楚国南部的经济发展
楚人占据长沙以后，引进中原和江汉地区先进的生产工具和生产技术，加快长沙地区的经营开发，逐渐改变了土著越文化的社会面貌。经过楚人农工商业的全面发展和日益频繁的经济贸易与文化交流，长沙不仅成为“楚之粟也”，而且手工业发达，铜镜、漆木器、琉璃器制造体现了较高的水平。到战国中晚期，南楚境内的商品经济日趋活跃，长沙成为楚国南部重要的商业中心。
青铜镜是古代贵族的生活用具。战国中晚期，出现了中国古代铸镜史上的第一个高峰。长沙是楚国青铜镜铸造中心之一，20世纪50年代以来，长沙楚墓中发现了大量精美的青铜镜（图五），有山字镜、龙纹镜、云雷纹镜、菱形纹镜、连弧纹镜以及方形镜等，其纹饰精美，铸造精良，呈现出南楚文化的神奇与浪漫。
楚玉是楚国上层社会接受中原礼仪文化之后发展起来的，最早见于春秋晚期，战国时期大量流行，一般出土于贵族墓葬。长沙地区楚墓出土的玉器（图六），品种丰富，雕琢工艺精湛，体现了楚人的政治礼仪、民族精神和审美观念。
玻璃古称“琉璃”“陆离”，后称“料器”。长沙楚墓出土了400多件琉璃器（图七），以璧、环、管、珠居多。经检测大部分琉璃器含有铅和钡成分，为战国时期长沙本土制造。少部分琉璃器含钠钙成分，且纹饰独特，与西亚风格相近，应属外来产品或原料来自域外，这表明可能早在秦汉以前的战国时代，中西文化交流就已经存在。
战国时期，漆木器在南楚境内得到广泛使用。长沙楚墓出土了种类繁多的漆木器（图八），主要有耳杯、樽、卮、奁、盘、豆、虎子、案、几、鼓、瑟、琴等，器形考究，纹饰精致，色彩艳丽。
四、南楚文化的独特面貌
楚人在开疆拓土、争霸称雄的历程中，以中原周文化为基础，兼收并蓄，融合发展，创造了辉煌灿烂的楚文化。楚文化南渐进入长沙地区后，又广泛吸收本地越文化因素，形成了特色鲜明的南楚文化。
在政治礼仪上，楚人基本上沿用周代的礼乐制度，以辨等级、明尊卑。楚人的墓葬以规模大小、棺椁重数和随葬礼器鼎的多少来体现墓主人的身份和等级。长沙发现的大量楚墓及其出土文物（图九），即是南楚礼乐文明的真实写照。
在宗教祭祀上，楚人相信万物有灵，崇拜天神、地祗和人鬼，形成了“信巫鬼，重淫祀”的习俗。长沙楚墓除随葬供死者的灵魂在另一个世界继续享用的物品外，还往往随葬镇墓兽、虎座凤鸟架鼓、苓床以及帛画（图十）等，用以驱鬼除邪，引导死者灵魂升天，反映了楚人的生死观和宗教观。
在文化传播上，楚人最先发明了毛笔和书写用的竹简。竹简是先秦时期主要的书写材料，对中国古代文化的传播起到了重要作用。长沙楚墓出土了战国时期的竹简（图十一）及制简工具（图十二）。竹简多属遣策，记载了墓内随葬品的名称、种类与数量。简文以毛笔墨书，字体扁平，笔势圆转流丽，是典型的楚国文字。
屈原是南楚文化的集大成者。屈原因遭排挤毁谤，被流放汉北和沅湘流域。后听闻秦军攻破楚都郢，屈原怀石自沉于汨罗江，以身殉国。屈原殉国前写下的绝命诗《怀沙》，即为怀恋长沙而作。屈原坚持真理、宁死不屈的精神和他“可与日月争光”的巍巍人格（图十三），千百年来感召和哺育着无数中华儿女，更是开湖湘文化之滥觞。
五、秦末设置长沙郡
战国末期，秦楚反复争夺湖南地区。至公元前221年，秦王朝建立，楚国江南地区陆续并入秦朝版图。秦朝推行郡县制，到秦朝末年新置长沙郡，治所设在湘县（今长沙）。秦末的长沙郡北近南郡，西接黔中郡，东靠庐江郡，南临桂林郡和南海郡，大致范围为北起洞庭湖，南逾五岭，西接沅水流域，东邻鄱阳湖西岸和罗霄山脉，具有重要的政治、军事地位。秦始皇南巡曾一度达到洞庭湖地区。
秦朝因二世而亡，所以实际控制长沙地区的时间并不长。但自秦朝起，长沙开始纳入全国行政区域范畴，以地方行政建制载入史册，长沙历史汇入中国历史的洪流，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六、长沙国的分封
秦朝末年，群雄奋起。秦番阳令吴芮起兵，先助霸王项羽，推翻暴秦统治。后随汉王刘邦，赢得楚汉争霸。公元前202年，汉高祖刘邦徙封衡山王（项羽所封）吴芮为长沙王，建立长沙国，都临湘（今长沙）。
吳芮始封的长沙国，史称吴氏长沙国。因对汉室忠诚，是汉初存续时间最长、唯一未被翦灭的异姓诸侯国。吴氏长沙国疆域辽阔，“外接胡越”，是汉初维系中央王朝与南越国关系的重要纽带。吴氏长沙国与西汉王朝实行政治联姻，长沙王后来自中央朝廷的重臣家族（图十四为长沙王后印章，印主任曹（女+巽）螟源自曹参家族），长沙丞相利仓和太傅贾谊（图十五）也由中央朝廷直接委派。
吴氏长沙国历经五代传承，至公元前157年因无嫡嗣除国，存续46年。公元前155年，汉景帝封其庶子刘发为长沙王，建立刘氏长沙国（图十六）。刘氏长沙国共传七代八王，至王莽时期被废，历时164年。刘氏长沙国时期，西汉王朝实行削藩政策，长沙国的疆域逐渐萎缩，长沙王的政治地位不断下降。
西汉长沙国前后存续210年，其分封历史与整个西汉王朝的命运相始终。在西汉长沙国时期，强盛汉文化辐射长沙周边地区，楚汉文化相互融合，成为今日湖湘文化的重要源头，长沙也由此被称为“屈贾之乡”。
七、长沙国的恢弘气象
长沙国“宫室百官同制京师”。吴芮始封长沙王之后，首先仿效帝都长安，在战国长沙城的基础上，扩建临湘城作为长沙国的都城。《水经注·湘水》载：“是城（临湘城）即芮筑也。”2011年和2014年，考古工作者相继在今五一广场东牌楼、市区青少年官工地发现西汉临湘城东城墙、北城墙以及护城河遗迹（图十七）。进一步的考古发现表明，在战国长沙城的基础上，临湘城向南北方向扩展，大致呈南北长约1400米、东西宽约800米的长方形。1973年，马王堆3号墓发现一座城邑的平面图，图上绘有城垣、宫殿和其他建筑。从城邑的规模来看，它极有可能就是临湘城。
临湘城内，长沙王的宫殿巍峨磅礴，官署区人口密集。20世纪80年代以来，在今五一广场及其周边区域，考古工作者发现了大量西汉水井、井窖等城市遗迹，出土了丰富的日常生活器具、官署公文简牍、建筑构件等遗物，表明西汉长沙国官署区即在今五一广场区域。特别是2003年，考古工作者在五一广场东南侧省供销大厦建设工地8号古井内发现2000余枚简牍（图十八），该批简牍为西汉武帝时期刘氏长沙国的司法文书，其内容涉及法律、职官、郡县、疆域等诸多方面。
临湘城外，吴氏长沙国和刘氏长沙国时期还建有规模宏大的王陵区。长沙国王陵区布局仿效帝陵而各有规制。王陵区位于湘江西岸，南起岳麓山、北至谷山一线的沿江低矮山丘和台地上（图十九），南北长约12公里，东西宽约6公里，依山带水，视野开阔。王陵区曾建有陵园建筑、陵庙和陵邑，岳麓区三汊矶北津古城遗址具有陵邑性质，用于守护王陵。西汉长沙国王陵区占地广大，王陵分布密集，保存相对完整，对研究汉代诸侯王葬制、长沙国历史具有重要价值。
长沙国王陵区主要分布在河西，河东则有大量贵族墓和平民墓。新中国成立以来，长沙地区及其周边区域共发掘数以万计的西汉时期各类墓葬，出土了大量的金银器（图二十）、青铜器（图二十一）、玉石器（图二十二）、漆木器（图二十三）、简帛文书、丝织品等遗物，折射出王侯贵族们奢华的生活，再现了西汉长沙国的繁荣与辉煌。
八、长沙国的余脉——东汉长沙郡
公元9年，王莽建立新朝，废长沙国为“填蛮郡”（又名“镇蛮郡”）。公元25年，西汉长沙定王刘发后裔刘秀拥兵称帝，定都洛阳，建立东汉王朝。建武二年（26）刘秀复建长沙国。建武十三年（37），长沙国除，改为长沙郡，汉长沙国的历史遂告终结。
东汉长沙郡社会安定，以农业为主体的庄园经济发达，长沙市区及周边东汉墓中出土的陶屋、陶仓、陶井及猪圈、鸡埘等模型明器（图二十四），是这一时期庄园经济的反映。
长沙郡的人口增长较快，手工业和商业也有稳步发展，产生了早期的制瓷业（图二十五），是我国青瓷的肇始地之一。
长沙郡还出现了一批贤良太守，以坐堂行医的张仲景（图二十六）和起兵讨伐董卓的孙坚为杰出代表，长沙由此成为江南名郡。
楚汉时期，长沙设县筑城，封国建都，发展农工商业，维护中央政权的统一，加强文化交流与融合，社会面貌发生重大变革。从楚人南下扩张到汉帝国封国置郡，从楚越文化的交流与融合到强盛汉文化的全面辐射，长沙地区自古保留的土著文化一步步改变，最终汇合于秦汉文明大一统的发展洪流中。
（责任编辑：李珍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