斑点---麦町国家金银铜总中国意大利美国巴西韩国07-2807-

王小文

摘 要：从大量的文献记载和考古发现中可以看出，在发达的手工业与日渐成熟的商品贸易影响下，金银器在宋元时代已经形成一个成熟且独立的制造、销售体系，此时是金银器皿从皇家贵族走向民间、从单纯模仿到形成中原本土特色并逐渐成熟的时代。与宋代正统中原文化不同，元代是少数民族统治政权，因便于携带、坚固不易碎的特点，草原游牧民族对于金银器一向钟爱有加，官方大力发展金银器制造业，然而许多制造器物的工匠又是南宋遗民，北方草原民族的粗狂豪情和南方手工业的精巧细致得到巧妙结合。文章以中国国家博物馆馆藏安徽窖藏出土的几件金银酒器为例，探究元代金银器为我们展现出的不同民族文化相融合的气象，并试图通过这个窖藏还原一个盛大的元代宫廷筵席场面。

关键词：元金银酒器；安徽窖藏；宫廷

1 中国宋元以前金银器概况以及宋元金银器皿简述

先秦时期，金银主要以青铜器上的错金银装饰和首饰的形式出现。两汉及魏晋时期出现金印、金饼、金银造像等制品，但大多体量较小，不是器物、器皿类，加之金印、金饼的使用有严格的等级限制，大部分出于御赐，因此流通于市面上的很少。中国古代金银器第一个辉煌期当属唐代，这时金银才逐渐以独立器物的形式大量出现，考古发现中出土了大量美轮美奂、巧夺天工的金银器制品，这与当时强盛的国力、繁荣的文化与贸易交流是紧密联系的。在当时，一方面金银制品（食器、酒器、首饰等）的使用有严格的等级限制，制造者均出自官方，使用者则是皇亲贵胄等社会地位很高的人，因此器物都深具皇家贵族气派；另一方面，唐代是中国历史长河中空前绝后的开放与融合的时代，统治者开明的治国理念使得繁盛的丝绸之路将大量外来的金银制品带入中原，成为上流社会人们竞相追逐的“流行潮品”，随之而来的还有一些西域的手工业匠人融入到中原腹地，这便使我们自身的产品也会带有舶来品的气息。

宋元时期虽战事频发，但商品经济、手工业等方面迅速发展，社会等级界线开始模糊，金银器的使用范围逐渐趋于自由，不再是王公贵族独享的奢华，而是日益商品化、生活化，逐渐从上流社会进入到了酒楼菜馆以及家境殷实的百姓人家，制作精良的器物甚至成为家居陈设，从实用器升级为艺术品。宋代周煇《清波杂志》卷四茶器条：“长沙匠者造茶器极精致，工直之厚，等所用白银之数，士大夫家多有之，寘几案间，但知以奢靡相夸，初不常用也。”又吴自牧《梦粱录》卷十六“茶肆”一节对金银器皿商品化有更为详细的描写：“杭都如康、沈、施厨等酒楼店，及荐桥丰禾坊王家酒店、闇门外郑厨分茶酒肆，俱用全桌银器皿沽卖。”元世祖忽必烈还专下诏令曰：“金银系民间通行之物……今后听民间从便交易。”《元史·何荣组传》中记载：“……（何）荣祖身至大官，而僦地以居，饮器用青瓷杯。中宮闻之，赐以上尊及金五十两、银五百两、钞二万五千贯，俾置器买宅，以旌其廉。”[1]何荣祖（1221—1299）是忽必烈朝的宰相，先后出任尚书右丞、中书右丞、中书省平章政事、昭文馆大学士等职，死后被追封赵国公。他虽身居要职，却仍旧用青瓷杯，皇后知道后并没有直接赏赐器物，而是赏赐上尊酒以及大量金银纸钞让他置器买宅，这其中的“器”指的应是金银器无疑，可见金银器皿在蒙古统治者心里的地位高于瓷器，并且在当时已是随意买卖的商品了。

元代的江浙行省、湖广行省和云南行省都有很高的黄金产量，最高年产量3万两左右，比宋代几乎高出一倍。银矿集中在云南和江西等地，据天历元年（1328）统计，全国产银锭1551锭又11两，按每锭50两计，共7.7651万两，按照元代执行“大抵以十分之二输官”的概率推算，可知当年全国白银产量约在25.8537万两，较北宋时期有显著提高[2]。因此，金银产量增加，金银器皿的数量随之陡增，适用范围也逐渐扩大。除墓葬中出土大量金银器物外，窖藏发现也层出不穷，遍布南北，可见金银器皿已成为先民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必需品。金银酒器的普及在元墓壁画中有更加具体的体现，山西屯留元墓西壁的《侍女备酒图》（图1）中一侍女手端盘盏一副，另一侍女手持长颈壶，身后桌面上有马盂、海棠式盘，盘中放置两盏等一系列酒具。内蒙古赤峰元宝山元墓壁画里《夫妻对坐图》（图2）中男主人身后的侍从手持马盂，应是为主人斟酒使用。陕西蒲城元墓壁画中的《主人对坐图》（图3）为我们更加完整地展现了元代贵族的生活场景，主人端坐于屏风前，左右各一侍者，侍者身后的高几上放置盘盏、匜、酒壶等。壁画中出现的这些器物在本文介绍的安徽出土元代窖藏金银酒器中均有发现。

2 安徽出土元代窖藏金银酒器

1955年10月，在安徽省合肥市小南门内距离原孔庙大成殿约3.5米的地方，一颗直径约0.45米的古槐树的树根底部发现一个用铜盘覆盖的陶瓮，后经过考古队员的发掘，出土了一批精美的、保存十分完好的元代金银酒器。陶瓮内最下层是盖部与底部相叠放的银果盒，中间颠倒相错放置9个银壶，银壶之间的空隙处是用金蝶、金杯、银碟、银杯、银匜、银碗、银勺等体积较小的器物紧密填塞，最后是以银果盒的隔层内装着55双银筷子放在最上层，总计102件。瓮口用一个很大的铜盘紧密覆盖着，铜盘的底部和大树树根紧密结合[3]。金器出土时金光夺目，银器表面均氧化，经考古人员清洗除锈后，白光熠熠，焕然一新。出土器物表面几乎没有使用痕迹，好似刚刚打造完成就被埋藏一样。

这批器物除银果盒表面錾刻有精美繁复的花纹之外，其他器物均光素无纹，表面隐约可见斑斑点点的细小锤揲痕迹，部分器物上刻有“章仲英造”（图4）“至顺癸酉”“庐州丁铺”（图5）的铭文，明确了这批器物是元文宗至顺四年（1333）庐州丁铺所造，制造者是名为章仲英的匠师。

我们可以将这批器物简单分为如下几类。

第一类是酒具类，包括饮酒器与贮酒器（包括斟酒器）。饮酒器包括酒杯与酒盏：“章仲英造”海棠式金卮杯（金盏）1对，海棠式银卮杯（银盏）1对，银卮杯（银盏）1对，“章仲英造”金盏1对，银盏1对。贮酒器类（包括斟酒器）有马盂、酒瓶、酒樽、勺等：银马盂6件，“章仲英造”银玉壶春瓶5件（其一铭曰：“九成银造重拾肆两”），银带盖玉壶春瓶4件（2件底部錾刻“至顺癸酉”，另两件底部錾刻八思巴文），铜酒樽1件，银勺1柄。

第二类是盘盏类，包括盘、碟、碗（与饮酒器配套使用）：“章仲英造”海棠式金盘1对，海棠式银盘1对，“章仲英造”金盘1对（其中1件光素无铭文），银盘7件，金蝶1对，“庐州丁铺”银碗4件。

第三类是果盒、箸：银錾双凤穿花纹果盒1件，银筷子55双。

《元典章》卷二十九《礼部二·服色》载：“庶人……酒器许用银壶瓶、台盏、盂镟（马盂），余并禁止。”[4]窖藏出土器物数量较多，种类齐全，形制规整，远远超过《元典章》中对庶人用器的约束。金、银盘盏，金、银碗等同类型器物有金、银两种配套出土，虽为纯手工打造，但尺寸误差很小，显然是为高规格宴会而精心准备的一整套器具，参与其中的人必定社会地位很高并有严格的身份等级划分。又从器物錾刻八思巴文可推测它们应当属于当时的蒙古贵族，甚至是为宫廷打造的进贡之物。与许多仓促埋藏的窖藏不同的是，这里采用了相当严谨而细致的埋藏方式，使得器物在出土时除表面氧化之外几乎完好无损。

宋元时商品经济繁荣，商家竞争激烈，对产品的质量和信誉相当重视，因而涌现了一批名匠。元陶宗仪《辍耕录》记载道：“浙西银工之精于手艺，表表有色者，有嘉兴朱碧山、平江谢君余、谢君和、松江唐俊卿等。”此时的金银器上常压印或錾刻金银匠人或商铺号的名称，旨在明晰责任，赢得声誉，防止伪造。值得我们注意的是，这批器物中“章仲英造”标记的位置与写法很特殊。与同时期器物将标记刻于器底或口沿外侧截然不同，“章仲英造”标记的位置十分醒目，均錾刻于盘心或盏心的右侧，按照大部分人右手握杯的习惯，刻字的位置无疑会让使用者一目了然。写法上“章”下面“早”字的一豎很明显出了头，通到上面，而且每件都是写成这样的，显然是有意为之。无独有偶，山东曲阜孔庙里一副对联中的“章”字也是这样写的（图6），当地人的说法是代表文章通天，也许这位制造者曾是一名读书人，因为战乱四起而不得以沦为匠人，后经过努力成为名噪一时的金银器制造者，像明代的陆子冈那样，专为皇家制造器物。

3 中国国家博物馆藏安徽出土窖藏金银酒器

1959年中国历史博物馆（现中国国家博物馆前身）建馆之初，安徽省博物馆将窖藏的部分器物划拨我馆，从数量上和种类上都可以比较全面地体现这一窖藏的基本情况（表1）。

表1 中国国家博物馆馆藏安徽出土窖藏金银酒器

通过这批器物我们可以推想出元代宫廷酒宴的盛大场面。《马可·波罗游记》中记载：“大汗所坐殿内，有一处置一精金大瓮，内足容酒一桶。大瓮之四角各列一小瓮，满盛精贵之香料。注大瓮之酒于小瓮，然后用精金大杓取酒。其杓之大，盛酒足够十人之饮。取酒后，以此大杓连同带柄之金盏置于二人间，使各人得用盏于杓中取酒。”马可·波罗对成吉思汗宫殿里所藏金杓、金盏等酒器的数量之多、价值之巨感到惊讶，因此发出“未亲见者未能信也”的感叹。虽然此书中的记述存在夸张和想象的成分，但其中描绘的酒宴场面中将美酒从大瓮取到小瓮的长柄勺，从小瓮取酒的精金大杓，饮酒用的带柄金盏，均在馆藏之列。

《马可·波罗行记》中提到的带柄金盏与窖藏中的海棠式金卮杯（图7）当是同类器物，出土时为一对，其中一件现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当是宴会中等级最高的人所使用。金银盘盏作为主流的饮酒器始于唐代，但在当时台盏的数量远远多于盘盏（在唐宋之际，托乘酒盏的称为酒台子，其托盘中心有突起的小圆台，酒盏置于圆台之上，成套的酒盏与酒台子合称为台盏）。到了宋元之际，盘盏的数量逐渐增多，常常是以一副的形式出现，纹饰题材丰富多彩且互相辉映，这与当时自上而下的饮酒之风是分不开的。尤其是元代后期，不必热饮的蒸馏酒开始流行，酒具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形制更加多样，仍沿用“台盏”。“台盏”这种叫法，《事林广记·拜见新礼》中说：“主人执台盏，左右执壶瓶。”但此时指的便是此窖藏出土的这类金银盘盏，高高的酒台子已经不多见了。称之为海棠式金卮杯是参考了扬之水先生的研究成果，《碎金·家生篇》“酒器”一项所举有“屈卮”[5]。“卮”本是古称，最早见于《战国策·齐策》中画蛇添足的故事：“楚有祠者，赐其舍人卮酒，舍人相谓曰：‘数人饮之不足，一人饮之有余。情画地为蛇，先成者饮酒。一人蛇先成，引酒且饮之，乃左手持卮，右手画蛇曰：‘吾能为之足。未成，一人之蛇成，夺其卮曰：‘蛇固无足，子安能为之足。遂饮其酒，为蛇足者，终亡其酒。”由此可见，贵族们一手持卮杯，一手作画，很显然“卮”指的是一侧有杯柄的酒杯，方便把持，不易外泄。因此，称为金卮杯应该更为接近古人的叫法。

银马盂（图15）在许多文献资料中常常被叫做银匜，这是根据其造型而定名的，出土时共6件，划拨中国国家博物3件。扬之水先生通过对实物和元代文献的充分对比，得出结论：这种圆口、带流、流下方有卷云状系的器形古称为马盂[6]。匜本是盥洗器，在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早期的祭祀活动中是和盘来配套使用的，和现代的水龙头和面盆功能相似。商周时代的高规格墓葬中多有出土，以后则逐渐进入日常生活，并被长期沿用，其造型也是不断变化。元代的匜出土时常伴随有酒壶、酒盏等物，在当时自然是作为酒器使用的。器形上与商周时期的最大区别在于把位于流口对面的鋬置于流口之下，多为卷云形，使之造型更为浑圆，便于携带。有学者认为，从铸造技术方面看，流口下方的卷云状小系早已失去鋬的功用，更多的是支撑焊接的短流，增加稳固性的同时兼顾装饰效果。但是通过仔细观察实物，就会发现流口与器物主体是由一整块银板锤揲而成，而并非焊接，因此这种流云状的系最初当是为了游牧民族方便携带而生，而后逐渐成为单纯的装饰。这种器形在元代出土的瓷器与金银器皿中大量出现，到了明代就几乎销声匿迹，因此可以说是元代独有的器形。1964年河北保定出土了一批元代窖藏瓷器，虽数量不大，只有11件，但是品种丰富，件件堪称国宝。经研究发现这批元代高规格瓷器可能是元仁宗赐予三朝元老张珪的宫廷酒器[7]。其中有1件钴蓝釉戗金瓷匜与窖藏出土银马盂造型如出一辙，口沿圆形，有流，流下带环状系，平底。这种在钴蓝釉上描金的瓷器属元代创烧，并且是皇家专用，寻常百姓明令禁止使用。《格古要论》记载元代瓷器中“有青黑色戗金着，多是酒壶、酒盏，甚可爱”[8]。《元典章》卷五十八《工部一·杂造》记载：“至元八年（1271）四月二十日，御史台承奉尚书省扎付，钦奉圣旨：节该今后诸人，但系磁器上不得用描金生活，教省里遍行榜文禁断者，钦此。”[9]窖藏银马盂的制作年代在公元1333年前后，其造型很有可能来源于宫廷专属瓷器。上文提及的陕西蒲城元墓壁画（墓葬纪年为公元1269年）和赤峰元宝山元墓的壁画中都有这类器物出现，可见这是在元代上流社会中十分流行的酒器，它汲酒方便、斟酒迅速，符合蒙古民族奔放的饮酒风格。

除了上述饮酒器，窖藏中还出土了9件银壶，5件无盖用于斟酒，4件带盖用于储酒。有盖银壶体量比无盖银壶大，这即是元代首现的玉壶春瓶，中国国家博物馆藏无盖1件，有蓋2件。《格古要论》中曾提到元代的新兴酒具，书中提到“古人……饮酒用盏，未尝把盏，故无劝盘。今所见定器劝盘，乃古之洗。古人用汤瓶、酒注，不用壶、瓶及有嘴折盂”[10]。汤瓶和酒注实则是一类，指的是带盖有流的执壶，常常有配套的温碗，因为宋代人喜喝温酒。到了元代，出现了一些新兴酒具，有嘴盂即上文中的银马盂；玉壶春瓶逐渐取代执壶注碗一副，玉壶春瓶即《格古要论》中提到的胡瓶。原因之一是酒的品种发生了变化，在元代，葡萄酒与阿剌吉（白酒）已逐渐进入日常生活，这两种酒不必热饮，温碗自然失去作用。葡萄酒虽在汉通西域时已传入中国，但是并没有在中原流行开来，一直到北方少数民族建立的辽、金、元各朝才更为流行。《马可·波罗游记》中提到：“从太原府出发，一路南下，约三十里处，出现成片的葡萄园和酿酒作坊。”《元史·世祖本纪》中提到至元二十八年（1291）“宫城中建葡萄酒室”，证明此时官方也进行葡萄酒的酿造与贮藏[11]。西域自古喜用玻璃瓶贮藏葡萄酒，然而在中国玻璃制品始终没有发展起来，此时自然是用瓷瓶或者金银瓶储酒。原因之二是景德镇产的瓷瓶成为收藏品，供不应求。元朝第八帝文宗在位时（1328—1331年），京城的蒙古和色目贵族已逐渐汉化，他们对收藏汉地瓷器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元史·别儿怯不花传》中记载：“至顺元年（1330）……宣徽所造酒，横索者众，遂费陶瓶甚多。别儿怯不花奏制银瓶以贮，而索者遂止。”宣徽院下设光禄寺，专门负责皇家粮食存储、食品供应。光禄寺下辖大都尚饮局，即元大都皇家酒坊，起初用瓷瓶装御酒。别儿怯不花任宣徽史时，京城的色目和蒙古贵族争相收藏宫廷御用酒瓶，不断有人向他索要，于是他奏请皇帝改用银瓶装酒。馆藏银玉壶春瓶中，一件底款正是“至顺癸酉”，即至顺四年（1333），应当是此政策执行之初制造的皇家酒坊贮酒的标准器。

4 结语

安徽省合肥市出土的这批高规格元代金银酒器窖藏，等级高、做工细，可以代表元代金银器制造的水平和特点，是我们认识元代手工业的重要考古发现，更是再现元代贵族甚至是宫廷酒宴盛况的重要物证。

目前，窖藏器物分别藏于不同的博物馆，但是数量应该齐全，保存状况良好，希望有机会能够让这些器物齐聚一堂，以此来展现元代金银器制造的辉煌成就以及高等级宴会的盛大场面。上文提及的元墓壁画里都零星地展现了当时这些器物的使用情况，但毕竟不是画面的重点，而且数量较少。若能够将这批窖藏的器物完整地展现在世人面前，将会是非常壮观的景象。

参考文献

[1]（明）宋濂，王炜，汪克宽，等.元史[M].北京：中华书局，1976.

[2]贺云翱.中国金银器鉴赏图典[M].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6.

[3]吴兴汉.介绍安徽合肥发现的元代金银器皿[J].文物参考资料，1957（3）.

[4][9]陈高华.元典章（点校本第二册）[M].北京：中华书局，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2011.

[5]扬之水.宋元金银酒器中的盘盏散盏与屈卮[J].收藏家，2008（2）.

[6]扬之水.元代金银酒器中的马盂和马杓[J].中国历史文物，2008（3）.

[7]林梅村.元朝重臣张珪与保定出土元代宫廷酒器[J].故宫博物院院刊，2009（3）.

[8][10]（明）曹昭.新增格古要论[M].王佐补.杭州：浙江人民美术出版社，2011.

[11]孙机.中国古代物质文化[M].北京：中华书局，20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