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省博物馆藏古滇国历史文物之二

熊燕

1952-1953年，昆明古玩市场上出现了很多花纹精细、制作古茂的青铜兵器，经专家打听得知，这些兵器大多出土于晋宁石寨山，滇国这个古老王国在消失了很多世纪以后，又悄悄掀开了一条缝隙，待世人去探索。1955-1960年期间，考古专家对晋宁石寨山古墓群进行了四次大规模考古发掘，共清理墓葬50余座，出土文物4000余件，大多数为青铜器，还有一些金器，这批金器大多为云南省博物馆收藏。这些器物造型优美、工艺精湛、雕铸生动，不仅体现了当时滇人的高超技艺，也反映出生活于两千多年前边疆贵族所拥有的权力与奢华。

一、石寨山与滇国

古滇国是一个悠远而又极富神秘色彩的国度，司马迁《史记·西南夷列传》中记载：“始楚威王时，使将军庄踽将兵循江上，略巴蜀、黔中以西。庄踽者，故楚庄王苗裔也。踽至滇池，（地）方三百里，旁平地，肥饶数千里，以兵威定属楚。欲归报，会秦击夺楚巴、黔中郡，道塞不通，因还，以其众王滇，变服，从其俗，以长之。”这段历史讲述的是约在公元前339年，楚国欲将势力范围扩展到西南，派楚将庄踽入滇。不久，秦国灭了巴国和蜀国，庄踽失去了与楚国本土的联系，庄踽回国之路断绝，遂留在滇池自立为滇王，号“庄王”。对于庄踽入滇的真实性，学术界还存在各种争议，但1956年晋宁石寨山六号墓出土的金质“滇王之印”，使《史记》中有关汉武帝“赐滇王王印，令其复长其民”的史实得到了印证，这说明古滇王国确实存在，它的都城就在今晋宁一带。关于滇国的疆域，《史记-西南夷列传》记载如下：“西南夷君长以什数，夜郎最大；其西靡莫之属以什数，滇最大；自滇以北君长以什数，邛都最大：此皆魋结，耕田，有邑聚。其外西白同师以东，北至揲榆，名为巂、昆明，皆编发，随畜迁徙，毋常处，毋君长，地方可数千里”。这说明滇国疆域广阔，滇人的形象在青铜器上可以看见，编发，以游牧为主要的生计方式，居无定所，活动区域广阔。

石寨山古墓群位于滇池东岸一个平地凸起的小山丘上，在《云南晋宁石寨山古墓群发掘报告》中，将石寨山古墓群定为“滇王及其亲族”的墓地，对此学术界还有争议。蒋志龙先生认为，与后期发掘的江川李家山、呈贡天子庙等墓地相比，石寨山的选址与中国古代背山面水的风水观念相悖，墓葬大多都是依据自然地貌稍作加工，有的甚至不经加工就依地形埋葬。从葬具而言，并没有椁室结构，填土直接压在随葬器物的上面，随葬品也不算太丰富，因此石寨山墓地群只是贵族墓地而非王族墓地。不管石寨山古墓群的主人究竟是谁，这些墓葬里出土的大量青铜器与金器足以说明墓主人的显赫身份。

二、石寨山出土的金器

滇国拥有很丰富的黄金矿藏，《后汉书·西南夷传》中记载：“有盐池田渔之饶，黄金畜产之富。人俗豪汰，居官者皆富及累世。”这是当时滇国富产黄金的生动写照。云南的金矿主要分布在滇西、滇南地区，《韩非子·内储说上》记载：“荆南之地，丽水之中生金。”丽水即今天的金沙江流域。据研究，“古代滇金的产地，大致分布在今金沙江和澜沧江（澜沧江支流沿岸）的砂金应该是滇国金矿的主要来源”。云南省博物馆现收藏的石寨山金器是1955年、1956年、1958年三次发掘所得，共有191件（套），实际数量超过两千余件。从墓葬时代判断，石寨山出土的金器大多集中在西汉中期到晚期。参见下表：

这些金器大体可分为兵饰、服饰和首饰三大类。（一）兵饰

“国之大事，在祭与戎”，在石寨山古墓群出土了大量的兵器与战争场面贮贝器，这足以说明滇国的战争是极为频繁的，滇国统治者对战争和军事装备十分重视。

兵器类金器主要包括金剑鞘饰和金臂夹。金剑鞘饰共56件（套），可分为动物纹金剑鞘饰、人物纹金剑鞘饰、几何纹金剑鞘饰，其中以几何纹金剑鞘饰最多，共28件（套），这些金剑鞘纹饰繁缛多变，以点纹、线纹、勾连云纹、雷纹、锯齿纹、圆圈纹等组成形状各异的图案。在动物纹金剑鞘饰中最常见的是牛头纹金剑鞘饰（图一），每个剑鞘饰由几段组成不等，每段均有压花图案纹饰，在接近柄处的最上一段均有一牛头纹，所以被称为牛头纹金剑鞘饰。

这件剑鞘出土于石寨山六号墓，由五段组成，上下两段较大，中间三段饰以凸起的折线纹，组合很规律；下段为组合的五瓣梅花纹、圆圈纹和连续回旋纹；上段最突出的特征便是牛头纹，上下两段边缘都有凸起的点纹装饰，颇似麦穗。在石寨山出土的一件贮贝器上，器盖中有一个鎏金骑士，身着铠甲，腰配长剑，十分威武，他身上佩剑的剑鞘与此剑鞘相似，根据装束可以看出这位骑士的身份十分显赫。与这件剑鞘同时出土的还有滇王印、滇王玉衣和滇王编钟等重器，这说明西汉时期的云南也深受中原地区厚葬习俗的影响，这些随葬品也体现出墓主人尊贵的地位。

石寨山出土的馆藏金臂甲（图二）共5件（套），臂甲均戴在前臂上，可分为单体臂甲和组合式臂甲两类。

石寨山十二号墓出土的这件单体臂甲，器身整体为筒形素面，该臂甲用金片卷成椭圆不闭合的筒状，下宽上窄，与人手臂粗细相近，最上端近手腕处还略有收束。在臂甲边缘还各有五个小扣，估计用于調整松紧。

（二）服饰

石寨山出土的服饰类金器主要包括金扣子、金饰片和金珠，多为穿缀在衣服上的饰品。金饰片大小不一、形状各异，它们大多数应该是“珠褥”上的饰品。

这件兽形金饰片（图三）出土于石寨山三号墓，石寨山出土的对兽（马）纹装饰颇多，这种器物风格多见于北方草原艺术中，四川盐源地区也出现过一些。兽形金饰片形如一小兽低首、翘尾、拳腿俯卧状，形状似马又似虎。有的兽形金饰片兽形脚有利爪，原型可能是虎豹之类。有的着重表现长吻，应该是“马”，还有的兽形金饰片形如兽低首、卷尾、拳腿俯卧状，头顶有犄角，通体饰条纹，应为夔龙纹。

金蝉制作采用了压模、錾刻等工艺，蝉身呈椭圆形，阴刻出蝉的双眼、双翅，呈卧姿状。蝉扣（图四）的背面为素面，并有一个横档，为穿线所用，这显然是衣物和珠褥上的装饰物。古人经常将蝉的形象装饰在冠带之上，作为清高、信义的象征，此外还用作“晗”，寄托着人死后蛰伏于地下有朝一日破土而出，蝉蜕后获得新生的愿望。

梅花形金饰片（图五），直径4.6-5.9厘米，扁圆泡状，中心的圆圈纹向外展开，四周有圆圈点纹组成的花瓣，形成一朵朵盛开的花朵。这样的装饰品素材来源于生活，清新素雅，没有一点夸张，代表了滇人创作的庄重规整。

（三）首饰

钗是古人用于固定发髻的饰物，无论是辫发盘髻还是束发着冠，都需要使用簪钗来固定头发。这套石寨山十二号墓出土的金发钗（图六）一组八件，长短不一，呈圆柱体，对称弯曲。

石寨山出土的金器造型优美、工艺精细，说明两千多年前的滇国先民已经很娴熟的掌握了黄金的加工工艺。在诸多加工工艺中，铸造是滇国金器采用的最普遍加工方式，用于铸造的模范有双面范也有单面范，六号墓出土的葫芦形金珠就是双面范铸金器的典型，在侧面还可以很明显地看出合范线的痕迹；出土的花形金饰片和兽形金饰片只在一面有花纹，是单面范铸的典型。

三、多元化的滇国金器

精美的滇国金器产生于两千多年前相对独立的地域空间内，但由古至今地域之间、族群之间的文化交流从未中断过，这些精美的藏品不仅反映出滇国工匠极高的工艺水平，从中也可以追溯地域问文化交流的轨迹。

（一）北方草原文化影响

自古以来，由北向南的民族迁徙和文化交流从未中断，其大体路线是北起青海东部、甘肃南部，中经川西、藏东及滇西北高原，南至西藏东南部的察隅，多处于青藏高原的东部边缘地带，费孝通先生将其定名为“藏彝走廊”。春秋战国至秦汉是氐羌族群南迁的第二个高潮，《后汉书·西羌传》记载秦献公时（公元前384362年在位），羌人首领“将其种人附落而南”，南迁的羌部“或为嫠牛种，越崔羌是也；或为白马种，广汉羌是也；或为参狼种，武都羌是也”，这清楚表明相当一部分羌人沿着藏彝走廊由北方迁至北南方。

南迁的氐羌族群将北方草原文化因素带到了南方，春秋战国及西汉时期曾广泛分布于藏彝走廊地区的石棺葬式，到东汉大规模走向衰落很可能与氐羌系族群的南移有关。在石寨山出土的金器中，有大量动物纹和动物搏斗纹装饰的器物，其中有浮雕、透雕和圆雕，也有线刻花纹，这些动物纹装饰种类多样、形象逼真。日本学者白鸟芳郎先生认为，滇文化中的动物纹饰与斯基泰文化中的動物纹饰相似，它们之间有一定的联系；张增祺先生认为云南青铜文化中的外来因素与白狼人、牦牛羌和巂人等北方游牧民族有着密切联系，通过滇西“昆明”人的东移而传人滇池地区。滇文化中的北方草原文化因素涉及很广，从武器工具、装饰品到丧葬习俗、服饰等，几乎覆盖了滇人生活的各个方面。

（二）中原汉文化影响

早在春秋时期，西南先民就已经在崇山峻岭中开辟了一条从四川经云南昭通、曲靖、大理，到保山，出境入缅甸、泰国，到达印度，再从印度翻山越海抵达中亚，然后直至地中海沿岸的蜀身毒道。秦统一中国以后，为有效控制川滇，派将军常頞率军开辟了五尺道。在纳入中央王朝统治之前，汉文化已经通过身毒道、五尺道传人云南。到了西汉时期，为寻求通往大夏的道路，汉武帝采纳了张骞从西南至身毒达大夏的意见，派使者出使西南夷而至滇，滇国开始受到汉王朝的重视。西汉元鼎五年（前112），汉武帝平定了南越，滇东部依仗南越的夜郎国投降了汉朝，汉武帝派王然于劝滇王投降入朝，因有同姓相扶的劳漫、靡莫相助，滇王不肯投降。据《史记·西南夷列传》记载：“元封二年，天子发巴蜀兵击灭劳漫、靡莫，以兵临滇。滇王始首善，以故弗诛。滇王离难（西南夷），举国降，诸置吏入朝。于是以为益州郡，赐滇王王印，复长其民。”石寨山六号墓出土的“滇王之印”印证了这段历史，“滇王之印”四面边长2.4、高2.7厘米，蛇钮，蛇背有鳞，重90克，阴刻篆文“滇王之印”四字，晋宁石寨山发掘报告中对滇王之印的成色进行过鉴定，含金量为百分之九十五。滇王印的形制、大小都符合汉制，应该是汉武帝所赐，之所以采用蛇钮，是因为蛇钮官印本身就是秩官钮制，它属于汉王朝赐给边疆少数民族王侯的常用印钮之一，主要用于与汉族之间的区别，而且也符合中原人对“南蛮蛇种”的认识。

西汉以后，云南大部分地区纳入郡县制的管辖之下，成为中央王朝的行政区域之一，自次之后，到云南任职的官吏和守边将士，将汉文化带到了云南。在晋宁石寨山出土的铜镜、尊、洗、耳杯、鐎斗等器物，都是中原的输入品或防制品，这些器物也反映出滇人生活方式所发生的变化。

从云南目前的考古发掘资料来看，西汉中期以前都没有发现过金器，石寨山出土金器时代都是在西汉中期以后，而且发展速度很快，滇国金器的大量出现，显然与西汉中期以后中原文化的大量传入有密切联系。西汉晚期以后，石寨山上滇国贵族墓葬急剧减少，石寨山金器也随之消失，这是中央王朝设置益州郡，汉文化逐渐取代土著文化的必然。石寨山金器的出现与消失，都与滇王的政治命运紧密相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