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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造型

湖南省博物馆收藏有一批两汉至唐代墓葬遗址出土的褐白相间或黑白相间、宽窄不一圈带纹玛瑙珠，考古报告或研究文章称之为缠丝玛瑙、截子玛瑙或花斑纹玛瑙。据不完全统计，迄今为止湖南有30余处墓葬出土这种玛瑙珠80余件，分布于郴州、零陵（今永州）、耒阳、衡阳、长沙、益阳、常德等地，长沙出土最多。时代最早的为西汉时期，最晚的为唐代，常德东汉时期的最多。其中，湖南省博物馆的收藏大约占了90%左右。馆藏的这类玛瑙珠，根据其造型不同，可分为腰鼓形珠、圆柱形珠、蚕蛹形珠、算珠形珠四种，其中绝大多数属腰鼓形珠。

第一种：腰鼓形玛瑙珠。两端细中间粗，可分为长腰鼓形和短腰鼓形两种，且根据其上圈带纹的宽窄，又可分为细圈带纹和宽圈带纹两种，其中以细圈带纹的最多。圈带纹多为同心圈纹，也有少量为斜圈纹带或不规则圈带纹。这类腰鼓形珠以1959年长沙五一路9号东汉墓出土的玛瑙珠项链最为典型（图一），玛瑙珠呈长短不一、两端截平的腰鼓形，从上至下有穿孔相通，共38件，最长4.8、最短1.1厘米。每件纹样各不一致，均饰有宽窄不一的圈带纹，圈带纹以同心圈纹为多，也有少量为斜圈纹带或不规则圈带纹，纹饰无一雷同。圈状颜色纹带清秀雅美（喻燕姣：《湖湘出土玉器研究》，第209页，岳麓书社，2013年）。同类的出土器物湖南省博物馆还收藏有30余件（图二至图十七）。

腰鼓形的花斑纹玛瑙珠中，还有1件饰有独特纹饰，这是1975年长沙市成家湖西汉曹（女巽）墓出土玛瑙、水晶珠24件串珠中的1件花斑纹玛瑙珠（图十八），呈短腰鼓形，两端截平，有穿孔，长1.1厘米。珠为黑色地子，两端各饰白圈纹一道，白圈纹上各向珠中部延伸白色锥状纹带，颇似西藏的“天珠”。此种纹饰目前在湖南仅见此例。

第二种：圆柱形玛瑙珠。1952年长沙蓉园魏家冲854号汉墓出土玛瑙、玻璃珠11件（图十九），其中有2件花斑纹玛瑙珠，一为短腰鼓形，其上的白带纹很宽，几乎占了整珠的五分之四，长0.7厘米；一为圆柱形，两端齐平，有细孔相通，其上花带为褐、白相间，宽窄不一的斜圈带纹，长1.5厘米。这种圆柱形的花斑纹玛瑙珠在湖南地区少见，目前仪发现此例。

第三种：蚕蛹形玛瑙珠。整体作蚕蛹形，头部宽且平，尾部收缩呈蚕尾状。馆藏有2件：1件是1956年长沙杨家湾42号汉墓出土，与之同出的还有其他的水晶玛瑙珠8件（图二十）。此件蚕蛹形花斑纹玛瑙珠长1.8厘米，其上为褐、白相间、宽窄不一的同心圈带纹；1件是1959年长沙新五一路6号东汉墓出土，与之同出的还有喇叭形玻璃管2件、碧玉管1件（图二十一）。此件蚕蛹形花斑纹玛瑙珠长1.1厘米，其上为黑、白相间，宽窄不一的同心圈带纹。

第四种：算珠形玛瑙珠。馆藏2件。1964长沙左家圹窑厂7号唐墓出土玻璃珠、玛瑙珠等26件（图二十二），其中有2件呈扁网算珠形，其上用白色线条将算珠分成若干份，颇似一个黑皮南瓜。这种形制的花纹玛瑙珠目前亦很少见。

此外，湖南省博物馆还收藏1串征集的汉代花斑纹玛瑙珠管串（图二十三），多数为腰鼓形，也有圆柱形和略呈三角形的，花纹各不一样，异彩纷呈，非常精美。

二、制作工艺与来源

对于这类花斑纹玛瑙珠的研究，夏鼐先生在20世纪70年代就称其为蚀花的玛瑙珠（作铭（夏鼐）：《我国出土的蚀花的肉红石髓珠》，《考古》1974年第6期）（为行文方便，以下简称为蚀花玛瑙珠），并对我国境内出土的蚀花玛瑙珠进行过研究，且介绍了国外的相关研究成果及蚀花玛瑙珠的制作过程。但他重点放在了在肉红石髓（没有条纹的玛瑙，现多称为玉髓）上蚀白花的珠上，对这种黑白或褐白相间的蚀花玛瑙珠只是略有提及。

据国内外学者的研究，蚀花玛瑙珠并非天然呈色，而是经过人为的染色处理方法形成的纹饰。从1857年起，国外就有学者注意到这种特殊的珠饰，并对蚀花所用原料及过程进行过研究，他们观察到的蚀花方法和过程，都是用一种野生白花菜的嫩茎捣成糊状，和以少量洗涤碱（碳酸钠）的溶液，调成半流体状的浆液，用麻布过滤后即成。然后用笔蘸之，描绘于磨制好的石髓珠上，熏干后将珠子埋于木炭余烬中，取出以粗布疾拭，或置于阳光下晾晒。此法获得的白色纹饰历久不褪。有的蚀花玛瑙珠是先采用前述方法将珠子表面完全变白，然后用某种金属盐（MetalSalt）在其上蚀刻黑色图案，也有黑色线条直接蚀刻于天然珠体上的。一般认为蚀花玉髓珠可分为红色玉髓表面蚀刻白色纹饰、经白化处理的玉髓表面蚀刻黑色纹饰、珠体直接蚀刻黑色纹饰三类型（赵德云：《中国出土的蚀花肉红石髓珠研究》，《考古》2011年第10期）。据此概念，我们发现馆藏的花斑纹玛瑙珠应属于国外学者所分类的“经白化处理的玉髓表面蚀刻黑色纹饰”的玛瑙珠。

英国学者培克（Horace C.Beck）将蚀花玛瑙珠的盛行时期分为三个阶段：早期是公元前2000年以前（相当于夏代以前），中期是公元前300年至公元200年（相当于战国晚期、秦汉时期），晚期是公元600年至1000年（相当于唐宋时期）【培克：《蚀花的肉红石髓珠》（horace C. beek， Etched Carnelian Beads），《考古家杂志》（The Antiquaries Joural），第13卷1期（vol.13，Issue 1），1933年】。馆藏的蚀花玛瑙珠绝大多数是属于培克所划分的中期，早期的暂无发现，晚期的目前仅见唐墓出土的2件。关于这类蚀花玛瑙珠的制作过程，培克做了试验进行了复原。他先采用碱蚀法将珠子表面处理成白色，然后用不同金属的硝酸盐溶液在白化的表面绘制黑色图案，之后雨对珠子进行二次加热。通过试验，钴盐、铜盐和锰盐都可以绘制出黑色的线条，其中硝酸铜溶液绘出的线条与古珠的蚀花效果最为接近（H. C. Beck，Report on Selected Beads from Harappa，Madro Sarup Vats. Excavations at Harappa， P392-431，Munshiram Manorarlal Publishers Pvt.Ltd.，New Delhi，1997）。

以1976年长沙杨家山111号东汉墓出土的蚀花玛瑙管为例，我们来大体推测其染色程序。该管长2厘米（见图十一），腰鼓形，两端截平且细，中间稍粗，上下贯穿一孔。两端为红褐色带，中部的白色宽带纹稍粗，展开即可成为长方形。该管可明显看出是利用肉红玉髓采用第二种蚀花法制作而成。在褐白区域交界的部分，可明显看出两色之间有浸染、叠压关系，即珠子应该是先染成白色，然后在两端染作黑褐色，留白的地方自然形成白色纹样。至于黑褐色图案的产生是通过哪类金属盐溶液加热形成不得而知。从馆藏的这类蚀花玛瑙珠来看，其表面不甚光滑，较粗糙，似有强酸或强碱腐蚀过的痕迹。

目前国内已公布的红色玉髓表面蚀刻白色纹饰的蚀花玛瑙珠资料比较多，集中分布于西北地区和云南、广东一带，中原地区亦有少量发现。夏鼐、吕红亮、赵德云等先生均有过专论【作铭（夏鼐）：《我国出土的蚀花的肉红石髓珠》，《考古》1974年第6期；吕红亮：《中国境内出土的蚀花石珠述论》，见《长江上游早期文明的探索》，巴蜀书社，2002年；赵穗云：《中国出土的蚀花肉红石髓珠研究》，《考古》2011年第10期】，此处不再赘述。而这种黑白相问的蚀花玛瑙珠发表图像资料的并不多，在西亚和印度也只有少数遗址有出土。从我们目前所掌握的资料来看，新疆、西藏、内蒙古、云南、广东、广西、江西、江苏等地均有少量发现。如20世纪70年代在帕米尔高原一处古墓中发现1件腰鼓形蚀花玛瑙珠，为黑白两色相间，中部的白色宽带纹较宽，直径0.8、高2.6厘米（新疆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帕米尔高原古墓》，《考古学报》1981年第2期）；2013年在新疆塔什库尔干的吉尔赞喀勒墓地所出的饰珠，除了6件肉红蚀花玛瑙珠外，还有1件腰鼓形蚀花的玛瑙管状珠，两端染作黑色，中段为白色（《新疆帕米尔高原吉尔赞喀勒黑白石条古墓群探秘》，新华网2013年6月15日）。夏鼐先生也曾撰文指出，在20世纪30年代或稍早，有英国人在我国理塘县（今属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从藏族人民手中购得两件大型的蚀花玛瑙珠。观照片，石质原有浓淡不同的层纹，在相邻的层纹之间用化学方法侵蚀出白色的细条纹，使原有的颜色对比更为突出【作铭（夏鼐）：《我国出土的蚀花的肉红石髓珠》，《考古》1974年第6期】。内蒙古准格尔旗西沟畔西汉匈奴贵族墓出土的项链，其上有蚀花玛瑙珠20余件，有学者推测其来自中亚（朱晓丽：《中国古代珠子》，第173页，广西美术出版社，2013年）。云南出土有西汉、东汉、大理国时期的蚀花玛瑙珠管（古方主编：《中国出土玉器全集》第12卷，第106、113、118页，科学出版社，2005年），以昭通大关岔3号东汉河崖墓出土的蚀花玛瑙珠为例，该珠呈腰鼓形，两端截平，有细孔相通，主体为淡褐至褐色，中间有一道白色圈带纹，长2.3、直径0.40.6、孔径0.1-0.15厘米。广西合浦汉墓也出土有来自印度的缠丝玛瑙珠（朱晓丽：《中国古代珠子》，第180页）。广东广州市龙生岗东汉墓出土一串珠饰，其中有27件腰鼓形、黑白相间的蚀花玛瑙珠管，最长8厘米（古方主编：《中国出土玉器全集》第11卷，第177页），与湖南长沙五一路东汉墓出土的蚀花玛瑙珠项链最为相似。江西南昌丁家山东汉土坑墓出土2件蚀花玛瑙珠，最长2.4厘米，腰鼓形，经过蚀花处理（古方主编：《中国出土玉器全集》第9卷，第79页）。汀苏扬州市邗江甘泉姚庄101号西汉墓出土有串饰9件，其中有蚀花玛瑙珠1件（扬州博物馆：《江苏邗江姚庄101号西汉基》，《文物》1988年第2期）。

对蚀花玛瑙珠的来源，学界普遍认为它们应来自境外。如学者洛伊丝·杜宾（Lois Sherr Dubin）推测，西藏流行的黑白纹饰的蚀花玛瑙珠“天珠”，在远古时期就与苯教一起源自伊朗或者相邻的阿拉伯帝国（Lois Sherr Dubin，The History Of Beadas：From 100000 B.C. to the Present，Harry N.Abrams，2009）。赵德云先生对国境内出土的“红色玉髓表面蚀刻白色纹饰”的蚀花肉红石髓珠进行了分类研究，并将其与国外材料进行对比，指出“中国出土的蚀花肉红石髓珠都应来自域外，与早期中外文化文流有关”，认为“蚀花肉红石髓珠起源于印度河流域，随着欧亚大陆经济文化的交流，传播广泛。其制作技术也有传播的现象，近东、东南亚都可能存在制造工场，这对认识中国发现的来源十分重要”。广州、云南等地两汉时期墓葬出土腰鼓形蚀花肉红石髓珠可能来自东南业（赵德云：《中国出土的蚀花肉红石髓珠研究》，《考古》2011年第10期）。如是，与之形制完全雷同、时代相当、只是蚀花方式不一的黑白相间的蚀花玛瑙珠也应当来自同一地区。江苏南京象山东晋王氏家族墓地出土的手串，有黑白相间的蚀花玛瑙珠，有学者认为其为舶来品（朱晓丽：《中国古代珠子》，第202页）。1959年长沙五一路9号东汉墓出土了38件蚀花玛瑙珠，与之同出的还有镂空的多面花金珠等大量金饰。这类金饰件最突出的特征是形制奇特，而且都是以掐丝和焊缀金珠工艺制成，从形制到工艺均非中国传统风格，应为输入品。多而金珠曾在巴基斯坦叉始逻和越南奥高出土，时间大致相当于东汉（岑蕊：《试论东汉魏晋墓葬中的多面金珠用途及其源流》，《考古与文物》1990年第3期）。所以，也可以说，同墓出土的蚀花玛瑙珠与多面金珠一样，应是从东南亚这一带传人进来的。一些学者根据国外的蚀花玛瑙珠出土情况，认为其原产地应为印度河流域，其他西亚如埃及、伊朗和中亚如阿富汗以及东南亚如泰国、缅甸、越南所发现的是印度河流域文明扩散的一个后果和表现（吕红亮：《中国境内出土的蚀花石珠述论》，载《长江上游早期文明的探索》，巴蜀书社，2002年：赵德云：《中国出土的蚀花肉红石髓珠研究》，《考古》2011年第10期）。

经过国内外学者长期的研究，在我国先秦至两汉时期，中国已开通了丝绸之路与国外进行商贸往来。按照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对“丝绸之路”的定义，中原与两方往来的通道有四条：北方（草原）通道、西北（沙漠）通道、西南（佛教）通道、南方（海上）通道。著名的北方丝绸之路主要指占都艮安（今天的西安）和洛阳连接亚洲、非洲和欧洲的古代路上商业贸易路线。它跨越陇山山脉，穿过河西走廊，通过玉门关和阳关，抵达新疆，沿绿洲和帕米尔高原通过中亚、西亚和北非，最终抵达非洲和欧洲。

南方丝绸之路可以分为陆路和海路。陆路以成都平原为起点，向南分为东、两两路，西路沿旄牛道南下至火理，东路从成都平原南行经五尺道至大理，两道在大理汇为一道继续西行，经保山、腾冲，抵达缅甸密支那，或从保山山瑞丽进抵缅甸八莫，跨入外城。南方丝绸之路国外段有西线和东线两条。西线即“蜀身毒（印度）道”，从成都平原出云南至缅甸，西行至印度、巴基斯坦、阿富汗至中亚、西亚，这条纵贯亚洲的交通线，是古代欧业大陆最长、历史最悠久的对外交通大动脉之一。南方丝绸之路国外段东线包括从四川经云南元江下红河至越南的红河道，和从蜀经夜郎至番禺（今广州）的牂牁（今贵州境内）道，经由此道发展了西南与东南沿海地区的关系（段渝：《中国西南早期对外交通——先秦两汉的南方丝绸之路》，载《巴蜀文化研究集刊》第7卷，巴蜀书社，2012年）。

南方海上丝绸之路形成较晚，在唐中期前，对外主通道是陆上丝绸之路，之后由于战乱及经济重心转移等原因，海上丝绸之路取代陆路成为中外贸易交流主通道，在宋元时期是范围覆盖大半个地球的人类历史活动和东西方文化经济交流的重要载体。但依据《汉书·地理志》的记载，当时中国与南海诸国就已有接触，而且遗迹实物出土也表明中外交流或更早于汉代，海上丝绸之路的雏形在秦汉时期便已存在。广西合浦是汉代最为兴盛的港口，富商巨贾云集在这里，为后世留下了诸多遗存。在合浦镇附近东南的清水江至禁山一带的汉墓群就有近万座。在近30年清理发掘的1000多座汉墓中，出上了珍贵文物逾万件之多（广西壮族自治区文物工作队：《广西合浦县堂排汉墓发掘简报》，《文物资料丛刊·4》，1981年；合浦县博物馆：《广西合浦县丰门岭10号汉墓发掘简报》，《考古》1995年第3期；广西文物工作队、合浦县博物馆：《广西合浦县母猪岭东汉墓》，《考古》1998年第5期；合浦县博物馆：《合浦汉墓出土珠宝、玻璃、金器展》，1996年），其中有青铜器、玉器、金银器、陶瓷器、漆器、古钱币、香料、玻璃器皿，以及玻璃珠、玛瑙、水晶、琥珀等饰物和工艺品及西方风格的黄金饰物，几乎在合浦发掘的每座汉慕中都有外国的装饰品和器物。其中玛瑙、水晶等广义上的玉石占了较大比例，包括来自印度和中业的红色玛瑙管和白水晶珠、紫水晶珠和缠丝玛瑙珠等多种材质利形制的珠子，它们反映了当时中国与西方频繁的贸易往来和玉文化交流。以多棱面水晶珠为例，这种珠子在合浦有大量发现，在同时期的云南李家山滇国墓葬中同样也有出七，在南越王墓中也有出土记录，湖南汉墓也有发现。那么，这种水晶珠究竟是从海上来到合浦，再扩散至云南和其他地方，还是从陆上的南方丝绸之路进入云南，再贩往合浦，再输送到其他地方，也许两者都有可能。有学者更倾向于“南海道”，认为出土蚀花石珠的合浦和广州，均为汉时郡治所在（合浦郡、南海郡），石珠的来源就是原发掘报告中的结语“应为海外输入，而且还有可能就是印度南部的黄支国（今印度现代港口城市马德拉斯西南德康挈普拉姆）输入”。广州汉墓中出土的陶木船模型、蜻蜒眼玻璃珠、琥珀雕饰、胡人俑、熏炉以及苏门达腊·加里曼丹的古墓中出土的中国汉代陶俑都是充足的考古物证（吕红亮：《中国境内出土的蚀花石珠述论》，见《长江上游早期文明的探索》，巴蜀书社，2002年）。

同理可推，根据对湖南周边与境外出土的蚀花玛瑙珠的比较研究，我们认为湖南出土的这类蚀花玛瑙珠是通过南方丝绸之路传进来的。至于是陆路还是海路、抑或两者兼有日前均难以做出肯定回答，还有待于新的材料去证实。但我们可以人致推测一下陆路传人的路线：从印度——缅甸——云南——广西、广东——湖南。湖南境内出士的蚀花玛瑙珠也可以看到从南至北的传播途径：郴州、永州——耒阳——衡阳——长沙——益阳——常德。如果是从海路传人，那么就是从印度南部的港口向东航行至中国的合浦或广州，再向内陆传入。

毋庸置疑，湖南出土的蚀花玛瑙珠是南方丝绸之路开通后中外文化和早期玉文化交流的物证，对于研究中外关系史、交通史、工艺史等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