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铜镜与易学文化_品鉴_

唐代铜镜

骆晓凡邓潇迪公坤张泽坤张徐菲

摘要：作为中华文化传承的物质载体，唐代铜镜蕴含了易学诸多精要。易学常与祸福吉凶结合在一起，与其相关的纹饰多含有趋利避害的吉祥意蕴。易数“三”“五”与《太玄》、阴阳五行之间的联系紧密。龟灵崇拜衍及唐代社会风俗与世俗权力。八卦则反映了人们对于万物消长变化的深刻理解。

关键词：唐代；铜镜；易学

2017年，笔者曾撰文《易学视野下的中国古代铜镜》，发表于《文物鉴定与鉴赏》杂志2018年第1期，从易学天人合一观、阴阳交易观、尊阳抑阴观等角度综合论述了易学思想在中国古代铜镜中的运用。意犹未尽，故复撰是文，专论易学吉祥文化、易数、龟灵崇拜、八卦等在唐代铜镜上的反映。

1 易学吉祥文化与唐代铜镜

易学是“推天道以明人事”的天人之学。《周易》是以卜筮为外衣的富含哲学智慧和历史经验的指导人生决策以趋吉避凶的上古巫史文化的百科全书[1]。从卜筮文化的角度来看，吉凶、祸福、灾祥是广义易学的题中之义。吉祥文化反映了人们对吉庆、祥瑞的追求，也是易学尊阳抑阴观的反映。唐代铜镜纹饰从“灵兽吉祥”和“语言吉祥”两方面体现了吉祥文化的内涵。

1.1 灵兽吉祥

在傳统的吉祥图案中，常见狮、虎、鹿、鹤、鸳等吉祥动物。1986年河南偃师杏园村唐墓中出土一面瑞兽铭带镜[2]，扬州市出土一枚唐“照日”四瑞兽铭带镜[3]（图1），1988年淄博征集到中唐瑞兽莺鸟镜[4]（图2），均体现了吉祥文化的意蕴。

这三枚铜镜的纹饰大致分为两类：走兽以八瑞兽和四瑞兽为主，走兽多见虎、狮、鹿、麒麟；飞禽以凤、鹤、鸳居多。狮、虎为百兽之王，地位崇高，是威严的象征，同时也具驱邪避恶之意。麒麟为仁兽，又为送子圣兽，为传统中的四灵兽之一。凤、鹤、鸳均为福鸟，以鹤为纹饰则有贺人长寿之意。铜镜纹饰选取此类意象作为主题，其内涵不言而喻。

1.2 语言吉祥

语言吉祥多见于铜镜铭文。2003年世家星城出土一枚“千秋万岁”镜[5]（图3）；1990年河南许昌市出土了一枚“千秋”铭盘龙纹镜[6]（图4），此镜据推测为唐玄宗时制品，呈八出葵花形，除盘龙纹外，镜缘有祥云和折枝花相间排列，且在两个花心阳铸“千秋”二字。“千秋”“万岁”等文字出现于唐镜上，自然体现其趋吉避凶的内涵。

2 易数与唐代铜镜

2.1 “三”之数、《太玄》哲学与唐代铜镜

西汉以后，易学哲学体系发生变化，这一变化起源于杨雄的《太玄》哲学。杨雄借用《易传》中天、地、人三才概念，结合老子“三生万物”思想，仿《周易》而作《太玄》，以“一分为三”法推演万物发展模式。《太玄》哲学不仅继承了易学中的“三才”之说，而且为魏晋时期道教玄学尚“三”的文化理念奠定了基础。魏晋至唐，易学文化与道教文化深度交融，“三”之数又得到了更为广泛的推演。

2003年世家星城M74出土了一面三虎镜[7]（图5），此镜应为晚唐制品，圆形钮座，钮外浮雕三只虎作逆时针爬行。1988年，河南省巩义县出土了一枚龙虎铭文镜[8]（图6），铭文已经锈蚀难辨，主体纹饰为三条龙环绕排列。“三虎”“三龙”不仅反映了《太玄》哲学内涵，也体现了易学“三才”思想。

2.2 “五”之数、五行学说与唐代铜镜

五行之称见于《尚书·甘誓》：“有扈氏从悔五行，怠弃三正，天用剿绝其命，今于恭行天之罚。”[9]《尚书·洪范》中有具体阐释：“一曰水，二曰火，三曰木，四曰金，五曰土。水曰润下，火曰炎上，木曰曲直，金曰从革，土爰稼穑。润下作咸，炎上作苦，曲直作酸，从革作辛，稼穑作甘。”[10]五行学说在中国古代的应用非常普遍，万事万物皆可纳入五行体系。五行学说的源头可以追溯到早期“尚五”的思想观念。

《周易》中本无五行，但二者的渊源可以上溯至先秦，且联系日益密切。林忠军认为“汉以前，易被概括为阴阳之说，汉以后概括为阴阳五行之说”[11]；郑万耕也说“汉代以后，易学中的象数学派和义理学派，都以阴阳五行观念解《易》”[12]。可以推论，五行与《周易》的结合在汉代已经基本成熟。义理易学援五行为万物本原的思想释易；象数易学中的五行思想则重在揭示天人一体、动态平衡的哲学原理。易学与五行系统的结合拓宽了易学领域，提升了思维境界，最终使五行在易学中奠定了不可动摇的地位。

五行学说与易学的结合在唐代获得进一步的发展。唐代铜镜纹饰中多有与“五”相关的主题。许昌县灵井出土了一枚五瑞兽葡萄纹镜[13]（图7），镜背内区绕钮座一周有五只瑞兽攀附戏耍于葡萄蔓枝间，瑞兽头大，脊背明显，尾长。1988年江西省武宁县清江乡桐埠村唐墓出土了一枚海兽葡萄镜[14]（图8），主体纹饰为五只瑞兽。唐镜中的“五”是汉代以来尚“五”与五行哲学的延续。更多体现的是人们对于万物本源、天人结构的理解与尊崇。

3 龟灵崇拜与唐代铜镜

《史记·龟策列传》载：“古者筮必称龟。”古人因龟长寿，遂将龟甲作为占问吉凶的神物。《淮南子·说林训》：“必问吉凶于龟者，以其历岁久矣。”明晰龟灵崇拜的起源、发展以及兴衰，对于深入理解中国传统易文化有重要意义。

在中国，龟灵崇拜的历史由来已久。自20世纪60年代，大汶口文化诸遗址出土了大批龟甲器之后，龟文化的研究逐渐受到学术界的广泛关注。其后，一次性出土大量标本的遗存，相继在刘林、大墩子、贾湖等遗址面世。龟灵一说最早是由高广仁等在《中国史前时代的龟灵和犬牲》中提出的。他们在综合分析了大汶口等史前诸多墓葬中出土龟甲的现象之后认为：“从内装石子或背甲涂朱来看，似非日常用品，当与医、巫有关，或具有原始宗教上其他功能，是死者生前佩带的灵物。因此，可以说大汶口文化早期已出现了龟灵观念。”[15]受当时考古发现资料的限制，他们对于龟灵观念出现时间的推测上溯到大汶口文化，而现在我们知道在比这更早的贾湖文化中就已经存在了。不过他们对于后世龟灵、龟卜观念渊源问题的认识对今后的研究仍具有重要的启示。

从源头上看，《易经》与龟卜文化存在密切的关联。《周易·颐卦》初九爻辞中，有“舍尔灵龟”语。龟是古代重要的占卜工具，龟灵文化与易学的交融自然会体现在卜筮之术中。龟灵崇拜作为上古巫史文化的元素，其影响力衍及社會风俗和世俗权力的各个方面，这也体现在中国古代铜镜的纹饰与镜钮中。

3.1 纹饰

1987年西安东郊唐墓出土的一枚方形铜镜（图9，名称不详），镜背花纹分三区，内区龟、龙、凤、虎依方陈布。许昌出土的瑞兽十二生肖铭文镜（图10），镜背二神龟、飞龙与四朵祥云纹交错分布。

3.2 镜钮

龟钮出现于汉代，兴盛于唐代，延续至宋代。1964年河南温县发掘的一座唐墓中出土了一枚葡萄镜[16]（图11），为龟钮。1986年武义县唐墓出土一枚十二生肖镜[17]（图12），钮座为俯卧状龟钮。龟的形象作为镜钮出现于唐镜之中，更多反映的是龟卜文化的延续，借龟以知吉凶，鉴别妍丑。

4 八卦纹与唐代铜镜

八卦本是《周易》中的八种具有象征意义的基本图形，蕴含天地万物生克之理，为道教神秘化之后，演变为宗教范畴下的神圣符号，除暗含阴阳变化之理外，“还被赋予辟邪、厌胜之意”[18]。

在《周易本义》卷首九图中，有“先天八卦图”与“后天八卦图”。先天八卦图，乾南坤北；后天八卦图，离南坎北。唐代铜镜上的八卦纹多以后天八卦的形式呈现。1987年西安东郊出土一枚晚唐八卦纹铜镜[19]（图13，名称不详），镜钮周围是四神纹和八卦符号，中区为浮雕动物形十二生肖图案。湖北沔阳出土的一面八卦生肖镜[20]（图14），以镜钮为中心画出四个同心圆，第二圆中排列八卦。这两枚铜镜上的八卦纹均以后天八卦为序。

后天八卦出自《周易·说卦》：“帝出乎震，齐乎巽，相见乎离，致役乎坤，说言乎兑，战乎乾，劳乎坎，成言乎艮。万物出乎震，震，东方也。齐乎巽，巽，东南也。齐也者，言万物之絜齐也。离也者，明也，万物皆相见，南方之卦也。圣人南面而听天下，向明而治，盖取诸此也。坤也者，地也，万物皆致养焉，故曰致役乎坤。兑，正秋也，万物之所说也，故曰说言乎兑。战乎乾，乾，西北之卦也，言阴阳相薄也。坎者，水也，正北方之卦也，劳卦也，万物之所归也，故曰劳乎坎。艮，东北之卦也，万物之所成终而所成始也，故曰成言乎艮。神也者，妙万物而为言者也。动万物者，莫疾乎雷，挠万物者莫疾乎风，燥万物者莫焕乎火，说万物者莫说乎泽，润万物者莫润乎水，终万物始万物者莫盛乎艮。故水火相逮，雷风不相悖，山泽通气，然后能变化既成万物也。”

震卦居东，于时为春，万物生发，故曰“万物出乎震”；巽卦东南，时当春夏之交，万物生长齐整，故曰“齐乎巽；”离卦居南，于时为夏，万物竞相显现，故曰“万物皆相见”；坤卦西南，时当夏秋之交，万物致养之时，故曰“万物皆致养也”；兑卦居西，于时为秋，万物无不欣悦，故曰“万物之所说也”；乾卦西北，时当秋冬之交，阴、阳交战，故曰“战乎乾”“阴阳相薄”；坎卦居北，于时为冬，万物劳倦而归藏，故曰“劳卦也，万物之所归也”；艮卦东北，时当冬春之交，旧岁将终，新岁将始，故曰“万物之所成终而所成始也”。

5 结语

与中国古代其他工艺一样，铜镜纹饰也是民族艺术传统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唐代铜镜纹饰蕴含着丰富的时代特色，其意蕴也自然延伸到《易》学文化的各个层面。铜镜纹饰中的“吉祥”观念贯穿于人们生产生活的各个阶段，在唐代高度发展。易数“三”“五”分别与《太玄》以及五行哲学相关，反映于唐镜纹饰，体现了人们对天道、地道以及人类德性的深入探讨。龟纹、龟钮源于卜筮文化，在唐代衍及社会风俗与世俗权力等各个层面。八卦纹则蕴含着人们对于四时阴阳消长、万物生长变化的尊崇。易学文化源起人类生活，又高于人类生活，存在于精神，反映于物质，随着历史的发展，与人类生活相互顺势，至臻大成。

参考文献

[1]杨效雷.中国古代《周易》诠释史纲要[M].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2017.

[2]徐殿魁.河南偃师市杏园村唐墓的发掘[J].考古，1996（12）：1-24.

[3]周长源，束家平，马富坤.铸镜广陵市，菱花匣中发——析扬州出土的唐代铜镜[J].艺术市场，2006（1）：64

[4]夏红.淄博征集两枚唐代铜镜[J].考古，1994（6）：572.

[5][7]张小丽.西安新出土唐代铜镜[J].文物，2011（9）：80.

[6][13]陈文丽.许昌地区出土唐代铜镜类型与阶段分析[J].中原文物，2016（5）：105.

[8]范淑英.隋唐墓出土的“古镜”——兼论隋唐铜镜图文的复古问题[M]//郑岩，（美）巫鸿，朱青生.古代墓葬美术研究.长沙：湖南美术出版社，2013.

[9][10]李学勤.尚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

[11]林忠军.象数易学发展史[M].济南：齐鲁书社，1994.

[12]郑万耕.易学中的阴阳五行观[J].周易研究，1994（4）：24.

[14]闵正国.近年武宁出土的唐代铜镜[J].南方文物，1991（2）：4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