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仰建筑 总部 公元3069信仰之战吧

王丽花

摘 要：定州开元寺塔内保存有31块宋代碑刻，多数为建塔的功德碑。功德主大部分为军职人员及军人家属，而且参与修塔的军队及军人家属中有僧人倡导的完整的佛教组织存在。从碑文中可以窥探北宋初期佛教信仰在军队中的流行、曾驻守定州的军队番号以及定州就粮军等情况，为研究北宋初期定州佛教在军队中的流行情况提供了真实的依据。

关键词：北宋；定州开元寺塔；功德碑；佛教；军队

定州开元寺塔建于宋真宗咸平四年（1001），距今已有1000多年的历史。塔内所存31块宋代碑刻大多为建塔的功德碑。碑文记载了当时驻守定州的军人、军人家属捐赠修建开元寺塔的史实，并明确表明当时有完整的佛教组织存在。

1 定州开元寺塔修建的背景

定州自北魏时期即为北方佛教活动中心。至宋初，在经历了周世宗灭佛之后，宋朝为笼络人心、教化民众、巩固政治地位，开始尊重佛教、重视佛教。定州作为北方重镇，文化底蕴深厚，佛教在这一时期得到了迅速恢复和发展。道光本《直隶定州志》记载：“定州城为汉旧基，北魏珪时修建完固。宋为重镇，明洪武初都督平安复展筑之，围二十六里余一十三步。”定州城自汉延续到宋。明洪武年间重新修建，州城范围扩大。据宋《创建净众院记》碑中记载，净众院位于“定州西关”，说明紧临城内汉中山王墓旁边的净众院塔基在宋朝时位于定州西关。宋时定州州城较明朝要小很多，还不及现今的一半。就是在这样一座不大的城池里，北宋初年定州城内始建、复建或旧有存在的佛教建筑有定州开元寺（上生院、百法院）、静志寺、净众院、华塔寺、善心寺、仙林寺、万岁寺、慈氏寺等多座大小佛教寺院，以及定州开元寺塔、静志寺塔、净众院塔、华塔四座佛塔。可以说在宋代初期定州城内寺院林立，香火旺盛，僧侣成群，佛教活动非常盛行。

定州自古就有“州凭镇、冀之肩背，控幽燕之肘腋。关山峻阻，西足以临云、代；川陆流通，东可以兼瀛海。语其地势，亦河北之雄郡也”[1]的优越地理位置。自五代石晋割让幽云十六州，契丹兵长驱直入，以至于“自蓟而南，直视千里，贼鼓而前，如莞袵上行”[2]。北宋建立后，与辽以拒马河为界（其走向大致相当于今天河北大清河至海河一线），河北地区成为御辽的前沿阵地。“保州以西至山下数十里，亡塘泊之阻，虏骑可以平入。”[3]所以，辽军经常会选择定州镇守的太行山东麓这条南北大道进攻中原。欧阳修说：“况北虏纵有事宜，必先河北，河北重地，莫如定州。”[4]故北宋初期，定州是重要的军事重镇。

定州开元寺塔雄伟壮观，气势恢弘。塔高83.7米，共11层，为宋代典型的八角形楼阁式建筑。修建于宋真宗咸平四年（1001），完成于仁宗至和二年（1055），整整修建了55年。《直隶定州志》卷五载：“塔在州志南，按旧志，开元寺僧会（令）能尝往西竺取经，得舍利子，宋真宗咸平四年诏建塔……竟盖筑之以望契丹者，故又名‘料敌塔。”志中所载建塔原因：一是为了供奉佛经、舍利而奉旨修建此塔；二是宋初定州地处宋辽边境，建塔可观望敌情，料敌致胜，故又名“料敌塔”。

2 塔内所存碑刻客观反映了北宋初期定州佛教信仰在军队中的渗透与影响

在大规模修建佛塔这一大型佛事活动中，当时驻扎定州的军队给予了大力支持。定州开元寺塔内保存的诸多宋代碑刻中大多为建塔的功德碑。其中大部分碑刻都与曾驻守定州的军人有关，多集中在二、四层。他们中有官位显赫的高级将领，但更多的是中、低级军职的官员和士兵。有的是单人捐助，有的是在僧人倡导下组成结构严密的佛教邑社参与修建，都以记事的方式或记名的方式记载于碑文中。这些均对我们研究宋初佛教信仰在军队中的流行以及探究当时驻守定州军队情况等提供了翔实的资料。

2.1 诸多军队纷纷参与到建塔活动中

关于军人参与佛事活动历史上亦有记载，定州早在隋代就有“演说军人，契心归善，胡汉士女邑义一千五人并心四方并助”[5]共同参与了七帝寺的重建。北京房山云居寺至今保存有大量的唐代幽州军人刻造的石经[6]。定州为河北一路，平原坦荡，尤为冲要，故防御大军云集，以兵为险。从王曾瑜先生在《宋代兵制初探》中关于宋仁宗庆历年间河北路定州本地驻守禁军的研究来看，曾驻守定州的军队有骁武、云翼、忠猛、散员、厅子、无敌、威边、振武、招收、宣毅，较其他河北路各州县军队人数最多。在塔内保存的功德碑中几乎都能找到这些军队的番号信息。二层三号碑记载道：“定州就粮骁武右厢第五指挥邑众等……云翼左第六指挥第一都副兵马使王谦……招收第二指挥孟祚……”碑文中提到的“右厢”“左”为厢的编制，厢即军队的左右厢，原为左右翼之意，是高等军事编制单位。宋太宗端拱元年（988），“特置马步军龙、神卫四厢都指挥使，殿前捧日、天武四厢都指挥使。厢一级的统兵官是厢都指挥使。除上四军外，如殿前司的马兵骁骑军、步兵虎翼军，侍卫马军司的骁捷军、骁武军、云翼军和侍卫步军司的虎翼军、勇捷军、威武军、清塞军、归恩军也分左右厢”[7]。可见碑文中提到的“骁武”“云翼”都有厢一级设置，而其他大多数番号的禁兵并没有厢一级的编制。

骁武，隶侍卫马军司。《宋史·董遵诲传》记载，董遵诲在后周时“迁骁武指挥使”，说明骁武军在后周时就已有设置。“（建隆）二年，改左右骁捷、左右骁武并为骁捷。”[8]宋太宗时又另立新的骁武。宋仁宗庆历年间驻守定州的骁武军已有6个指挥。

云翼，隶侍卫马军司，始置于宋真宗年间。咸平三年（1000），“诏定州等处本城厅子、无敌、忠锐、定塞指挥，已并升充禁军马军云翼指挥，依涿州就粮，令侍卫马军司管辖”[9]。厅子、无敌、忠锐、定塞指挥原为厢军，此处所指厢军与上述厢一级军事编制单位不同。厢军本为五代时能征善战的“藩镇之兵”，北宋初年“取之虽非一途，而伉健者迁禁卫，短弱者为厢”[10]。厢军在由“藩镇之兵”变为国家正兵的同时，军队精锐不断被选拔到禁军中去，厢军由此變为短弱之兵。此次调整定州、相州等地上述番号共14个指挥均充云翼，而且还令“北面诸处应管本城定塞指挥已下镇定州高阳关路都总管并充禁军马军云翼指挥”。《宋史》载：“旧指挥三十三，景祐以后增置二十三，分左右厢，总五十六。”[11]由此可见，咸平三年（1000）调整后的云翼军有半数的指挥来自于厢军。宋仁宗庆历年间，驻守定州的云翼军共有6个指挥。

招收，隶侍卫步军司。北宋建国初，定州的厢兵有突阵、厅直、本城厅子、威勇、怀宁、定和、保节、河东、招收（河北）、忠烈、牢城、宣勇、壮城，共计14种厢军。“仁宗即位，海内承平，而留神武备”，康定初，因西边用兵，“复升河北招收、无敌、厅子马，陕西制胜……皆为禁兵”[12]。招收原为厢军，后于仁宗康定元年（1040）升为禁军。宋仁宗庆历年间驻守定州的招收军已增至4个指挥。

2.2 参与修塔活动的军队中有僧人倡导的完整的佛教组织存在

所谓佛教邑社，即“当时由僧俗佛教信徒所组成的旨在从事立寺、建塔、斋醮之类活动的宗教团体”[13]。小型的为邑，大型的又称千人邑、万人邑。邑会设有维那头、邑首、邑长、邑正、邑录等僧职，参加邑会的佛教信徒通称为“邑人”或“邑子”。二层三号碑记载：“开元寺上生院演法大师门人修塔功德主僧道稠，今召集到檀那信士等去第二级内糺千人之邑，谨具开坐列名于后……”碑文记述了由定州开元寺上生院修塔功德主僧道稠在军队中召集佛教信徒千人捐助修塔的事情。二层七号碑记载：“当寺上生阁百法院助缘糺首僧道莹……”四层三号碑载：“定州开元寺演法大师门人行者于保州糺化千人邑同修圣塔……”三座碑都记载了大量的不同层次的军队人员及军人家属在开元寺僧主持下有组织地或自发地组成佛教邑社共同参与修塔。

仍以二层三号碑为例，此块碑上记载的人大多是军人及少量军人家属，共涉及到3个军，10个指挥，并明确表明有佛教邑社存在，人数多达721人（表1）。其中在10个指挥中，有7个指挥中设有邑长、维那头等僧职，具有鲜明的代表性。

2.3 功德主多为军人及军人家属，且涉及范围广，职务繁杂，人员众多

《定州志·富郑公阅古堂序》记载：“天下十八道，惟河北最重，河北三十六州军就其中又析大名府、定州、正定府、高阳关为四路。惟定州最要，定为一路，治所实天下要冲之最。知是州者兼本路兵马都部署，居则治民，出则治兵，非夫文武材全望倾于时者不能安疆场屏王室也。”北宋前三朝诸多的名将曾镇守定州，他们或为開国元勋，如韩重赟、米信等；或曾为潜邸新随，后官居显位，成为倍受朝廷信任的高级将领，如王显、王超等；甚至有皇亲国戚，如李继隆等。在塔内保存的碑刻中就发现有大量关于北宋年间著名将领、普通将领和士兵的记载。

2.3.1 官位显赫的高级将领

二层四号碑记载：“山南东道节度使开府仪同三司检校太师同中书门下平章事镇定高阳关三路都部署兼河北都转运使王显、侍卫亲军马步军都虞候天平军节度使开府仪同三司检校太尉镇定高阳关三路都部署王超、宁国军节度使观察留后特进检校太傅知定州军州事驸马都尉吴元扆、深州团练使定州驻泊行营马步军副都部署杨嗣……”王显，曾为太宗倍受信任的旧僚，后以相使的身份成为河北前线的统帅。王超为宋初著名将领，景德元年（1004）曾拥兵十万驻守镇、定二州。吴元扆是宋太宗四女儿蔡国公主的驸马，在任时勤于政务，任满时州民纷纷上表赞扬他在定州的诸多功迹，朝廷曾下诏予以褒奖。杨嗣，咸平初以其练达边事，出为镇定高阳关三路后阵钤辖，又被委任为定州副都署，在御辽战争中军功卓著，享誉一时，业绩与当时的杨延昭齐名，史称“嗣与延昭久居北边，俱以善战闻，时谓之二杨”。碑文中还有其他重要人物，如韩（崇）训、岑保正等，他们在《宋史》中都有传记。这些官位显赫的将帅亦参与此次捐助修塔活动，说明定州开元寺在当时具有很高的声望，佛教在军队中具有相当大的影响力和号召力。

2.3.2 大量的普通军职官员及军人家属

除上述地位显赫的高级将领外，更多的是普通军职人员及军人家属。这些军职人员的职务繁杂，涉及到的职务有指挥使、副指挥使、兵马使、副兵马使、军头、军使等。四层四号碑记载有：“云翼左第九指挥使刘明俊……”二层三号碑记载有：“定州就粮骁武左第四指挥邑长副兵马使王荣……招收第二指挥孟祚刘氏陈留福女……”这里的“刘氏”“福女”应分别为孟祚、陈留的家属，因孟祚、陈留未注明职务，家属亦没有敬称，故可能为普通的士兵。参与修建的人员众多，仅二层三号碑中就记载有721人，且均为军人及军人家属。

2.3.3 其他地方的将领及兵士

由于地处重要的军事地理位置，周边及其他地方军队人员亦有参与捐助修塔活动。三层四号碑记载有：“应天府驻泊龙骑弟六指挥副指挥使□超……”三层二号碑记载有：“咸平县龙骑弟一指挥弟二都李顺……南京雄威弟三指挥王训……”二层七号碑记载有：“乾宁军都勾押官齐凝……”

2.4 关于军人参与修塔活动的具体记录

有的碑刻还详细记载了捐助修塔的具体事宜。如四层五号碑记载道：“定州武卫第一指挥第五都右承局宋进特启：口心专酬，恳意报慈亲之鞠育，答哺乳之劬劳，自舍力搬砖三万口上塔。及斋僧四人，然觊父母承慈，造善植福，崇因见在者富乐，百年已亡者。神生净域，然后法界内群生见性成佛。宋乾兴元年四月十五日记。”然而，塔内所存大量碑刻大多只记载了军队番号及职务等信息，关于具体的捐助内容的记载并不多。但是，笔者认为无外乎有两种可能：一是捐钱捐物，积极发动官兵捐资修塔；二是定州开元寺塔又名“料敌塔”，其始建初衷之一，即观望敌情、料敌致胜，明显具备一定的军事功能，军队出于军事所需，出兵参与建塔活动也极有可能。

2.5 就粮军及女邑参与修建佛塔

值得注意的是碑文中所涉及到的部队番号有“定州就粮×××”，这里指的就是就粮军。《宋史》载，京师禁军“其在外者，非屯驻、驻泊，则就粮军也”[14]。“就粮者，本京师兵而便廪食于外，故听其家往。”[15]由此可知，就粮军是驻在外地的中央禁军之一。关于宋代最早出现就粮军的时间，王曾瑜先生在《宋代兵制初探》里提出：“出现就粮兵一词，大致应始于宋真宗时。”然而，据《两朝国史志》记载：“太祖、太宗平一海内，征累朝蕃镇跋息，尽收天下劲兵，列营京畿，以备藩卫，其分营于外者曰‘就粮。”就粮军于太祖、太宗两朝时就已出现，始于宋太祖创设的更戍法，至宋神宗时止。目的是为了缓解后勤压力，将部队调动到便于补给的粮食产地或者交通便利的地方。宋初，就粮军作为一种特殊军队出现，并作为一种制度普遍存在，是宋代特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就粮军具有三个特征：第一，就粮军为便于粮食供给，故就粮到地方。包拯言：“大凡兵士就粮，须籍储察有余，便于计置之外，方可屯泊。”[16]就粮军的驻地应该是粮草丰足、运输方便的地方。第二，就粮军作为禁军之一，长期驻守于京师之外。第三，就粮禁军家属可随军转移，这是与其他禁军的最重要、最明显的区别。从京师派往到地方州郡戍守或作战的禁军，其家属不准随军前往，必须留在京师，暗含充作人质的微义。就粮军则并非如此，他们可以携带家眷随军外出[17]。二层三号碑中提到就粮军的文字有四处，“定州就粮骁武左第三指挥邑长张至诚……”“定州就粮骁武左第四指挥邑长副兵马使王荣……”“定州就粮骁武右厢第五指挥邑众等糺首苏旻……”“定州就粮骁武左弟一指挥邑众等糺首军头王赞……”二层二号碑记载就粮军的地方有两处，“定州就粮忠猛指挥邑众等糺首王荣……”“定州就粮武卫第二指挥糺首维那头袁信……”

值得关注的是，在大大小小的佛教组织中还存在有大量的女弟子，她们以女邑的形式存在，且结构严整、数量庞大。四层二号碑记载：“骁武第六指挥女众梁氏、魏氏……”二层七号碑记载：“当寺上生阁百法院助缘乣首僧道莹、骁武左第六指挥女邑都维那头女弟子马氏、指挥使县君王氏副指挥使小娘子潘氏、第一都女邑邑人李氏……第二都女邑邑人□氏、邑人赵氏……第三都女邑邑人杨氏……第四都女邑邑人牛氏……第五都女邑邑人许氏……”共计有200多人。碑文中指挥使的妻子称为“县君”，这是一种官员女眷的诰命。宋升朝官之母或妻封县君，副指挥使的妻子称作“娘子”或“小娘子”，再往下的官员或兵士的妻子则称为“××氏”。就粮军的兵士可以携带家眷随军转移，所以碑文中各军出现有大量女邑就不难理解了。虽是女邑，但却是一个标准的组织结构完整的邑社团体，有僧人倡导，由指挥使、副指挥使官员家属带领及各都军人家属参与，具有非常鲜明的特征。

四层一号碑记载：“云翼左第六指挥使曹兴、县君裴氏……副指挥使窦兴、娘子齐氏……”二层七号碑记载：“云翼左第六指挥使窦兴、县君齐氏、男继宣……”窦兴及妻子齐氏在不同碑文中出现了两次。四层一号碑记载，云翼第六指挥使为曹兴，窦兴当时为副指挥使，妻子齐氏尚未封为县君，被称作“娘子”。二层七号碑的碑文表明，窦兴后来升为指挥使，其妻齐氏也被封为县君。

3 结语

佛教在北宋初期迅速恢复，蓬勃发展，信众上至达官贵人，下至普通百姓，在军队中亦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塔内保存的31块宋代碑刻中记载的功德主大多为守边的将帅及普通士兵。他们在常年战事、民不聊生的生活环境下，出于对军事所需，出于对佛教的虔诚，在糺首僧的倡导下，有组织地或自愿地组成佛教邑社。其组织结构相对规范，佛教信徒非常广泛，说明宋初定州佛教信仰在军队中发展得非常成熟。虽前史亦有军人参与佛事活动的记载，但这样大范围地参与建塔活动，且有如此丰富的碑刻记载，在佛教发展史上仍具有很鲜明的代表性。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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