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规 舜帝德孝文化节开幕 长岭吧

吴金明

摘要：

以往人们一直认为，湖湘大地是“蛮荒之地”，湖湘文化是“舶来文化”。但最近30年的考古挖掘及其遗存研究，颠覆了以前人们对湖南和湖湘文化的基本认识：湖湘大地不仅不是“蛮荒之地”，而是中国乃至东亚人的源头，世界农耕文化的源地，世界最古老陶器文化和城池文化之源。湖湘文化是早期自创、后期融入了外来文化元素的本土文化，既是中华文化的源头，又是中华文化极其重要的组成部分，更是中国极具区域和民族特色与影响力的地域文化。其源流有三，且表现出阶段性演化和不断走向融合与收敛的特征。

关键词：传统文化；湖湘文化 考古遗存；湘学；重构

一、湖湘大地：蛮荒之地抑或文明之源？

湖湘大地，底蕴深厚；湖湘文化，博大精深！

但是，多少年来，人们一直以为，湖湘大地是“蛮荒之地”，湖湘文化是“舶来文化”。曾几何时，这几乎成了定论。那么，这种认识对吗？

从商以后直至唐宋之前的文献和口头传承来看似乎有些道理，因为在这期间，湖南相对中原而言确实比较落后。但在20世纪末和21世纪初，这个“定论”却被大量考古事实所否定：在湖湘大地这块神奇的地方，发现了9000年前的标志着中国五行观念的重要符号“卍”——即后来甲骨文中的“五”字，发现了7800年前的八卦原始模型——标准的八角星符号，发现了7800年前的作为中国文化底色的龙凤图案，特别是四大考古挖掘，颠覆了以前人们对湖南和湖湘文化的基本认识：

一是考古发现了世界最古老的现代人牙齿化石。2011年9月22日，在湖南永州道县福岩洞的考古发掘中，发现了一枚世界最古老的现代人牙齿化石，后又经三次发掘，共计发现了47颗化石。2015年10月15日，英国《自然》杂志发表了中国学者在道县福岩洞发现47枚具有完全现代人特征的牙齿化石的研究成果，证明8—12万年前湖南道县福岩洞一带的原始人就完成了向现代人的进化，具有了现代人类的形态特征。这一发现使得古人类学界认识到更新世晚期东亚人类起源及其演化比已知的更早、更复杂。根据现有的化石证据，在湖南道县出现的完全现代形态特征的人类，要比欧洲和西亚早3.5万至7.5万年[1]4-6。这就打破了目前学术界的一个说法：现代人类都是从非洲起源再迁徙到全世界的。

二是考古出土了世界最古老的陶器和最早的古栽培稻。从20世纪80年代到21世纪初的20多年里，考古队先后在1993年、1995年和2004年对湖南永州道县玉蟾岩进行了三次考古挖掘，出土了大量世界最早的距今1.4万至2.1万年，多数在1.8万年前的陶片，均为泥片贴筑法手捏而成，属于陶器的初创期，无论是制作工艺、烧制火候都显示出非常原始的形态，比迄今为止的已有考古发现都要早，标志着湖南道县玉蟾岩先民在旧石器晚期就发明了陶器，道县玉蟾岩就成为华南及长江流域陶器的源地，影响了中国乃至世界的陶瓷发展史。陶器的出现孕育着原始农业的出现，是人类从定居走向农业生产的先兆。就在玉蟾岩同一遗址的文化土样里，1993年发现了两枚黑色稻壳，1995年发现了两枚灰黄色稻壳，2004年发现了五枚碳化的稻谷，经电镜检测分析，此稻谷兼有野、籼、粳综合特征，处于进化之中，体现出从普通野生稻初期演化的原始性状特征。经测定，这些稻粒距今约1.2万年，是世界上发现最早的人工栽培稻标本，被定名为“玉蟾岩古栽培稻”。世界人类发展史显示，人类大约在1万年前开始从部落狩猎文化进入农耕文化和定居时代，玉蟾岩古栽培稻的发现，说明在福岩洞——玉蟾岩一带的地域是中国抑或亚洲农耕文明的发祥地，世界稻作农业的起源地[1]8-9。陶器和人工栽培稻是福岩洞——玉蟾岩原始人促进人类文明进步的两项伟大贡献，使原始人从游离狩猎实现定居农耕，让人类从蛮荒无知走向文明进步，实现了人由低级动物向高级人类的进化。

三是考古发现了世界最早的可辨认文字和宗教文化。高庙遗址是中国古代文明史上的一处代表性文化遗存，位于湖南洪江市岔头乡岩里村，分布面积约1.5万平方米，文化堆积较厚，最厚处距地表可达5米多，其下部遗存距今约7400年，出土了数量相当的白陶器等，造型奇特，凤鸟纹、兽面纹纹饰特色显著；上部遗存距今约6500—5300年，与大溪文化年代相当，纹饰以戳印纹和凸点纹为主。被分别命名“高庙下层文化”和“高庙上层文化”，尤其是高庙下层文化为全国古代文明的研究开辟了新路。根据考古专家研究，炎帝神农氏族是伏羲氏族的直系后代，高庙文化农耕文明带从怀化到湘西自治州、张家界，再到常德澧阳平原，近30年的考古挖掘表明，在南岭与沿雪峰山这一广大的交叉地带，存在着一个以安江高庙文化遗址为中心的“高庙文化”农耕文明遗迹带，即怀化安江的“高庙文化”——湘西州泸溪浦市“高庙文化”生活堆积层、实物等——张家界庸国碳化种子——常德澧县的“城头山遗迹”等，是属同一时期的文明遗迹。这一文化遗存带的实物上花纹、图案、音乐、民歌、方言等，给我们考古断代工程走进八千年前提供了路径，带来了震撼！ 早期为人文始祖伏羲氏族团所创，后期为炎帝族团所续。考古专家的进一步研究表明，高庙文化所在区域是中国上古邦国文明的发源地，它不仅创造了中国最早可辨识的文字和最早的太极八卦图，而且还创造了中国最早的凤凰文化和最早的宗教文化。据说，长江流域更早也更注重凤凰文化，比黄河流域注重龙文化要早几千年。2014年，复旦大学国家著名分子人类学专家李辉应邀至联合国总部做人类文明演讲，提出高庙文化为最早文明，山东苗族源于湖南高庙，高庙伏羲为中国最早帝王。2016年，以《谁是人類最早的文明——中华八千年有帝之国高庙太暤伏羲古国考》为基本证据，召开了全国研讨会，与会专家一致认为，高庙文化颠覆传统认知，是远远早于5000年的中华文明的源头。特别是阎朝科研究员，基于他的潜心研究，最近又提出了“古埃及文明源于高庙”的颠覆世界历史与传统认知的重大结论。

四是考古发现了中国最古老的城池。在湖南常德澧县的城头山古文化遗址，是一座拥有6500年前的有灌溉设施的水稻田和6100年前的古城遗址，是迄今为止我国发现时代最早、保护最完整、遗存最丰富的古城遗址，被考古界誉为“中国最早的城池”。自1979年发现遗址之后，在1991—2011年的20年间进行了13次考古发掘，先后出土了古城遗址、氏族墓葬、大型祭坛以及距今6100—6600年的古稻田——现存灌溉设施完备的世界最早的水稻田及人工开凿的水塘、水沟等较完整的灌溉设施，代表了长江流域新石器时代古文明的发展高度，表明长江流域也是中华文明的摇篮，并改写了中国的史前史，特别是对研究人类文明的起源、世界稻作农业的发展、早期城池的建立以及阶级、国家的产生具有重要意义。2001年，被评为“中国20世纪100项考古大发现”之一，镌刻到“中华世纪坛”的青铜甬道上[2]。

众所周知，陶器文明是人类工业文明的起源，稻作文明是人类农业文明的源起。近30年来不断深入的考古挖掘和研究表明，湖湘大地不仅不是“蛮荒之地”，而是中国人和东亚人的发源地，世界农耕文化的发祥地，世界最古老的陶器文化之源和世界最古老的城池文化之源。湖湘大地的灿烂辉煌由此可略见一斑，湖湘大地的“蛮荒之地”之说就不攻自破！

二、湖湘文化：外来文化还是本土文化？

我认为，湖湘文化是早期自创、后期融入了外来文化元素的本土文化，既是中华文化的源头，又是中华文化极其重要的组成部分，更是中国极具区域和民族特色与影响力的地域文化。其源流有三，且表现出阶段性演化和不断走向融合与收敛的特征：

第一个源头是在远古时期的原始社会，湖湘大地的先民部落自主创造的原始文化，姑且称之为“先民原生文化”。所谓“原生文化”是指基于人类自身繁衍和进化解决衣食住等基本生活资料和维系部落组织运行所创造的部落组织、语言、文字、工具、技术等方面的总称。这一文化既是中华文化的摇篮和源头之一，也是湖湘文化的最初基因和原始基因。“先民原生文化”包括：（1）远古时期智人的形成。湖南道县福岩洞47枚人牙化石的检测结果说明，其牙齿齿冠和齿根呈现现代智人特征，是目前已知最早的具有完全现代形态特征的人类牙齿；而且，经对比检验，其牙齿尺寸明显小于欧洲、非洲和亚洲更新世中、晚期人类，说明中国人和东亚人并非从非洲迁徙而来，有可能源于湖湘大地道县福岩洞。（2）伏羲氏族时期的邦国文明。高庙文化所在区域是中国上古邦国文明的发源地。高庙文化为中国最早文明，高庙伏羲为中国最早帝王，她创造了中国最早可辨识的文字、最早的太极八卦图、最早的凤凰文化和最早的宗教文化。（3）神农炎帝时期的“农耕文化”。炎帝一生把大量时间和精力花费在湖湘大地，行走于南岭北麓沿线直至澧阳平原，教人以五谷，尝百草，医治疾病。道县玉蟾岩考古出土的稻种距今约1.2万年，是世界上发现最早的人工栽培稻，成为世界稻作农业的起源地。（4）新石器时代的“城池文明”。常德澧县城头山遗址的考古挖掘，出土的城头山遗址始建于6100年前，为目前已知中国最早的城池，代表了中国特别是长江流域新石器时代古文明的发展高度。上述四个方面组成的“先民原生文化”表明，上古时期的湖南不仅不是蛮荒之地，而且是开发最早和文明程度最高的地区，甚至被越来越多的人认为是中华文明的源头[3]。

因此，讨论湖湘文化存在一个基于现代考古成果重新认识湖湘文化的问题，这是一个绕不过去的问题，因为在这块神奇的土地上，最近30年间，的确考古挖掘出了比黄河文明更古老的、颠覆传统认知的历史遗存。不过，也有人认为，湖湘先民的这种原始文化并未得到有效传承就中断了。对于这一观点我不敢苟同，从专家对已有考古挖掘的分析研究成果看，这些文化不仅没有在湖南自生自灭，而是由南向北不断传播、演绎并形成了后来的黄河文明。这一点在湖南洪江高庙文化的考古挖掘及其遗存已经得到应证。湖南考古所贺刚教授做过一个比较研究，“卍”刻划符号在湖南洪江高庙文化出现后，一步步传到了长江以北，传到了黄河流域、辽河流域，在我国北方的考古遗存中几乎都有发现；特别是在楚文化中它被当作一种氏族标志或者一种护胸符而被保留下来。例如，在战国曾侯乙墓中的武士铠甲上都有这个符号。中国社科院赵春青教授曾比较分析了中国大陆所有古城遗址，他的研究结论是，中国“城池”起源于湖南澧阳平原，然后逐步传到北方。湖南省社科院周行易研究员也认为，五千年前，中华文化的重心不在北方，而在以湖南为中心的南方。但由于以前其历史遗存没有得到考古挖掘的佐证而没有被人认同，甚至相反被戴上了“蛮荒之地”的桂冠[4]。

那么，为什么在湖南这块土地上会出现这么早的人类文化现象？

人类文化是在人类自身的生存与繁衍过程中、在同大自然的搏斗与交换中形成的。亦即地球世界存在一个可以衍生出人类文明的自然地理坐标与食物生态链圈，这个地理坐标和这个生态链圈就在北回归线至北纬30°线附近，长江流域文明、古埃及文明、两河流域文明和古印度文明都诞生在这里。之所以如此，是因为，陆地上最丰富的动植物资源几乎都集聚分布在这个区间里，从而极其有利于古人类生存与繁衍。南岭作为这条线上最重要、最东端的一座山脉与中国地理阶梯中的第二阶梯（云贵高原等）与第三阶梯（丘陵地带）最南端的分界线——雪峰山至武陵山脉构成一个完整的典型的十字坐标，并与北面的长江、洞庭湖和东边的罗霄山脉一道，构筑了一个天然的动植物资源宝库和巨大的食物生态链圈，因此，最古老的人类文明现象都集中出现在了这里，这也就是为什么今天我国考古发现的一些主要的原始文化现象大都出现在这里的缘故。在这里，中国地理山川走向发生了逆转，从东西走向变成了南北走向，这对于远古人类来说，有一个重新认识生存空间的问题。他们需要时间来重新寻找方向感。湖南简称“湘”不是偶然的，“相”是以“目”测树下的日影寻找方向，“湘”是沿水的流向寻找方向，这应当凝聚了我们的先人对这个新的生存空间方向感的文化思考。于是，以湖南为中心，我们的先人在这块土地上生息、繁衍，创造出许多早期先民原生文化，然后沿着山脉、河流走向由南往北迁徙，先民原生文化不断向北传播，慢慢地促进了黄河文明的形成，并向较高级次文明演进。后来，黄河文明又以更高形态由北向南渗透。就这样，在漫长的往返迁徙过程中，最终形成了“南北融合”的中华文明发展格局。

所以，从8万到12万年前湖南道县福岩洞47颗“智人牙齿”，到1.8万年前道县玉蟾岩的陶片和1.45万年前玉蟾岩古栽培稻；再到7400年前的湖南洪江高庙文化遗址和6100年前的常德澧县城头山完整“城池”遗址。足以证明，湖湘文化是中华文化的源头，虽然在其北移促进黄河文明形成之后又受到更高级次黄河文明南徙的影响，并在相互影响、渗透、交融中得以升华，但依然保持着湖湘文化的独特魅力，影响了后续几千年特别是中国近现代的历史。

第二个源头是在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早期阶段，湖湘大地的先民们推进着湖湘文化沿着湘、资、沅、澧不断向北迁徙，入长江、跨秦岭，进入黄河流域，开启了黄河文明，促进了黄河流域中原文化的形成。此后，伴随着国家的出现与更替，黄河文明又不断南移至湖湘大地，湖湘先民与大自然搏斗形成的“原生文化”与南下的黄河文明——中原文化融合，逐步转化升华为“二元文化” 并存并进、相生相融的湖湘文化演绎时代。即一方面，基于中原文化的政治、道德、民生的社会文化，赋予了湖湘文化“为民生立命，为君王分忧”的爱国爱民情怀，形成了“阳春白雪”的“庙堂文化”；另一方面，基于本土“原生文化”——自给自足的农耕文化与随遇而安的自然文化所形成的“下里巴人”的“草根文化”。两种文化并存相融，成为这一时期湖湘文化的核心基因与主流。夏商周时期，湖南属于天下九州之一的荆州；春秋战国时期属楚黔中郡；自秦始皇封建帝制开启郡县制后，湖南为天下三十六郡之一的长沙郡，始成一个单独行政区；西汉刘邦时期建长沙国，东汉复称长沙郡。春秋战国时期，湖湘大地有五个古老的民族：越人（侗）、蛮人（苗瑶）、濮人、巴人（土）和楚人，汉人是少数；秦汉时期，北方、中原及各地移民大量进入湖湘，汉人成为多数；南宋时期，湖南的地位更加重要，外来人口的迁入，极大地推进了湖南学术和经济的发展；元末明初出现“江西填湖广，湖广填四川”；明清两朝的湖南移民，三分之二来自江西省，湖南北部多南昌府人，南部多吉安府人。大量移民不僅带来了不同的地域文化元素，而且带来了新的通婚基因，有力地促进了湖湘文化的融合发展。历史上，为了躲避战乱，中原文化重心南移，湖南开始成为以儒学文化为正统的省区；同期，唐宋以前的本土文化，包括先民原生文化和荆楚文化，依然对湖湘大地产生着深刻的影响。这两个渊源分别影响着湖湘文化，湖湘文化的“二元并存”特征开始显现：从思想和学术层面看，中原儒学成为湖湘文化的养分来源，岳麓书院讲堂所悬的“道南正脉”匾额，就显示着湖湘文化所代表的儒学正统；从社会心理层面看，先民原生文化成就了湘人的性格特质与民风民俗，至今犹存的“吃得苦”、“霸得蛮”、“耐得烦”这种源于自然文化与农耕文化的奋斗精神，彰显出湖湘文化所隐含的鲜明地域特征。两种特色鲜明的文化的重组、渗透与融合，形成了湖湘文化的独特性，并对唐宋（含）以后的湖湘文化产生了深远影响。因此，“研究湘学者，能发现湖湘文化中的儒学正统特色，无论是周敦颐、张南轩，还是王船山、曾国藩，他们的学术思想、学术追求，都是以正统的孔孟之道为目标；而考察湘人者，则更会感觉到荆楚山民刚烈、倔劲的个性。”当然，无论是湘学研究，还是湘人研究，这两种文化最终是相互渗透、融合于一体的。例如，湖湘先贤们进行自我人格修炼时，特别崇尚“血诚”、“明强”，将其分解开来，就会发现，“诚”与“明”的理念均来自于儒家典籍和儒生对人格完善的追求；而“血”与“强”的精神又分明涌动着湖湘先民的一腔血性！这种二重文化组合的妙处就在于，既充分体现湘人的“处江湖之远”的草根性格特质，又能让人体味到湖南人内心深处“居庙堂之高”的儒家贵气与道德修炼，故而能表现出一种复合的人格魅力和融合的精神气质。

第三个源头是在唐宋时期直至清末民初即封建时代的中后期，这一时期是湖湘文化收敛于地域文化，形成独立的湖湘学派并得以迅速发展的鼎盛时期。进入宋代，随着儒学开始走向地域化，不少具有各自学术传统、思想特色的地域学派开始形成，其中，最典型的代表就是“湖湘理学”的形成。湖湘显学宗师们一代又一代的修学、修行与创造，使湖湘文化形成系统的学派和完整的理论体系——理学体系。这一体系将先秦与两汉经学、魏晋玄学、隋唐道学与佛学糅合在一起，在两宋时期形成了一种新兴的文化类型——理学文化。其特点主要有：一是目的上以复兴儒学为旗帜，重新解释儒学经典，力图在新的历史时期振兴儒家文化；二是方法上大量汲收，综合佛、道两家的宇宙哲学和思辩方法，将其补充到儒学之中，使儒学发展成为一种具有高深哲理的思想体系；三是由于理学能适应中国封建社会后期的需要，故很快受到统治者的赏识而成为了一种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直至延续到晚清时期。自理学鼻祖周敦颐开创濂学之后，随着师承关系的延续与衍化，理学也在不断分化：北宋時期有源于濂学而衍生出来的张载的关学和二程兄弟的洛学；到了南宋主要是朱熹的闽学，后来朱熹在岳麓书院讲学，史有著名的“朱张会讲”，使发端于湖湘的理学在湖南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湘学是湖湘文化的内核，其代表人物都发端于周敦颐及其“濂溪一脉”，在“二程”及岳麓书院之后分成两脉：（1）周敦颐—二程—杨时—罗从彦—李侗—朱熹；（2）周敦颐—二程—谢良佐—胡安国—胡宏—张栻。湖湘学派基于对人的实体抽象的“物性”——对人的生命体的物质存在形式的抽象和“人性”——对人有意识活动的精神存在形式的抽象的“二元认识”，提出“仁”即“性本论”是宇宙的本体，明确肯定了人在世界上的主宰地位。这与朱熹的以“理”为本体的学术流派存在明显分歧。但最终在会讲辩论中达成了“性本论”的统一。人居于世界的主宰地位，人就应该肩负着与此地位相称的责任与义务，人应有敢为天下先的创造精神，这一内核就成为湖湘文化的基本精神。在精神世界之外还存在物质世界的天地，在最大限度发挥人的主动精神同时，也要顾及客观的实在，亦即性理之学与经世之用相结合，由此形成务实而重致用的湖湘文化的精神。[5]

客观地看，“湖湘学派”一词最早见于南宋大理学家朱熹，“湖湘文化”则源于善卷辞帝归隐的“善德文化”，其“重在修为，以德为先”之理意便为湖湘文化性理特征之始源，并最早在北宋周敦颐的哲学思想中得以明确；其经世致用的唯物主义学风首开于王夫之，发展于陶澍。总之，作为一种独特的地域文化，湖湘文化源于远古，兴于唐宋，长于明清，盛于清（末）民（民国初期）。在唐宋时期，湖南以书院讲学的文化教育广为兴起，主要宣讲“说理辩道，存理去欲”的个人性理修为之道；至明末清初，王夫之首次将湖湘文化之性理特点与经世之学加以融合，使湖湘文化得以进一步发扬光大。加上封建时期湖南多为官员贬迁之地，尤以唐宋为盛，如李白、柳宗元、杜甫、刘禹锡等均被贬至湖南，随着中原大腕文化人士的贬入，为当时的湖南带来了一股又一股文化新风，湖湘文化内涵愈丰。

湖湘文化的精髓为“敦朴重义、厚物载道，经世致用、敢为人先”。这一精髓在岳麓书院讲堂的一幅对联中得以充分反映：

是非审之于己，毁誉听之于人，得失安之于数，陟岳麓峰头，朗月清风，太极悠然可会

君亲恩何以酬，民物命何以立，圣贤道何以传，登赫曦台上，衡云湘水，斯文定有攸归

上联是说性理之义，强调个人的内在修为；下联是说经世致用，强调个人的社会责任。湖湘文化中“经世致用”的特点，造就了湖湘文化中政治意识极为强烈的现象。在“身无半亩、心忧天下，经世致用、敢为人先”思想理念影响下，相继出现了五个典型群体，对中国近代社会的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一是清嘉庆道光时期，以陶澍、魏源等为代表，首次感到中国积弱主要是“技不如人”，进而提出“师夷之长以制夷”，主张通过学习外国先进文化和技术来实现富国强兵，标志着代表湖湘文化的第一个典型群体的诞生。

二是在清同治时期，以曾国藩、左宗棠等为代表，探索解决“技不如人”，开创“洋务运动”，组建湘军集团，将“经世致用、富国强兵”的主张从思想理念付诸于实际行动。

三是清末，以谭嗣同、熊希龄等为代表，他们认为，中国落后不仅是“技不如人”，更是“制不如人”，主张政治改良。因此，将“经世致用”从经济层面提升到政治层面，将民主政治观念引入中国，提出维新变革，发动“维新变法”运动，对几千年的中国帝制形成巨大冲击。

四是到了辛亥革命时期，以黄兴、蔡锷等为代表，同样认为中国最大的问题是“制不如人”，但突破谭嗣同等人的帝制改良思想，发动辛亥革命，谋求从根本上“推翻帝制，建立共和”。

五是到了“五四运动”前后，毛泽东等人认为，中国除了“技不如人”、“制不如人”外，还有“思想、文化不如人”，必须彻底解决“四个不如人”的问题，确立新的思想、新的文化，探索新的道路，建立新的制度，只有这样，才能实现“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因此，在民主革命时期，以毛泽东、蔡和森、刘少奇等为代表，组建无产阶级政党——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经过艰苦卓绝的斗争，最终成功建立了真正统一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启了“四个自信”——“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的伟大探索[6]。

三、湖湘文化重构：绘好三十幅图画

湖湘大地，底蕴深厚；湖湘文化，博大精深。那么，应该如何去把底蕴深厚的湖湘大地和博大精深的湖湘文化展现在世人面前呢？最好的办法是，找到一个最简单的办法把最复杂的事情进行清晰明了的展示，亦即对湖湘文化进行重构。笔者正试图用“一字开头”四字语组的一幅画，后缀一句话简释，以明了每幅图画的描述目的或重点，企望以这种简单明了的方法对湖湘文化进行重构。具体做法是，把湖湘文化“化整为零”，变成一幅一幅的图画或一个一个的故事，像一个一个珍珠一样，通过一根主线将其相连而成一串闪耀夺目的珍珠链。

笔者共选择了30幅这样的图画来重构湖湘文化：

首先，通过“一颗智牙：中国和东亚最古老的祖先”、“一枚陶片：人间陶本——工业文明之源”、“一粒种子：人类向前迈出了标志性一步”、“一组图腾：中国文字与宗教文化的开拓者”、“一部奇书：古伏羲八卦太极图与《易经》之源”、“一组帝陵：农耕文化和明德精神的追思”、“一座熊山：轻轻触摸梅山文化的脉博”、“一座城池：中国城市文明之源” 8幅画来描述湖湘大地的远古文明即“先民原生文化”，她是中华文化的源头，更是湖湘文化的源头。

接着，选取“一曲《离骚》：湖湘爱国主义精神的源头”、“一洞藏书：读书人之梦——‘书通二酉”、“一方竹简：述说着沉甸甸的历史”、 “一尊方尊：神奇的炭河里文化”、“一座古墓：馬王堆里沉睡的美人”、 “一支墨笔：湖湘书画里的潇湘神韵”、“一组碑文：来自久远的诉说与沉思”、“ 一张薄纸：影响世界文明进程的中国发明”、“一座名楼：庙堂文化和‘湖文化的融合”、“一处书院：从濂溪书院到岳麓书院”、“一间草堂：石船山的孤影”、“一根铜柱：民族自治的践行盟证”、“一种文字：费城交响乐团奏响了江永女书”、“一双慧眼：近代中国睁眼看世界第一人”、“一代名臣：曾国藩的家国春秋”、 “一群雄狮：坚忍不拔的湖南精神”、“一腔热血：流血不流泪的湖南人”、“一代‘渔父： ‘宪政之父宋教仁”计18幅图画来描述从奴隶社会时期和封建社会初期湖湘文化的发展演变，以及唐宋以来至清末民国初期湖湘文化发展的鼎盛面貌，这一时期湖湘文化形成了完整的基于理学的儒释道合一体系。

最后，通过“一轮红日：毛泽东的君子情怀”、“一代文豪：写满中华大地的诗篇”（沈从文、丁玲、周立波、翦伯赞等）、 “一串湘音：永不消失的音符”（田汉、贺绿仃、李谷一等人）、“一脸微笑：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4幅图画来着重描述湖湘文化的重大影响。

上述30幅图画像“排排坐分果果”这样按时间系列“一字型”排出，这种重构安排，既展示出湖湘文化的源远流长、博大精深和与时俱进，又能让普通群众通过一幅一幅的图画和一个一个的故事，在短时间里就能了解湖湘文化的全貌及其演变，品位到湖湘文化的精髓、骨气和神韵；但通篇并不给人们画出湖湘文化的“具体图像”，并不定格于某个具体而确定的“面孔”，而是留给人们以足够的想象与自由发挥的空间，期待引发读者全方位、广视角的研判、演绎与阐发，从而达到“以弹性的手法留给读者弹性的空间”，实现“形散而神聚”的创作目标，给人们以精神指引。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文化自信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发展中更基本、更深沉、更持久的力量。必须……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继承革命文化，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不忘本来、吸收外来、面向未来，更好构筑中国精神、中国价值、中国力量，为人民提供精神指引”[7]。

结论

湖湘文化是早期自创，后期融入了外来文化元素的本土文化，表现出阶段性演化和不断走向融合与收敛的特征。湖湘文化既是中华文化的源头，又是中华文化极其重要的组成部分，更是中国极具特色的地域文化，我相信，作为一个湖南人将会因此而更加坚定其文化自信！

【 参 考 文 献 】

[1] 刘翼平.周敦颐思想地图.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17。

[2] 城头山.中国最早城市的前世今生.潇湘晨报，2013-06-05（02）.

[3] 周行易.远古湖湘文化是中华文明的重要源头——在现代考古学基础上重新认识和构建湖湘文化.红网：2015-09-28.

[4] 周行易. 五千年前，中华文明的中心在湖南.湖湘文化研究会2010年会暨蚩尤文化分会（发言）.

[5] 陈谷嘉. 论湖湘文化是具湖南地方特色的文化形态. 湖湘论坛，2008（06）.

[6] 刘凡之. 湖湘文化的起源、传承及影响. 常德日报，2011-07-30（02）.

[7] 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人民日报，2017-10-27.

（编校：龙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