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学案 第4卷

王继平

摘要：民国是中国学术发展的重要转型时期，民国湖南学术也获得了长足的进步，出现了一大批文史、哲学、法学、教育诸领域的大家。晚清以来史学独树一帜的学术传统得到延续，史学成为民国湖南学术的奇葩，对20世纪下半叶中国史学的影响巨大；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方法在学术研究中得以运用，并形成了具有特色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学和文学研究成就；传统学术方法继续在学术研究中传承，在文字学、文献学研究中收获硕果；西方现代学术研究方法和流派也在伦理学、法學、逻辑学研究中打上烙印；由此呈现了民国湖南学术的发展轨迹，并凸显其湖湘学术独特的传统。

关键词：民国；湖南；学术

民国是中国学术史上发展的一个重要时期，它具有两个转型时期的重要特征：一是延续了晚清中国传统学术向近代学术转型的进程，实现了中国传统学术向现代自然科学和人文社会科学学术体系的转变；二是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及其在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运用，改变了民国学术界的面貌，并由此而诞生了中国马克思主义人文社会科学各学科。民国时期湖南学术的发展，也是在这一背景中进行的，并且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在第一届中央研究院81名院士中，湖南籍院士有3名，而且集中在人文学科，他们是哲学家金岳霖、中国语言文字学家杨树达、法学家周鲠生，占28名人文学科院士的10.71%。此外，还出现了杨昌济、翦伯赞、周谷城、吕振羽、向达、舒新城、李达、李剑农、蒋廷黻、齐白石、黎锦熙、田汉、欧阳予倩、丁玲、周扬、成仿吾、余嘉锡等一大批哲学家、史学家、文学家、法学家、教育家、文字学家以及作家、艺术家等等，他们在各自领域的工作，构成民国湖南学术史的鸿篇巨制，在民国学术界占有重要的地位。

一、湖南史学家的异军突起

经世致用是晚清湖南学术的传统，以经世为依归的史学研究则是晚清以来湖南学术发展的一大特色。晚清经世史学的开山代表作当属贺长龄与魏源通力合作的结晶《皇朝经世文编》，该书猬集清道光以前众多官员学者的奏稿论述，涉及学术、政事、文教、刑制、礼制、兵政、河务、兵防等，文章达1300多篇，辑为120卷，共300多万字，其中“言学之属六，言治之属五，言吏之属八，言户之属十有二，言礼之属九，言兵之属十有二，言刑之属三，言工之属九”[1]157。《皇朝经世文编》“是中国近代经世学的划时代文献，标志着嘉道年间经世思潮的形成”[2]211。同时，也是晚清湖南经世史学之滥觞。经世史学的典型代表人物主要有魏源、王闾运、李元度、李桓等，其它如曾国藩、左宗棠、胡林翼、曾纪泽、陈天华、杨毓麟和曾鲲化等在史学方面虽无专门著述，但其史学观与经世史学一脉相承。进人民国，史学研究仍然是湖南学术的重镇。出现了李剑农、翦伯赞、吕振羽、周谷城、向达、蒋廷黻等一大批史学家，成为民国史学界令人瞩目的史学家群体，对新中国成立以后的史学界也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李剑农（1880—1963），又名剑龙，号德生，湖南邵阳人。以研究政治史、经济史著名，代表作是《中国近百年政治史》（该书由其成名作《最近三十年中国政治史》及补写的篇章合刊于1942年，中华书局2011年再版）以及《先秦两汉经济史稿》（三联书店1957年版）、《魏晋南北朝隋唐经济史稿》（三联书店1959年版）、《宋元明经济史稿》（三联书店1957年版）。

李剑农通过对中国古代经济的研究，特别是对生产方式和生产工具变化的考察，主张历史进化论。他认为，历史的进化过程就是新事物代替旧事物的过程，“新者得半之位，而今日之新者，又渐为余半之旧者，以次递演，斯为进化”[3]2。这种进化是渐进发展的，“凡社会组织之变革，及各种文化形式之成长，皆由渐次进展而来”[4]28。而且，进化的过程也并非一帆风顺，“历史之进展常走曲线”[4]83。在阐明历史发展是一个进化过程的基础上，李剑农力图探寻历史发展的原因，他认为历史发展都是有其原因的，“历史的事变如流水，不能由我们用刀去截断。后时代的变化，都是在前时代已经成了问题，后时代的人物事迹，都是前时代的产儿”[5]1。他从中国经济史研究的实践中得出结论，指出历史进化的根本原因是生产力的发展：

“冶金术渐次进步，其影响所及，工具随之改良，生产随之增进，分业随之繁密，金属货币随之成立，商业随之进步，社会经济出现空前之发展，同时上层建筑之政治结构亦开始发生变化”[3]37，皆由生产力的增进。这一结论符合历史唯物主义的历史观点，但由于李剑农没有系统地研究和接受马克思主义，他又陷于历史循环论的局限中。他认为“中国历史上有一种所谓‘一治一乱的周期律：每次统一约二三百年之间，必要经过一二次的小屠杀；到了二三百年又要经过一次大屠杀。自秦汉以来，这种周期律的表现是历历不爽的”[6]57，“中国近三十年的政治史，大部分还是为中国旧历史上的周期律所支配。……所以近年来的混乱战争，纵然没有帝国主义的势力侵入，也是不能免的”[5]647。

在史学方法上，李剑农重视史料的作用，主张应当用史料来说话，强调历史的客观性。他说：“我们研究历史的人，最宜注意的，就是以客观的事实下判断，不要以主观的感情下判断。”[6]63例如，关于中国文明的起源问题，他不赞成当时流行的殷周起源论，认为这种说法的主要依据是甲骨卜辞，而“现时所得之甲骨卜辞，既不足以包括殷代文献之全部，而甲骨文之尚未考释明白者，又居大多数也”[4]3，因此必须持谨慎态度。同时，李剑农还主张从整体上来研究历史，即将历史看作一个整体并运用整合方法和比较方法来研究历史。在研究中国古代经济史时，他将经济的发展变化当作是各种因素相互影响的一个整合体来考察，尤注意各种因素的关联。同时，对南北方经济的状态进行对比研究，以明确中国经济发展的整体状况。李剑农不单纯是一个学者，也是一个社会活动家，有强烈的用世想法，但作为一个历史学家，他在民国学术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正如萧致志教授所评价的：

李剑农在史学上的主要贡献：一是在中国近百年政治史的研究中取得了杰出的成就。所著《中国近百年政治史》曾译成英文，为国内外学者广泛引用和参考；二是开拓了中国古代经济史的研究。其《中国古代经济史稿》运用唯物史观，探求中国社会发展规律，是新中国建立后第一部系统的中国古代经济史著作。他的史学观点和治学经验，足资后学借鉴。[7]67

民国湖南学术界另一位既具学者身份又是著名的社会活动家、外交家的是历史学家蒋廷黻先生。

蒋廷黻（1895—1965），湖南邵阳（今邵东）人，1911年赴美求学，获哥伦比亚大学博士学位；1923年回国任南开大学第一任历史系主任，与梁启超成为南开大学史学的奠基者；1925调人清华大学任历史系主任。1935年后，弃学从政，任国民政府行政院政务处长，1945年被任命为中国驻联合国常任代表。主要研究中国近代史特別是近代以来外交史，编有：《最近三百年东北外患史》（1932）、《中国与近代世界的大变局》（1934）、《中国近代史》（1938）等，著述虽然不多，却在民国史学上颇具影响。

蒋廷黻在哥伦比亚大学学习时，师从的是海斯教授。海斯是美国“新史学”的代表人物。新史学派以实证主义为基础，强调史学的实用价值和社会功用。蒋廷黻深受其影响，这反映在他的史学撰述活动和史学著作中。他的史学代表作《近代中国外交史资料选辑》和《中国近代史》就是其体现。就中国国际关系史而言，当时比较权威的是英国人马士撰写的《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蒋廷黻不满意马氏著作材料和观点的片面性，因而决心自己来做。按照实证主义史学的方法，蒋廷黻发现并协助故宫博物院整理《筹办夷务始末》，由此完成了《近代中国外交史资料选辑》。虽然由于种种原因未能完成《中国外交史》的撰写，但这本资料集已反映了他的史学思想和观点。《中国近代史》则反映了蒋廷黻强调史学的实用价值和社会功用的史学思想。蒋廷黻认为，近代以来中国的问题根本上是一个近代化的问题：“近百年的中华民族根本只有一个问题，那就是：中国人能近代化吗？能赶上西洋人吗？能利用科学和机械吗？能废除我们家族和家乡观念而组织一个近代的民族国家吗？能的话，我们民族的前途是光明的；不能的话，我们这个民族是没有前途的。因为在世界上，一切的国家能接受近代文化者必致富强，不能者必遭惨败，毫无例外。并且接受的愈早愈速愈好。日本就是一个好例子。”[8]11因此，他以近代化作为近代中国历史发展的线索和评判的标准，他把洋务运动、戊戌变法、辛亥革命看成是相互衔接的、不断深化的近代化的运动。这种观点对国内史学界1980年代以来的片面地革命史观的转变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向达（1900—1966），湖南溆浦人。1919年考入南京高等师范学校，1924年后任商务印书馆编译员、北平图书馆编纂委员会委员兼北京大学讲师；1935年秋到牛津大学鲍德利图书馆工作；在英国博物馆检索敦煌写卷和汉文典籍；1937年赴德国考察壁画写卷；1938年回国后任浙江大学、西南联合大学教授；抗战胜利后，任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兼掌北大图书馆。向达的学术成就，主要在中西交通史、中国边疆史地以及敦煌学等方面。向达旧学根底深厚，又曾留学欧洲，因此他的史学理论及方法具有中西兼备的特点。他的《中西交通史》和《蛮书校注》就是中西兼通的史学典范。向达还特别注重文献研究与实地考察相结合的研究方法，他在1942～1944三年中两次参加西北科学考察团，在茫茫塞外多次进行学术考察。向达曾亲自奔赴阳关、玉门关遗址，通过结合古书《史记》《元和志》《太平寰宇记》《新唐书》和敦煌石室写本《寿昌县地境》中相关记载进行史地互校，对玉门、阳关遗址以及玉门改置一事进行了深人探究，使他的敦煌学研究建立在坚实的史料基础之上。此外，向达还注重“以诗证史，诗文互参”的研究方法。在对唐朝“柘枝舞”进行考证时，由于诸多史料皆不存，向达另辟蹊径，采用“以诗证史”的方式从《全唐诗》中“寻章摘句”，进而对“柘枝舞”的名称来源、服装、舞姿舞态进行全面阐释介绍。

除上述三位史学家外，民国湖南史学界引人注目的是出现了一个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群体，以吕振羽、翦伯赞、周谷城为代表。

吕振羽（1900—1980），邵阳人，中国马克思主义历史科学的重要奠基人之一，主要史学著作有《史前期中国社会研究》《殷周时代的中国社会》《中国政治思想史》《简明中国通史》《中国社会史诸问题》《中国民族简史》《史学研究论文集》《史论集》《吕振羽史论选集》《中国历史讲稿》等。

翦伯赞（1898—1968），桃源人，中国马克思主义历史科学的重要奠基人之一，主要著作有《历史哲学教程》《中国史纲》（第一、二卷）、《中国史论集》《历史问题论丛》等，并主编了《中国史纲要》。

周谷城（1898—1996），湖南益阳人。1927年以后，先后在上海暨南大学附中、中国公学、中山大学、暨南大学任教。周谷城一生著述颇丰，六十多年来，著述数百万字，出版专著十余部，发表论文两百余篇。代表著作有《生活系统》（1924）、《农村社会新论》（1927）、《中国社会史论》三卷（1931）、《中国通史》两卷（1939）、《中国政治史》（1940）、《中国史学之进化》（1947）、《世界通史》三卷（1949）。

吕振羽、翦伯赞、周谷城求学和开始治学的青年时代，正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并得到社会科学界进步人士欢迎的20世纪二二十年代，他们或通过师友，或接触共产党员，或通过阅读进步书刊，对马克思主义产生兴趣并逐步开始应用马克思主义对中国社会、历史进行研究，在加人进步组织特别是中国共产党后，更自觉地以马克思主义作为学术研究的指导，从而成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开创者。吕振羽是在1925年结识李达以后开始接触马克思主义的，大革命失败后，他在北京系统地研究了马克思主义，在30年代初期的中国社会性质论战中，开始运用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国社会，相继出版了《史前期中国社会研究》《殷周时代的中国社会》《中国政治思想史》等专著和数十篇论文，成为了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翦伯赞则是在吕振羽等人的影响下，开始用马克思主义研究观点研究中国社会和中国历史问题，先后发表了《中国农村社会之本质及其历史的发展阶段之划分》《前封建时期之中国农村社会》等论文。周谷城则在五四时期开始接触马克思主义，认真研读了英文版和德文版的《资本论》原著及有关共产主义的小丛书，并与毛泽东在一师同事，进一步探讨马克思主义，因此在学术研究中自觉地运用马克思主义观点。

中国社科院历史所史学史研究室1996年出版的《新史学五大家》，将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家郭沫若、吕振羽、范文澜、翦伯赞、侯外庐五人称之为“新史学”五大家，湖南历史学家吕振羽和翦伯赞为其中两大家，反映了民国湖南历史学在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中的地位。这也构成民国湖南学术史上辉煌的一页。

二、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方法的运用

瞿林东先生在《唯物史观与中国史学发展》一文中写道：“20世纪中国史学最显著的进步，是历史观的进步。输入进化论是一大进步；输入唯物史观是更大的进步。”[9]的确，近代中国史学发展史上，进化论的输入，导致了王朝家谱式的封建史学的崩溃和以“叙人群之进化”的“新史学”的诞生；民国时期，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输入，不仅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史学的面貌，也改变了中国人文社会科学学术的面貌。在这一转变的进程中，民国湖南学术界秉承了“敢为天下先”的湖湘文化精神，较早地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和方法研究学术，形成了民国湖南学术史的一大特色。

最早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方法研究学术的湖南学者是李达。作为党的创始人之一的李达，较早地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在脱离党的实际工作之后，李达一直在从事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宣传和研究工作，在学术的各个领域都运用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和方法，为中国现代学术的马克思主义运用做出了贡献。作为民国湖南学术界第一个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方法研究学术的学者，李达对湖南学术界接受和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方法起到了示范和引导作用。

李达在学术上的贡献，首先是他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即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阐释和传播。唯物史观是马克思主义揭示的认识人类社会的真理，在党的创立时期，李达即用唯物史观对中国社会问题进行解剖，体现了他对唯物史观的初步的理解、阐释与运用。他最早的一本哲学著作即《现代社会学》（1926）就是对马克思

主义唯物史观进行阐释的著作，也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对唯物史观最早、最系统的阐释。在这本书中，他结合中国革命的实际，全面地阐释了社会的本质、构造、起源等一系列唯物史观的基本问题。他还翻译了中国第一本专门介绍唯物史观的著作《唯物史观解说》（[荷]H.Gorier著，中华书局1932年版）。同时，李达还在湖南大学开设社会学课程，传播唯物史观，对湖南青年学生接受马克思主义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社会学大纲》则是李达阐释和研究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的经典之作。该书1935年在北平大学法商学院作为讲义首次印行，1937年5月由上海笔耕堂书店出版。在该书中，李达完整地阐释了唯物辩证法的基本原理，指出：“当作世界观看的唯物辩证法，当作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成果之普遍化的概括看的唯物辩证法，其中包含着两个部分，两个领域，即唯物论的自然观（自然辩证法）与唯物论的历史观（历史辯证法）。唯物论的自然观，以自然现象的发展法则为对象，因而它是自然诸科学的成果的概括；唯物论的历史观，以社会现象的发展法则为对象，因而它是社会诸科学的成果的概括。”[10]282毛泽东曾读过该书10遍，并称之为“中国人自己写的第一本马列主义哲学教科书”，向延安抗日军政大学和哲学研究会作了推荐，在中国马克思主义传播史上产生过巨大影响。

其次，李达阐释了历史唯物主义与社会科学诸学科的关系，对建立中国马克思主义的社会科学诸学科的创立和发展奠定了理论基础。他指出：“唯物论的自然观与唯物论的历史观，是唯物辩证法与自然诸科学及社会诸科学之间的媒介的环。”[10]282他还具体说明了唯物史观与其他社会科学学科的关系[11]9-10，鲜明地阐释了唯物史观在人文社会科学中的指导地位。

李达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和阐释，是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重大贡献，也是民国湖南学术史上凸显的一页，成为民国湖南学术史上在人文社会科学领域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方法的开端。历史学则是民国湖南学术界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成果显著的领域，成为民国湖南学术史的特色，也是民国湖南历史学发展的特色。其中杰出的学者当推吕振羽和翦伯赞。

吕振羽曾直接受教于李达先生，他在考人湖南大学之后，由于积极参加学生运动，受到夏明翰的注意，推荐他去听李达的“社会学”课程，从此结识李达并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为其运用马克思主义开展研究史学奠定了理论基础。据吕振羽夫人江明回忆，李达时常告诫吕振羽，研究历史必须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

研究中国历史要注意两个向题：一是方法论，要生动地应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切不可误入实用主义或机械论的歧途；二是史料，要尽可能充分地搜集史料，鉴别真伪，切不可歪曲历史的真相。[12]

正是在李达的影响下，吕振羽运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对中国社会历史进行研究，成为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开创者之一。在民国时期，吕振羽运用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国历史的著作主要有《史前期中国社会研究》《殷周时代的中国社会》《中国政治思想史》《中国民族简史》《中国社会史诸问题》《简明中国通史》等，确立了他在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中的地位。《史前期中国社会研究》成书于1934年，是为中国社会史论战而作。该书由北平人文出版社1934年初版；1936年，日译本由东京改造社出版，题为《中国原始社会史考》；1943年，上海耕耘出版社将此书再版，题为《中国原始社会史》；1947年，上海耕耘出版社又出版了《史前期中国社会研究》、《殷周时代的中国社会》合辑本，书名定为《中国社会史纲》。翦伯赞曾经评价说：“吕振羽对于中国先阶级社会史的研究上，是尽了一个开辟的任务。”[13]1701937年出版的《中国政治思想史》则是第一次用马克思主义对中国古代哲学思想和政治思想进行系统考察，梳理并架构了中国思想史的系统，开创了以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国思想通史的先河。《简明中国通史》是第一部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写成的中国通史，著名史学家蒋大椿称赞说：其贡献在于第一，开拓了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原始社会史研究，给无人过问的史前时期整理出一个粗略系统。在史料学上，吕振羽则成为运用马克思主义观点研究中国古代神话传说以探求历史的第一人。第二，首创殷代奴隶社会说。第三，最早提出西周封建论。第四，最早提出中国封建社会内部分期理论根据，并对中国封建社会内部分期作出了最初的划分。他也是中国封建社会内部资本主义萌芽问题的最早提出者。第五，他的《中国政治思想史》是用马克思主义理论和方法系统地研究中国思想发展史的开山之作。[14]

在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创立的过程中，湖南另一位史学家翦伯赞也做出了贡献。翦伯赞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受到学术界马克思主义思潮的影响，开始接触并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特别是吕振羽对其影响很大。1928年秋，经由弟弟翦仲襄介绍，翦伯赞与吕振羽相识。“从此，两人经常在一起研究马克思主义理论，探讨中国的历史和社会问题。”[15]在中国社会性质和社会史论战中，翦伯赞受吕振羽影响，先后在1930年底1931年初发表了《前封建时期之中国农村社会》、《中国农村社会之本质及其历史的发展阶段之划分》等文，初步展示了翦伯赞以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研究中国社会历史的成果。193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后，在从事党的活动之余，开始自觉地运用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国历史。出版了《历史哲学教程》和《中国史纲》（即1943年、1946年先后出版的《中国史纲》一、二卷，即今《先秦史》和《秦汉史》）、《中国史论集》等著名马克思主义史学著作。

翦伯赞在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建立过程中的贡献是巨大的，主要体现在他的《历史哲学教程》和《中国史纲》两部著作之中。有学者评论《历史哲学教程》说：

从历史哲学的高度，以社会史论战以来思想理论战线上马克思主义与形形色色非马克思主义的斗争为背景，力图运用马克思主义观点对一些错误的历史理论，尤其是那些“在中国历史研究领域中曾经或一直到现在还可以多少发生一些支配作用的几种理论体系之彻底地澄清。”《教程》一书的另一任务，就是阐发历史唯物主义，论述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哲学，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提供科学的理论思维和方法论。[16]298

20世纪40年代初期，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界通史撰写蔚成风气。实际上自晚清夏曾佑编写《最新中国历史教科书》（1903、1904年商务印书馆印行），开章节体通史体例以来，史学界鲜有有见地的通史著作。在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经过20、30年代的创立时期后，以马克思主义理论来梳理中国历史成为紧迫的任务。继吕振羽《简明中国通史》和范文澜《中国通史简编》之后，翦伯赞开始以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编撰《中国史纲》，先后完成一、二卷，即先秦和秦汉部分。在这两本书中，翦伯赞以唯物史观分析中国历史材料，确立了自己的关于中国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和初期封建社会的历史发展体系，特别是他的“西周封建论”，自成一派观点，丰富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中关于历史分期的学说。

除历史学外，民国湖南学术界接受并运用马克思主义研究人文社会科学的领域，还有文学界。成仿吾、周扬、周立波、张天翼、田汉、丁玲、贺绿汀等一批作家和文学家，或在创作理论或方法上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文艺主张，或在文艺实践中坚持了马克思主义的艺术观点，形成了令人瞩目的民国湖南文藝家群体。而周扬以其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成为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和文艺批评领域的代表人物之一。

周扬在20世纪30年代初即致力于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和苏联文艺的介绍，其中1933年在《现代》杂志上发表的《关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和革命浪漫主义》，是国内较早系统介绍“社会主义的现实主义”文艺理论的论文。此外，他还发表了《文学的真实性》、《十五年来的苏联文学》、《现实的与浪漫的》、《现实主义试论》、《我们需要新的美学》等系列论文。这些论文的显著特征是大量引用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及普列汉诺夫等经典作家关于文艺理论的论述，并努力建构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体系，这对于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传播产生了积极的效果。

周扬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思想主要体现在他编辑的《马克思主义与文艺》一书之中。该书按“意识形态的文艺”、“文艺的特质”、“文艺与阶级”、“无产阶级文艺”及“作家、批评家”五大专题辑录马克思、恩格斯、普列汉诺夫、列宁、斯大林、毛泽东、鲁迅、高尔基等人关于文艺的论述。从体例的编排和内容的选择来看，反映出周扬对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理解。在“序言”中，周扬则对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特别是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基本精神进行了论述，既是对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和党的文艺政策的宣传，也是周扬文艺思想的表达。他指出文艺是劳动人民创造的，必须为劳动人民服务，这是文艺的本质：

文艺从群众中来，必须到群众中去[17]1

文艺为什么是从群众中来的呢？马克思主义者回答：人类一切的文化，包括艺术与文学，都是群众的劳动所创造的。手本是劳动的器官，恩格斯却证明了它同时是劳动的产物。正是由于劳动，由于适应日益复杂的新的工作，人的手才达到了这种熟练的程度，以致它仿佛凭着魔力似地产生了拉斐尔的绘画，托尔华尔得森的雕塑，巴加尼尼的音乐。[17]3

周扬指出，“大众化”不是简单地看作就是创造大众能懂的作品，以为只是一个语言文字的形式问题，而不知道同时甚至更重要、更根本地是思想情绪的内容的问题。“大众化就是我们的文艺工作者的思想感情和工农兵大众的思想感情打成一片”[17]1，只有“思想情感真正地做到与工农兵大众的思想感情打成一片，这样才能完成文艺大众化的任务”[17]11。

关于普及与提高，他认为首先需要解决的是立场问题，只有站在人民大众的立场上，把人民大众的需求即普及的要求放在第一位，才能正确地解决普及与提高的问题。关于如何表现时代的问题，周扬赞同毛泽东延安文艺座谈会讲话的精神，认为“根据地与非根据地的区别，不但是两种地区，而且是两个时代。到了根据地，就是到了中国历史几千年来空前未有的工农兵和人民大众当权的时代。因此根据地的作家必须描写新的人物，新的世界”[17]16。总的来说，周扬作为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和文艺批评的代表人物，在新中国成立之前致力于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宣传，致力于党的特别是毛泽东文艺思想和政策的宣传与阐释，对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形成做出了贡献。

三、传统学术的延续与西方学术方法的运用

民国时期是中国学术从传统到现代的转型时期，中国历代形成和积累的学术理论和方法依然为学人们继承与弘扬，同时，西方现代科学的理论与方法也在不断传播并被学者们接受。因此，民国学术呈现中与西、传统与现代交汇融合的特征。民国湖南学术也同样呈现这一特点。

在继承传统学术思想与方法并取得巨大成就的当属杨树达先生。杨树达（1885—1956），字遇夫，晚年自号积微翁，湖南省长沙县人。1898年考人湖南时务学堂，1900年入长沙求实书院，1905考取官费留学生，东渡日本，就读于京都第三高等学校。1911年回国后短暂任过湖南教育司职员，1937年回湖南任湖南大学中文系主任、文学院院长直至新中国成立。杨树达是著名的汉语言文字学家，主要从事汉语语法和文字学研究，于金石、甲骨和古文字训话、音韵及汉语语法、修辞等有精深的造诣。著有《汉书补注补正》、《词诠》、《马氏文通刊误》、《中国修辞学》、《积微居小学金石论丛》、《积微居金文论》等20余种著作及《形声字声中有义略证》、《说中国语文之分化》等上百篇论文。

在语法方面，杨树达有精深的研究，主张语法与训诂相结合：“盖明训诂而不通文法，其训诂之学必不精；通文法而不明训诂，则其文法之学亦必不至也”[18]；“凡读书者有二事焉：一曰明训诂，二曰通文法。训诂治其实，文法求其虚。清儒善说经者，首推高邮王氏。其所著书，如《广雅疏证》，征实之事也；《经传释词》，捣虚之事也。其《读书杂志》、《经义述闻》，则交会虚实而成者也。呜乎！虚实交会，此王氏之所以卓绝一时，而独开百年来治学之风气者也！”[19]他的语法方面的著作有《马氏文通刊误》、《高等国文法》和《兹诠》。修辞方面著有《古书疑义举例续补》（1924年家刻本）、《中国修辞学》（1933年世界书局出版，增订改名为《汉文言修辞学》，1954年科学出版社出版）、《古书之句读》（1929年文化学社出版，增订改名为《古书句读释例》于1934年商务印书馆出版）。

杨树达在小学（文字学、训诂学）方面有很高的造诣。陈寅恪先生曾称赞说：“寅恪尝闻当世学者称先生为今日赤县神州训诂学第一人。今读是篇，益信其言之不诬也。”[20]其代表著作《中国文字学概要·文字形义学》，周秉钧先生也给予极高的评价，认为该书有四大特点：“博采了汉字研究的新成果”、“清理了象形和指事的界限”、“细分了汉字结构的类型”、“揭示了汉字发展的一些规律”。[21]此外《积微居小学金石论丛》、《积微居小学述林》等文集中也收录了不少文字、训诂方面的论文。

杨氏自述治甲骨、金文体会时说：“大抵甲骨之学，除广览甲片，多诵甲文，得其条理而外，舍是二术，盖不能有得也。就形以识其字，循声以通其读，然后稽合经传以明史实，庶几乎近之矣”[22]，“余于甲文，识字必依篆、箱，考事则据古书，不敢凭臆立说。自信于方法上或无大谬耳”[23]

杨树达先生的古籍整理工作，旁征博引，考据精详，为学界赞誉颇高。陈寅恪先生曾評价其对《论语》的疏证，“汇集古籍中事实语言之与《论语》有关者，并间下己意，考订是非，解释疑滞，此司马君实、李仁甫长编考异之法，乃自来诂释《论语》者所未有，诚可为治经者辟一新途径，树一新楷模也”[24]。

杨树达先生以留学生背景，不为世俗功利所诱惑，亦不附庸所谓“新学”而媚俗，专心致志于文字、训诂、甲骨、金文等国学研究，且成就巨大，是民国时期执国学牛耳之大师，实为民国学术转型时期继承和光大中华文化的大家，也是民国湖南学术发展的辉煌代表。

在民国时期，致力于弘扬传统学术的还有钱基博和李肖聃。1946年，李肖聃撰成《湘学略》，述北宋周敦颐至晚清谭嗣同共二十六学略；1943年，钱基博先生撰写了《近百年湖南学风》一书，叙十七位“文人、学者、循吏、良相、名将”学行，是一部近代湘学略或者湘学学案。[25]

关于湘学谱系，在此之前，只有王先谦、杨毓麟有简单的论述，且意见并不一致，王先谦认为：“湘学肇于鬻熊，成于二闾。宋则濂溪为道学之宗，明则船山抱高蹈之节。迨乎乾嘉以后，……湘人乃笃守其乡风，怀抱其忠义。经世之作，开风气之先；讲学之人，奏戡乱之绩。”[26]176杨毓麟则认为当自濂溪始：“自濂溪周氏，师心独往，以一人之意识，经纬成一学说，遂为两宋道学不祧之祖。胜国以来，船山王氏以其坚贞刻苦之身，进退宋儒，自立宗主。当时阳明之学遍天下，而湘学独奋然自异焉。”[27]35

推动民国湖南学术研究的还有刘人熙和他创办的船山学社及《船山学报》。刘人熙（1844-1919），字艮生，号蔚庐。湖南浏阳人。曾就读于长沙城南书院，问治年（1867）中举人第一名，主讲道州书院，纂修《平江县志》。光绪三年（1877）中进士，任工部主事。光绪十年（1884）任会典馆纂修官、总校官。1889外调直隶州知州。后游历豫、赣、桂等省，官至广西道员。他创办了《大公报》。著有《刘人熙日记》和《蔚庐文集》，校印注释王船山遗著有9种，共83卷。

刘人熙服膺船山学说，于1914年6月在思贤讲舍旧址（原船山祠）创办船山学社，被公推为社长，并于1915年8月创办了《船山学报》。《船山学报》的宗旨是：“倡明正学，以新吾湘”，“广船山于天下，以新天下”。主要刊布船山未刊著作和研究船山思想的文章。《船山学报》因经费困难，至1917年编辑完成第10期停刊，1932年2月复刊，至1938年6月停刊。《船山学报》对推动民国时期湖南船山以及湖南学术研究有一定的作用，诚如刘苏华先生评价的：

《船山学报》以弘扬王船山爱国主义思想和爱民族的精神为宗旨，以砥砺国人承担社会重任、振兴中华民族为目标，对于传播船山思想与船山文化起到了重要的作用，成为二十世纪初年学术思想界一支异军突起的劲旅，极大地推动了当时的社会思想解放运动。与此同时《船山学报》也一直是湖湘学人的战斗阵地与精神家园，汇集了大批学贯中西的学者和仁人志士，包括中国近现代著名学者王阊运、文廷式、赵启霖、陈三立、欧阳中鹄、周逸、杨昌济等都曾为该刊撰稿。中国近现代一批学人正是通过《船山学报》得以成长起来。[28]序6-7

在传承湖南学术传统的同时，民国湖南学术对于现代西方学术理论与方法也是持开放和包容的态度的。杨昌济、金岳霖在哲学、伦理学、逻辑学、教育学等方面的成就，就反映出民国湖南学术对西方现代学术开放包容的特点。

杨昌济的教育背景具有中西交汇的特点。早年杨昌济与大多数传统士子一样，接受儒教教育并锐意科举，曾人岳麓书院学习，但应试不售，遂在家乡设馆授徒。在清末留学浪潮中，他负笈出洋，1913年春回国。这就造就了杨昌济中西贯通的学术背景。李肖聃曾说：“怀中于三十以前既已博究儒先之书，十余年中又益求英日学者之说，固有得于时代之精神，而其心光湛然，力抗流俗。浩然有以自得于己，则友朋皆莫及也。”[29]379

杨昌济在伦理学、哲学、教育学诸方面均有造诣。在伦理学方面，他对传统道德和西方道德均采取批判地吸收的态度，对于封建的家庭、家族、婚姻道德采取批判的态度，而于传统道德中的优秀成分则加以吸收。对于西方的禁欲主义和快乐主义，杨昌济亦持批判的态度，“唱快乐主义者，谓吾人一切行为之目的在于快乐，其实不然。吾人非毕生专欲求快乐者，乃求满足快乐以上之要求者也。吾人行为之目的，常在与行为之遂行（即活动）而不在快乐”[29]380，“要之，快乐乃心理的事实，非可以为道德的理想也”[29]254。

杨昌济一生除留学生涯外，基本从事教育工作，先后在湖南高师、一师、四师和北京大学任教，于教育颇多研究与实践，尤服膺教育救国的思想，吾辈救世惟赖此一支笔；改革思想，提倡真理，要耐清苦、耐寂寞。望翻新改图，天下幸甚！”[29]186。

金岳霖先生（1895—1984年），长沙出生。1914年，毕业于清华学校高等科，同年官费留美，1920年获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政治学博士学位；1921年，到英国学习，在伦敦大学经济学院听课；1925年回国，长期在清华大学任教。1948年，当选中央研究院第一届院士。主要从事哲学研究，把西方哲学与中国哲学相结合，建立了独特的哲学体系，著有《论道》、《逻辑》、《知识论》和《罗素的哲学》。

金岳霖先生长期在国外留学，对中国传统学术也有较为深入的了解，因而在比较深刻的层面上运用西方现代哲学、逻辑学理论与方法，对中国学术进行批判性的重构，形成了自己独特的哲学与逻辑学体系，对现代中国学术产生了重大的影响。他在20世纪30年代出版《逻辑》一书，是最早把现代逻辑学传人中国的几位逻辑学家之一，是在中国传播现代逻辑最有成就的逻辑学家。[30]

金岳霖先生在民国学术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正如袁伟时教授评价的那样：

旨在为中国科学的发展扫清道路的金岳霖的哲学思想客观上成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同盟军。它在总结非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提供理论思维方面为中国现代哲学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这些贡献丰富了中华民族的文化遗产，因此理应得到应有的重视。[31]

杨昌济和金岳霖的研究体现了民国湖南学术史上引进和融合西方现代学术理论与方法的特色，使民國湖南学术的发展具有了现代性转变的趋势。因此，它与历史学的独领风骚，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方法的运用，构成民国湖南学术发展的鲜明特色，使民国湖南学术呈现出缤纷的色彩，是湖湘文化敢为人先、经世务实学风的继承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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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王兴国.杨昌济文集.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83.

[30]编辑部纪念金岳霖先生诞辰120周年学术研讨会”部分主题演讲摘录.重庆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29（12）.

[31]袁伟时.金岳霖哲学思想性质辨析//金岳霖学术思想研究——金岳霖哲学思想研讨会论文集.198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