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琦

韩荣钧

摘要：

韩琦、范仲淹于宋并称贤相，其政治、军事才能久为世人称道。王船山从立身、行事、才略、功业诸方面对二者进行评价论析，认为二者各有千秋。王船山知史论世、知世论人的卓越史识，以及辩证识人的人才思想，对当今识才用人、知人论世颇有启示意义。

关键词：王船山；韩琦；范仲淹；人才思想

宋代韩琦、范仲淹协力抵御西夏，卓然并立朝廷，道德文章，建言立功，为天下所景仰。大儒王船山对韩琦、范仲淹多有推崇，其知人论世之言尤见其识力襟度。本文试评析王船山笔下的韩琦、范仲淹，以见船山先生人才观之卓然特识，并就教于方家。

一、论韩、范正直敢言，挺身忘私

韩琦、范仲淹都以正直敢言著称：范仲淹在景三年（1036）上《百官图》，直斥宰相吕夷简滥用私人；韩琦在景四年（1037）任右司谏时，曾一次奏罢宰相、参政四人。韩琦不顾安危，智撤章献明肃皇太后之垂帘听政，尤为后世称道。“刘皇后在宋代后妃中出身最为独特，属于出身寒微而地位上升者，是政治手腕非常出色的人物。她同唐代则天武后无论从出身，还是成为皇后的过程以及支持者集团等方面存在很多类似之处。刘皇后则因为遭到不愿复蹈武则天之例的大臣的牵制，甚至连问鼎皇位的企图都无法产生。”①其牵制最力之大臣当首推韩琦。王船山论述道：“刘后又已制国之命，而威伸中外，（王）曾且无如之何……微韩公伸任守忠之法，而危词以急撤其帘，浸使如曾，宋其殆矣！韩公一秉道，而革两朝之弊。”②对韩琦在防止女主专政、整饬朝廷法纪伦常方面的功绩给予充分肯定。

在维护朝廷礼法方面，范仲淹亦不遗余力。李宇澄谓：“章献未尝不欲为武后，以直臣屡折其萌，己亦旋老，遂作罢耳……仲淹谓奉亲于内，自有家人礼。顾与百官同列南面朝之，不可为后世法。且上疏请太后还政。兵家伐谋，庶几近之。世谓小范胸中有数万甲兵，于此益信。”③章献归政，应系韩琦、范仲淹等人同心协力之功。范仲淹于章献身后能尽力维护其声名尤被后人称道：“明道末，言事者多摘太后时事以暴于朝。仲淹谏曰：‘太后受遗诏保佑圣躬者十年，宜掩其小故，以全大德。上感悟，始抑言者。”④王船山论述道：“而范希文以君子之道立心，陈‘掩小故以全大德之言，能持其平也。观于此，而韩、范以外，可谓宋之有大臣乎？”⑤对韩、范二人之道德、行事给以相当高的评价。

二、论韩范协力御夏，挽大厦于将倾

北宋一朝，外患不断。吕思勉曾谓：“宋朝对辽朝的交涉，是始终处于弱国的地位的。然而言和甚久，实际上受害还不算厉害。实际上受害最厉害的，倒是西夏。”⑥北宋防御西夏最得力的首推韩、范二人。王船山对北宋积贫积弱、国无良将的形势作了深刻的分析：“夫宋之所以财穷于荐贿，国危于坐困者，无他，无人而已矣。仁宗之世，亦孔棘矣。河北之守，自毕士安撤备以后，置之若遗。西事一兴，韩、范二公小为补葺，辄贡‘心胆寒裂之谣，张皇自炫。二公虽可分阃，固不能出张子房、李长源之上……而其为彭、韩、李、郭者何人？宋固不谋也。怀黄袍加身之疑，以痛抑猛士，仅一王德用、狄青，而猜防百至。夫岂无可恃之才哉？使韩、岳、刘、吴生北宋之代，亦且束身偏裨，老死行间，无以自振……呜呼！宋自神宗而事已难为矣。仁宗之弛已久，仍其弛而固不可，张其弛而又已乖。”⑦宋朝财穷国危，武备废弛，加之“痛抑猛士”，虽韩、范之才，仅能做到攻则不足，但为守御而已。即便是换做韩、岳、刘、吴，亦难取胜。无它，国势、国家规制致于此也。宋之戒备于武人太甚，一旦有事，遍访无将，不得不起用文人掌兵。幸有韩琦、范仲淹出，才得以支撑危局。

王船山对北宋之攻守失宜痛加斥责：“自继迁之死，子弱国危，弗能制其死命，漫曰以恩致之，实则输锦绮以献笑，丐其不相凌暴而已。于是而西陲撤备，将帅戢身，戍兵束手者，垂三十年，而昊始反。计德明之世，无亡矢折鏃之患，拥盐池苑马之资，藉中国金缯之利，休养其人，以奡岸于河山险固之地，虽微元昊，且将鹰饱而飞。况昊以雄狡之才，中国久在其目中，而欲使弭耳以驯于柙也，庸可得乎？”⑧痛说宋朝廷举措失宜，养痈遗患，终至一发而不可治。元昊“是个集意志和热情、智慧和创造力于一身的人，他充分发挥这些长处，强有力地统治着西夏国”⑨。宋之西北边境从此多事矣。由于北宋边备废弛，国乏良将，对元昊之侵掠，一筹莫展。王船山谓：“于是而宋所以应之者，固宜其茫然也。种氏以外，无一人之可将；中枢之地，无一策之可筹……匪特夏竦、范雍之不足有为也。韩、范二公，忧国有情，谋国有志，而韬钤之说未娴，将士之情未浃，纵之而弛，操之而烦，慎则失时，勇则失算。吟希文‘将军白发之歌，知其有弗获已之情，四顾无人，而不能不以身任。是岂足与狡诈凶横之元昊争生死者哉？其所用以直前者，刘平、石元孙、任福阘茸轻脆之夫也。则昊之不能东取环、延，南收秦、陇，以席卷关中者，幸其无刘渊、石勒之才也。”⑩说韩、范二公“韬钤之说未娴，将士之情未浃”，确为当时实际。韩、范均系文人出身，此前服官中央、地方，皆未见其以军事见称。历史舞台把他们二人推向了抵御西夏的最前线，勉力为之，却也做得有声有色，令人刮目相看。徐永昌谓：“不学什么的不见得即没有什么人才……如他是人才，他自己即通，学什么通，不学什么亦能通。”B11韩、范二人验之矣。但韩琦、范仲淹毕竟“是文人而知兵者” B12，其底子还是文人。韩、范肩此重任，自然有一种难以言说的沉重，范公才有“将军白发征夫泪”之慨叹。王夫之谓：“故韩、范二公之任此，良难矣。三十年间，执国柄以赞庙谟者谁邪？……君饰太平以夸骄虏，臣立异同以争口舌，将畏猜嫌而思屏息，兵从放散而耻行枚。率不练之疲民，驭无谋之蹇帅，出入于夏竦、王沿之間，吕夷简复以疲痹任心膂而可否其上，才即倍蓰于二公，亦弗能振宿萎之枝，而使翘然以起。则不能得志于一战，而俯首以和，终无足怪者。”B13君、臣、将、兵全无居安思危之意识，逸乐忘战。患至而张皇失宜，冀“蹇帅”“疲民”之侥幸胜敌，其可得乎？有韩琦、范仲淹出，倾力抵御，方稳住阵脚，不至覆败，亦仅此而已，难得全胜。康定元年（1040），韩琦安抚陕西，力荐知越州范仲淹赴陕西效力，其谓：“愿起越州范仲淹委之。方陛下焦劳之际，岂敢避行迹不言？若涉朋比，误国家事，当族。”B14一见韩琦识人之准，一见其为国事不计个人安危的担当意识。范仲淹果然不负众望，与韩琦协力抗敌，稳定了前线局面。endprint

宋人对韩、范二公之攻守策多有评论。吕中谓：“韩琦所上之攻守策，其意则主于攻，故不免有好水川之败。至于仲淹所上攻守策，则言攻有利害，守有安危。攻宜筑近边城，取其近而兵势不危；守宜开屯田，用土兵，图其久而民力不匮。是则攻不至于轻战，守不至于示弱，而舒徐待其毙也。然至于协谋以取灵夏之地，则韩、范同此心也。”B15在运筹攻守之缜密细致方面，范公无疑更胜一筹。叶梦得谓：“元昊叛，议者争言用兵伐叛，虽韩魏公亦力主其说。然官军连大败者三……范文正虽力持守策，以岁月经营困之，无速成功，故无大胜，亦无大败。”B16范公在“恒”字、“耐”上经营生色，韩公在“勇”字、“直”上显示本色。二公各有短长，而协力御敌，终能建功立业。

王船山对韩、范二公的攻守异策作了评判：“乃以其时度其势，要其后效，宋之得免于危亡也，二公谋异，而范公之策愈矣。任福之全军覆没也，范公过信昊之可抚而堕其术中也。韩公力主进兵会讨，策昊之诈，而自戒严以行边，则失在范，而韩策为长。然范之决于议抚者，度彼度此，得下策以自全者也。”B17说宋之得免于危亡，多赖二公之力，而范策更胜一筹。任福好水川之败，与范仲淹过信元昊之可以招抚而没有协力制敌不无关系。韩琦能知元昊之诈，力主进兵，不为大错，奈何任将失误，终见覆败。范之保守策略，在长时段上显示了优越性。王船山之分析自为知人论世之言。韩、范二公各有所长，亦各有所偏。王船山谓：“使如韩公徇夏竦之策，并数路之兵，同出一道，用争胜负，人怀异心，而投之虏穴。彼尽锐以攻其瑕，一将衄而全军骇溃，内地更无坚守有余之兵，岂徒鄜、延、泾、原之不可保哉？关中糜烂，而汴、雒之忧亦棘矣。”B18夏竦之攻策胜败难测，胜则一鼓作气，败则一发而不可收拾，非用兵万全之策。“孙子曰：昔之善战者，先为不可胜，以待敌之可胜。不可胜在己，可胜在敌。故善战者，能为不可胜，不能使敌之必可胜。”B19在“能为不可胜”方面，范仲淹确有过人之处。王船山谓：“范公之镇延州也，兴营田、通斥候，修堡砦。种世衡城青涧以相策应，缓夏竦之师期，按兵不动，以观其衅。使得如公者以终其所为，财可充，兵可用，术可择，俟之俟之，元昊死，谅祚弱，无难折箠以收为外臣。即未能然，而不驱尝试之兵，送腰领以增其骄悍，金城屹立，士气犹存，元昊虽强，卒不能渡河而有尺土。此范公之略，所繇愈于韩公者远也。”B20范之步步为营的堡垒主义，看似保守，实则瞄准了元昊的痛处。即西夏兵虽雄，但国小力弱，不能支持长期用兵，终有疲惫力衰之时，则宋不难掌控局势，俟其衰败而击之。范公这一长期守备之策实为御夏之良方。王船山亦津津道之：“使汉高以武帝之兵临冒顿，则汉必危；抑使杨镐、王化贞以范公之策保沈、辽，则国必不毙。是道也，持于积弱之余，而以救其失者也。”B21范公之步步为营方策，正力弱者救亡图存之良法也。王船山结合明清之战和实际，更认为范之堡垒方策足以抵御满清对明朝的进攻，惜明将未能用，终使国家沦亡，可见其对范仲淹的军事防守思想给予了高度评价。

三、对韩琦、范仲淹抵制王安石变法不力多有批评

王船山谓：“王安石之允为小人，无可辞也。”B22并谓安石变法比之蔡京、贾似道所为“祸乃益烈”B23。船山还对宋之大臣不能抵制王安石变法多所批评。王船山谓：“乃其在当日也，非无社稷之臣，德重望隆，足以匡主而倚国是，若韩、富、文、吕诸公者。居辅弼之任，而持之不坚，断之不力，如先世李太初之拒梅询、曾致尧，王子明之抑王钦若、陈彭年，识皆有所不足，力皆有所不逮。而以洁身引退，倒授其权于新进之庶僚，人已轻而言抑琐，不足耸人主之听，只以益安石之横。且徒使才气有裨之士，挫折沉沦，不为国用；而驱天下干禄者，惩其覆轨，望风遥附，以群陷于邪。诸公过矣，而韩公尤有责焉。躬任两朝定策之重，折母后之垂帘，斥权奄以独断，德威树立，亘绝古今。神宗有营利之心，安石挟申、商之术，发乎微已成乎著，正其恩怨死生独任而不可委者。曾公亮、王陶之琐琐者，何当荣辱，而引身遽退，虚端揆以待安石之纵横哉？韩公尤过矣！”B24神宗一朝，韩琦之德威，无人臣能比。韩琦亦深知安石者，《宋史·韩琦传》记载：“神宗欲命相，问韩琦曰：‘安石何如？对曰：‘安石为翰林学士则有余，处辅弼之地则不可。”B25韩琦之意很明确。奈何神宗起用安石之意已决，非韩琦所能挽回者。王船山此处责备韩琦不能挽回神宗用相决策，大有“《春秋》之法常责备于贤者”B26之意。

王船山对韩琦的苦衷颇有同情之理解，对同朝之重臣则颇有责言：“虽然，抑非公之过也。望之已隆，权之已重，专政之嫌，先起于嗣君之肺腑。则功有不敢居，位有不敢安，权有不敢执，身有不可辱，公亦末如之何也。夫秉正以拒邪，而使猝起争鸣之安石不得逞者，公之责也。斥曾公亮之奸，讼韩公之忠，以觉悟神宗安韩公者，文、富二公之责也。乃文之以柔居大位，无独立之操；富抑以顾命不与，怀同堂之忌；睨韩公之远引，而隐忍忘言。及安石之狂兴，而姑为缓颊，下与小臣固争绪论不得，则乞身休老，而自诩不污，亦将何以质先皇而谢当世之士民乎？”B27韩有威权震主之嫌而有意避让，而文彦博、富弼不能明辩韩公之忠，听任其去职，是他们的失误。王船山谓：“韩公一去，而无可为矣。白日隐而繁星荧，嘒彼之光，固不能与妖孛竞耀也。”B28王船山颇推崇韩琦，认为韩琦是抵制王安石变法的首要力量。韩琦一去，众人无能为矣。开明如王船山者，如此否定王安石变法，值得后人深思。

范仲淹与王安石有一层世谊关系。安石之父王益大中祥符八年（1015）举进士，与仲淹同年B29。仲淹亦颇赏识早年的王安石。清人蔡上翔在《王荆公年谱考略3》中谓：“公亦尝受知于范公，见重于当世大贤，固甚早也。”B30范仲淹卒時，王安石32岁，任舒州通判，政治上还未显山露水。对王安石之崛起，王船山认为范仲淹也有责任：“繇此言之，诗赋之视经义弗若也，而贤于策问多矣。范希文奋起以改旧制，于是而浮薄之士争起而习为揣摩。苏洵以孙、吴逞，王安石以申、商鸣，皆持之以进；而为之和者，实繁有徒，以裂宋之纲维而速坠。希文之过，不可辞矣。”B31庆历四年（1044年），朝廷根据范仲淹的建议改革科举制度：“凡进士，试诗、赋、论各一首，策五道。”B32王船山认为重策论而浮薄之士起，王安石辈乘间而兴。船山之评论似难称公允。范仲淹奖掖后学，人才大兴，为国立功者并不乏人。禄利之途，鱼龙混杂，自所难免，非仲淹重策论之过也。endprint

四、对韩范二人才略的分析

王船山对韩范二人之才略给予了辩证的评析。其谓：“人之不能有全才也，唯其才之有所独优也……观于韩、范二公可见矣。韩公之才，磊落而英多，任人之所不能任，为人之所不敢为，故秉正以临险阻危疑之地，恢乎其无所疑，确乎其不可拔也。而于纤悉之条理，无曲体求详之密用。是故其立朝之节，直以伊、周自任，而无所让。至于人官物曲之利病，吉凶变动之机宜，则有疏焉者矣。乃以其长用之于短，其经理陕西也，亟谋会师进讨，而不知固守以待时；多刺陕西义勇，而不恤无实而有害；皆用其长而诎焉者也。若法度、典礼、铨除、田赋，皆其所短者。而唯其短也，是以无所兴革，而不启更张之扰。”B33谓韩琦刚正不阿，敢于担当，立朝敢言能任，其短在体物经理之不能细密。用韩经略陕西，是以其所长用于所短，有躁动之嫌，而短于固守。惟其所短，反使政事不受更张、纷繁之扰。船山以“磊落而英多”评价韩琦，颇受刘劭《人物志》的影响：“夫聪明者英之分也……必聪能谋始，明能见机，胆能决之，然后可以为英。”B34对韩琦之智谋、胆略给以高度评价。

王船山论范仲淹：“而范公异是。以天下为己任，其志也。任之力，则忧之亟。故人之贞邪，法之疏密，穷檐之疾苦，寒士之升沈，风俗之醇薄，一系于其心。是以内行修谨，友爱施于宗族，仁厚式于乡闾，唯恐有伤于物，而恶人之伤物也独切。故以之驱戎，无徼功之计，而致谨于缮修自固之中策。唯其短也，而善用之，乃以终保西陲，而困元昊于一隅。若其执国柄以总庶务，则好善恶恶之性，不能以纤芥容，而亟议更张；裁幸滥，核考课，抑词赋，兴策问，替任子，综核名实，繁立科条，一皆以其心计之有余，乐用之而不倦。唯其长也，而亟用之，乃使百年安静之天下，人挟怀来以求试，熙、丰、绍圣之纷纭，皆自此而启，曾不如行边静镇之赖以安也。”B35谓范氏心思细密，精于筹画，能于边事苦心经营，终使西陲赖之以安。范之细密用之于处理中枢政务，则更张纷纭，带来意想不到之麻烦。王船山之分析颇为深刻独到。嵇文甫谓：“船山鉴于明末党祸，很厌恶党争。他认为大臣之道，应该‘自靖以靖天下，敦厚博大，实心实政，致君泽民于无形……自范仲淹以下，就因求治太急，不能从容镇定，致引起纷纷争论。”B36同意船山对范之“求治过急”的批评。然船山此说似有可以商榷之处。北宋中后期政事之更张、纷扰，与朝廷用人、士大夫党争有密切关系。说肇端于范仲淹之改革，似为过苛之评。宋至仁宗朝，积弊已深，不改革则因循相延，国势终无振起之色；改革则必触动既得利益者之利益，成败难卜。吕思勉谓：“宋朝的党争，不过是闹意气，并无甚真有关系的事情，却因此弄得政局不能稳静；无论什么人，都不能放手做事情；就奋勇去做，也四面受人牵制，不得彻底。”B37故北宋中后期政事之纷扰不能全归之于范仲淹氏之改革。换做任何人，其改革之难有作为，可以想见。仲淹以谋国之忠，不计一己之利害，择其难者而行之，功虽未成，其心可昭日月。仲淹知难而上，值得肯定。

王船山概括了韩范二公用事的共同点：“繇是观之，二公者，皆善用其短，而不善用其长。故天下之不以用所长而成乎悔吝者，周公而后仅见其人也。夫才之所优，而学亦乐赴乎其途；才既优之，学且资之，喜怒亦因之而不可遗。喜（心）＼[怒＼]既行，而物之不伤者鲜矣。”B38韩之担当进取，立于朝则可；用于边事，或有思虑不周之处，一事错而大事隳。范之心思细密，不容纤芥，用之待敌则立于不败之地，用之施政则不免纷扰之嫌。韩之短处施于政事恰成其长，范之长处用于政事适成其短。王船山谓：“才之英发者，扩而充之，而时履于危，危而有所惩则止。故韩公之于西夏，主战而不终；其刺义勇也，已敝而终改。若其折母后，定储位，黜奸奄，匡幼主，无所三思以直行其道，则正以不劳形怵心于细故，而全其大勇。而范公忧之已急，虑之已审，乃使纤曲脂韦之士，得依附以售其术，固自天下己任之日，极其量而不得有余矣。”B39谓韩之刚直担当，履薄冰之危而不辞，是其超绝处；如其三思而行，掂輕拈重，必不能勇往直前矣。范公先忧后乐，忧苦于心，能解天下之忧、致天下之乐者无所不用其极，其道可佳，其术或有不惬于心、或至偾于事者，甚或使机巧逢迎之徒得售其奸。

王船山于韩范二公之才略、事业颇感慨系之：“苟为君子，则必知所敬矣。才所不足，敬自至焉。才所有余，不觉其敬之弛也。唯其敬也，是以简也。才所有余者，欲简而不能。才所不足者，欲不简而不得。简之必敬，敬则不容不简。以此而论二公，韩之蔽于所长者仅也，而范公已甚矣。天章阁开之后，宋乱之始也。范公缜密之才，好善恶恶之量为之也。是以缜密多知之才，尤君子之所慎用也。”B40谓二公皆短于用其所长。韩琦好水川之败为其一生大耻，而一败未见再败。即便好水川之败，韩琦也是值得同情的。“宋忌大将，所用大抵非才。故于西北而寇，常以有勇将无大将致败。”B41韩琦以一文人只能运筹帷幄，不能上阵却敌，所用将领有勇无谋，终致败绩。有论者曰：“最高统帅部之间的意见分歧，缺乏配合，是好水川之战失败的重要原因。任福作战，轻敌冒进，忘记了韩琦的告诫是好水川失败的直接原因。此外，北宋自建国以来，长期实行重文轻武政策，为防止武将拥兵自重，每逢作战，都由皇帝临时指派将领，使兵不知将，将不知兵，大大削弱了军队战斗力，这是好水川之战失败的客观因素。”B42当然，韩琦轻敌、骤进也是此役失败的重要因素。范公庆历新政，兴革过繁，致纠纷日多，终仅历一年而归于失败，与其更张过多，纷乱失序不无关系。于范公之缜密多事，王船山尤三复斯言以警之。

依王船山看来，比较而言，范仲淹适合御边而不适合理朝政，韩琦适合理朝政而不适合御边。宋人是怎么看的呢？欧阳修曾上奏朝廷：“臣伏见朝廷擢用韩琦、范仲淹为枢密副使，万口欢呼，皆谓陛下得人矣。然韩琦禀性忠鲠，遇事不避，若在枢府，必能举职，不须更藉仲淹。如仲淹者，素有大材，天下之人皆许其有宰辅之业。外议皆谓在朝之臣忌仲淹材名者甚众，陛下既能不惑众说，出于独断而用之，是深知其可用矣。可惜不令大用。盖枢府只掌兵戎，中书乃是天下根本，万事无不总治。伏望陛下且令韩琦佐枢府，移仲淹于中书，使得参预大政。”B43欧阳修力荐范仲淹才堪大用，可掌政事；韩琦忠直，可掌军事。庆历三年（1043）七月，范仲淹为陕西安抚使。八月丁未参知政事；癸丑，韩琦代仲淹为陕西安抚使。欧阳修上奏言：“今日风闻韩琦以仲淹已作参政，欲自请行，不知是否。以臣愚见，不若且遣仲淹速去。琦与仲淹，皆是国家委任之臣，材识俱堪信用，然仲淹于陕西军民，恩信尤为众所推服。今若仲淹外捍寇兵，而琦居中应副，必能共济大事，庶免后艰。若陛下以新用仲淹，责其展效，则且令了此一事，俟边防稍定，不两三月自可还朝。既先弭于外虞，可渐修于阙政。今边事是目下之急，不可迟缓以失事机。伏望断自宸衷，敕仲淹速去，以备不虞。”B44依欧阳修看来，范仲淹处内处外皆是第一流人才。前线不可一日无仲淹，仲淹可代韩琦，韩琦不可代仲淹，充分推重范仲淹的军事才能。关于二公孰宜处内，孰宜处外，蔡襄曾言：“然或者谓二人孰宜处于内外，以物议言之，二臣之忠勇，其心一也。若以材谋人望，则仲淹出韩琦之右。处内者谋之，而处外者行之，故仲淹宜来，琦当留边，于理甚当。”B45范仲淹留边的理由，在欧阳修认为是“恩信尤为众所推服”。范仲淹赴朝廷，韩琦在外的理由，在蔡襄认为是“以材谋人望，则仲淹出韩琦之右”，皆有其道理。王船山对二公之分析则更加深了一层，既分析了二公才略之长短，又分析其长短之所适，又辩证地说明其长短之转化关系。endprint

古人云：“家贫则思良妻，国乱则思良相。”B46在王船山眼里，韩、范是不世出的良相贤才，能挽国家危亡于将倾之时，而厝家国于磐石之固。其谓：“（宋）高宗之世，将不乏人，而相为虚设久矣。其贤者，皆矜气近名，一往而无渊停岳立之弘猷者也。高宗几信几疑，而不见其可恃……藉令得韩、范以为肺腑之臣，则引社稷之存亡于一身，生死以之，而密谋皆夙，夫岂奸回之能遽夺哉？”B47正所谓北宋无将，南宋无相。王夫之对韩范二人的评价有其卓然特识之处，亦颇获古人之心。朱熹谓：“至范文正时，便大厉名节，振作士气，故振作士大夫之功居多。”B48又说：“若非范文正公，则西方之事，决定弄得郎当，无如之何矣。”B49范公之德业、事功足以光耀千古矣。苏轼谓：“韩、范、富、欧阳此四人者，人杰也。”B50为当时公论。明人黄道周谓：“少年努力为圣贤，才得中人。如在中人下手，到底下流也……可时看关、闽、濂、洛诸理家言。自有入手，乃渐看汉、唐以下，如张良、汲黯、董仲舒、刘向、第五伦、黄宪、管宁、诸葛亮、陶潜、王通、马周、韩愈、李泌、元德秀、韩琦、范仲淹、李沆、司马光、李纲、文天祥。此数人者，写其全传，出入袖中，久之自然成人。”B51认为韩琦、范仲淹足列两千年来第一流人物行中，其言行足为后人垂范。王船山之评价韩、范，能结合历史环境对其立身、行事、才略、功业一一缕析，既剖析其才之长短，又论其才略之适用。其长得以适用，则成事可期，其长用于所短，则每多误事，显示出船山辩证的具体分析的人才思想。船山的人才思想为今日的识人用才提供了有益的启示。

【 注 释 】

①（韩）朴志焄：《北宋时期宣仁太后的摄政》，姜锡东，李华瑞主编：《宋史研究论丛》第7辑，河北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180页。

②⑤⑦⑧⑩B13B17B18B20B21B22B23B24B27B28B31B33B35B38B39B40B47王夫之：《宋论》，中华书局1964年版，第75、76、120、92、93、93、93、95、95、96、117、118、130、130、130、99、97、97、97、97、97、187页。

③B41李宇澄：《读二十五史蠡述》，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5年版，第156、163页。

④曾巩：《范仲淹传》，范能浚编：《范仲淹全集》下，凤凰出版社2004年版，第1195页。

⑥B37吕思勉：《白话本国史》第三册，商务印书馆1933年版，第41、49页。

⑨杉山正明：《疾驰的草原征服者：辽、西夏、金、元》，乌兰、乌日娜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245页。

B11B12徐永昌：《徐永昌回忆录》，团结出版社2014年版，第257、256頁。

B14佚名：《韩魏公家传》卷一，李之亮，徐正英笺注：《安阳集编年笺注》（下），巴蜀书社2000年版，第1759页。

B15《吕中论韩范同心》，范能浚编：《范仲淹全集》下，凤凰出版社2004年版，第1045页。

B16叶梦得：《石林燕语》卷九，商务印书馆1935年丛书集成初编本，第85页。

B19吴九龙主编：《孙子兵法校释》，军事科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53—54页。

B25脱脱等：《宋史·韩琦传》，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10229页。

B26欧阳修：《新唐书·太宗纪》，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49页。

B29曾巩：《尚书都官员外郎王公墓志铭》，《曾巩集》卷四四，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598页。

B30蔡上翔：《王荆公年谱考略》卷四，中华书局1973年版，第72页。

B32脱脱等：《宋史·选举志一》，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3604页。

B34刘劭：《人物志》，梁满仓译注，中华书局2009年版，第94页。

B36嵇文甫：《王船山史论选评》，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70页。

B42郭文佳：《宋代社会保障文化研究》，中国文史出版社2014年版，第181页。

B43欧阳修：《论王举正范仲淹等札子》，曾枣庄、刘琳主编：《全宋文》第32册，上海辞书出版社、安徽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第110页。

B44欧阳修：《上仁宗乞令韩琦居中范仲淹在外》，赵汝愚：《宋朝诸臣奏议》（上），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版，第113页。

B45赵汝愚编：《宋朝诸臣奏议》（上），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版，第111页。

B46司马迁：《史记·魏世家》，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1840页。

B48B49黎靖德：《朱子语类》卷一二九，朱杰人等编：《朱子全书》，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4022、4024页。

B50苏轼：《范文正公文集叙》，曾枣庄，舒大刚主编：《三苏全书》第13册，语文出版社2001年版，第460页。

B51黄道周：《黄漳浦文集》，国际华文出版社2006年版，第260页。

（编校：夏剑钦黄渊基）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