殷周金文族徽研究上下

沈昕　陈治军

古文字学研究员王长丰博士所著的《殷周金文族徽研究》[1]一书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该书为北京大学震旦古代文明研究中心学术丛书之三十二，由夏商周断代工程首席科学家、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李伯谦教授作序并题写书名。王长丰博士长期从事文献学、古文字学、历史学研究工作，功底扎实、视野开阔、成果丰硕。《殷周金文族徽研究》是其所著的第六部学术成果①，也是其数十载潜心研究殷周金文族徽的集大成之作。全书分为上、下两册，共七章，搜罗丰富，涵盖面广，资料齐全，在对族徽进行全面系统归纳总结、统计分类的基础上，概述了当前族徽研究成果，提出了族徽研究的判别原则与整理方法，探讨了族徽铜器同墓异属现象，提出并论证了盟姻族徽理论，揭示了族徽的内涵与组合原则，既是一部学术性、资料性著作，也是一部學习、研究殷周金文族徽必备的工具书、参考书。本著作是近年来在族徽研究领域取得的最新研究成果，创造性的填补了出土文献族徽史料系统性整理研究的诸多空白，标志着族徽研究取得了新的重大进展。

1 殷商金文族徽的研究背景

殷周时期是我国文明起源、发展的重要时期，殷周金文和甲骨文是这一时期文明的重要载体。殷周金文是铸刻于殷周时期青铜器上的文字统称，其中族徽文字是这一时期代表性文字。族徽是殷周时期国族的特殊标志，既是形象标志，又是国族的称号，是国族名、国族族长名和国都名三者的统称[2]。因此，族徽文字又称为方国族氏铭文。它是殷周时期诸侯国、国君家族及其国都称谓的图形文字，通常是由一个或者几个象形性较强的文字组成。族徽文字是人们用来传递某种信息，表示一定意义的符号，它的演变与发展是殷周文化发展的重要标志，是研究殷周时期诸侯国、国君家族及其国都称谓发展变化的重要文字资料，是研究殷周社会国族结构、家族聚落形态、族氏关系以及文化礼俗的重要资料，也是现代姓氏探源研究的第一手资料。

殷商周青铜器上的族徽铭文，从宋代金石学兴起即受到研究者的关注、搜集、著录和研究。对于这类青铜器铭文的性质，学界有很多不同的观点：氏族说[3]、姓氏说[4]、图画说[5]、文字画说[6]等。郭沫若曾在《殷彝图形文字之一解》中提出“族徽说”[7]，倍受学界推崇，或成共识。随着学科发展和研究的不断深入，这类铭文愈益受到大家的重视。然而随着出土资料的不断出现和文字学研究的不断深入，其中仍有许多问题，认识没有统一，这类铭文究竟是不是文字？其含义是什么？都包含哪些内容？所谓“复合族徽”[8]究竟是两个或两个以上族徽的合署还是族氏分衍的反映等，王长丰博士的《殷周金文族徽研究》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和探讨，给我们提供了可靠的理论论据和结论。殷周金文族徽既有“国”与“族”的结合，又有“姓”与“氏”的内涵[9]，它对于研究中华民族的族群、姓氏来源分布，以及民族的迁徙、融合都有极其重要的参考价值。

2 填补出土文献族徽史料系统性整理研究的诸多空白

《殷周金文族徽研究》全书约80万字，共七章，分为上、下两册。全书按照“对殷周金文族徽进行研究，首先应建立信息资料库，其次分类、归纳，再次结合甲骨、金文及文献学等知识进行深入地综合、分析与研究”[10]的方针，对出土文献族徽史料进行了系统性整理研究，创造性的填补了该领域的学术研究诸多空白，具有多重学术创新意义。

2.1 首次提出“盟姻族徽”概念

“盟姻族徽”是之前学界所通称的“复合族徽”。作者通过对殷周时期同墓异属族徽铭文的系列研究，将传世文献与出土文献进行比对，讨论了殷商、西周、东周同墓异属铜器铭文中族徽的来源问题。作者通过对于殷商、西周、东周王室贵族墓葬同墓异族族徽的来源进行了细致的研究分析，发现“同轨”“同盟”“同位”“外姻”是同墓异属族徽现象的根源。《左传·隐公元年》：“天子七月而葬，同轨毕至；诸侯五月，同盟至；大夫三月，同位至；士逾月，外姻至。”[11]“同轨”“同盟”“同位”“外姻”是造成国族与国族之间形成的一种结盟、联姻等社会关系所铸具有族徽礼器并祀的主要原因。作者举例指出如安阳殷墟郭家庄M160墓出土“亚止中”器应为“中”族女子嫁到“亚址”族所作的媵器，这种“复合氏名”就是“盟姻族徽”的一种形式。在殷周时期的墓葬中，特别是商至西周时期，同一墓葬出土不同作器者或族属的有铭铜器如殷墟M5出土除“婦好”铭文铜器外，尚有“好”“婦”“后母辛”“后母”“后母癸”“”“子”“亞其”“亞啟”“亞”“馘”“其”“□”等铭文铜器，亦是“盟姻族徽”，是由“同轨”“同盟”“同位”“外姻”原因造成的。“盟姻族徽”概念的提出，及其性质与内涵的深入研究，是对殷周金文族徽及其家族形态变迁研究的巨大进步。

同时指出在墓葬考古中出土的族徽有时不能作为该方国、族、氏地望的判断标准。同墓出土的不同族徽铭文不能判断“赗赠”者国族地望的远近与方位。在同一墓葬出土的族徽铭文还应该考虑继承和其他因素。单个墓地出土族徽有时也不能确定墓主人的族别，只有族群墓地，才能作最后的判断[12]。这些科学观点对考古学材料的判断中具有指导意义。

2.2 首次归纳“殷周金文族徽的判别原则与整理方法”

著作对族徽类型提出了标准，并就族徽的整理提出了九个方法：一是严格甄别族徽与其他类型铭文，二是将族徽与商周甲骨文、秦汉简帛书、玺印相互印证、系联，三是将殷周金文族徽与陶器刻画符号相互印证、系联，四是同一类族徽铭文应综合判定时代并尽可能恢复其原有礼制顺序，五是利用族徽铭文字形之间的比较推求族徽的异体字形，六是运用考古学知识根据出土地点并结合文献记载整理族徽铭文，七是对同一墓葬出土的多种族徽应分清墓主铜器族徽与赙赠铜器族徽之区别，八是利用姓氏史料加以佐证，九是利用族徽字体早晩变化特征辨别、系联其他族徽。

2.3 首次对族徽进行了精细统计和分类

著作将《殷周金文集成》等金文著录书统计的16000余器铭文中的8000余件带族徽的铭文进行了分析、整理与并按照现代拼音顺序进行分类，将同铭文族徽进行缀联，给使用者带来许多方便。其中族徽资料作穷尽式收集，资料整理收集工作工程浩大，分类工作细致层次分明。这是族徽铭文研究的基础性工作，在穷尽式的占有原始资料的基础上，进行了有体系的深入研究。使得我们以前认为的某字系某字的省简，或某字系某字的繁化，现在综合来看，部分字形应该重新加以考虑，以便能更加准确的还原历史的最初面貌。

2.4 对中华民族姓氏起源和寻根文化研究积累了源头性研究资料

著作对殷周甲金文中所见的“族”“氏”“姓”等材料与传世文献相互印证，通过整理殷周的古方国、古族、古氏姓等历史资料，进而了解中华民族姓氏起源的重要历史信息。并举甲骨文中“王族”铭文辞例若干，“王族”称谓的卜辞时间跨越武丁至帝辛一直存在，那么可知“王族”的历史是相当的久远。并对金文中“氏”的来源进行了分类、作者参考《帝系》与《世本》和当代的最新研究成果对殷周金文族徽的“姓”“氏”进行了整理与研究。

2.5 分析总结族徽铭文研究的基本方法

分别对“令支”“戈”“”“朿”“亚[朿]”“告”“箙（葡）”“并”“息”“虎”十个族徽进行整理与深入探讨。利用甲骨文、金文等出土资料与传世文献相互印證，分别指出族徽“令支”“戈”“”“朿”“亚[朿]”“告”“箙（葡）”“并”“息”“虎”等古代方国的具体地望，通过这十个族徽铭文的考释，使我们了解族徽铭文研究的基本方法。在“戈”族铭文族徽研究中对“戈”与“”进行了区分，认为二者不应当是一个字，而是二个不同的族徽。

3 著作对创新学术研究的启发

《殷周金文族徽研究》的出版是近年来在金文族徽研究领域取得的可喜的最新成果，为族徽研究树立了新的标杆。考量一本著作或是一项成果，不仅要从学术本身着眼，也要考究其创新价值以及对如何更好开展学术研究的启发。王长丰博士在《殷周金文族徽研究》著述过程中，做了大量的、富有成效的基础性工作，为了研究资料的全面详尽，王长丰博士不辞辛苦、辗转各地，潜心收集整理殷周金文族徽文字的青铜器实物照片8000余幅、青铜器线描图2000余幅及族徽文字拓片8000余幅，其中近500余件载有族徽文字的青铜器为首次著录，撰成《殷周金文族徽集成》①一书，此书是《殷周金文族徽研究》的基础性成果，撰写了大量图片资料的说明性及研究性文字400余万字。这些工作为《殷周金文族徽研究》的撰著提供了极为珍贵的一手资料，保障了研究成果的质量和水平。这是学术创新的基础，来不得半点捷径。

历史、考古、古文字等研究注重事实和证据。清代学者王国维提出二重证据法：吾辈生于今日，幸于纸上之材料外，更得地下之新材料。由此种材料，我辈固得据以补正纸上之材料，亦得证明古书之某部分全为实录，即百家不雅训之言亦不无表示一面之事实。此二重证据法惟在今日始得为之。在《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中，郭沫若把马克思主义人类社会学发展规律与古文字学相结合在中国开创了唯物史观派新的历史研究方法。

李伯谦教授认为，《殷周金文族徽研究》是把族徽放到了社会结构发展、放到了文字的产生与发展、放到了族徽出土的存在背景关系以及字形（图形）结构及演变中，并参考甲骨文、古文献等相关学科和材料，进行比较分析，综合研究，从而作出更有说服力的论断。这种研究视野和研究方法，是对我们最好的启发，值得每一位这领域的研究者学习借鉴[13]。

当然，《殷周金文族徽研究》已经达到了现阶段研究的最高水平。但就族徽研究来说，还有很多需要深化研究的地方。比如，每个族徽所代表的国族的历史与发展，族与族之间的盟姻关系与社会交往，甲骨文中所见的族徽型文字与殷周金文族徽间的深入系联，出土甲、金文族徽与传世文献之间的深入系联，等等。我们期待更多更好的族徽研究新成果的出现。

参考文献

[1][2][9][10][12]王长丰.殷周金文族徽研究[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

[3]（宋）吕大临，赵九成.考古图 续考古图 考古图释文[M].北京：中华书局，1987.

[4]（宋）薛尚功.历代钟鼎彝器款识[M].沈阳：辽宁书社，1985.

[5]容庚.金文编（第4版）[M].北京：中华书局，1985.

[6]沈兼士.沈兼士学术论文集[M].北京：中华书局，1986.

[7]郭沫若.殷周青铜器铭文研究·殷彝器中图形文字之一解[M].北京：科学出版社，1961.

[8]朱凤瀚.商周青铜器铭文中的复合氏名[J].南开学报，1983（3）：54-65.

[11]（清）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世界书局本）[M].北京：中华书局，1980.

[13]李伯谦.殷周金文族徽研究·序[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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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宗元陵发现大型下宫建筑基址

记者从陕西省考古研究院获悉，该院考古专家去年对唐代宗元陵的神道石刻和下宫基址进行了发掘和清理，共完成发掘面积500平方米，清理大型宫殿建筑基址1处，清理石刻24处，采集文物标本近50件。此外，新发掘出土了27件石刻。专家称，本次发现的元陵下宫1号建筑基址，对研究和复原唐代的宫殿建筑具有重要意义。

此次考古调查发现，元陵神道及四门石刻的种类和配置与乾陵相同。石刻原地面保存不多，仅有南神道的翼马1件、西门石狮2件、北门石狮2件及石马2件。此次新发掘出土的27件石刻，包括南神道石柱2件、鸵鸟1件、石马3件、牵马人2件、石人9件、蕃酋像2件、石狮1件，北神道石马4件、牵马人2件、石虎1件。下宫为唐代帝陵的重要构成部分，一般是守陵的嫔妃宫女居住生活之所，也是皇帝谒陵的临时处所。作为帝陵的重要管理机构，下宫一般仿唐长安城的宫城而建，其内部最重要的建筑为寝殿，殿内树有帝王牌位，是供日常祭祀的主要地方。元陵的下宫位于元陵堡东北约650米处，勘探发现了呈南北分布的两座大型建筑基址。发掘的下宫1号建筑基址，整体呈长方形，西半部被现代水渠破坏，现东西残长约28米、南北进深约25米。经复原可知，整座建筑遗址由南北3排柱础、东西8列柱础构成，进深两间，面阔7间。在建筑的南北还清理出散水和踏步的痕迹。殿址四周的散水基本损毁，其外侧的挡砖基本保留，东部夯土台基外侧还保存了部分包砖，这些留存的散水和包砖遗迹，一方面标示出了散水的范围和走向，以及台基的构筑样式，同时也框出了大殿建筑的完整范围。

此次发掘前，地面上堆积高1至2.5米的瓦砾，在堆积层内发现了大量的红烧土痕迹。经过清理，在殿址原始地面的高度发现一层2至5厘米厚的烧结面，与遗址上遗留的柱础石表面同高，而且所有柱础石的四周都有炸裂现象。专家分析说，这应该是火烧后留下的痕迹。

据考古调查，唐代帝陵的总体布局基本可分为三部分：陵园、下宫遗址和陪葬墓区。唐代帝陵营建时皆布局有“寝宫”，自昭陵始皆在陵园东南方，因其建在山下遂称下宫。此次大型下宫建筑基址的发现，不仅提供了研究唐代帝陵制度的最新考古资料，也为研究帝陵制度史、保护唐陵文化遗产等提供了重要资料。（来源：《文汇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