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大博物馆藏西周时期青铜器赏析

胡章华

摘 要：南宁市博物馆馆藏的西周铜盘出土于武鸣元龙坡先秦墓葬，器形和纹饰与中原同时期类似，属西周晚期青铜器，由中原传入骆越地区，反映了先秦时期骆越地区与中原有着密切的联系，呈现出文化的相互交融与发展。

关键词：西周铜盘；骆越；文化传播

商周时期，先民筚路蓝缕，开荒拓林，逐渐形成了百越族群重要一支——骆越部族。骆越部族的足迹遍及广西左右江流域、邕江—郁江流域、海南省以及越南北部的红河流域。约在商代中晚期，骆越先民步入了青铜时代。1985年，武鸣元龙坡、安等秧等地的先秦墓葬群中出土了大量的青铜器和一批石范，这表明骆越先民已经掌握了青铜铸造技术，是骆越部族进入青铜时代的确证。

南宁市博物于2016年1月29日正式对外开放，其馆藏西周铜盘，目前在“邕容华桂——古代南宁历史陈列”展厅展出。该铜盘出土于武鸣元龙坡先秦墓葬33号墓，器身高10.5厘米、口径30.3厘米、足径22厘米。平唇、折沿、浅腹、双耳、高圈足，圈足内有一个半环纽。盘内中心饰六瓣花纹，六瓣花纹以外为三道重环纹，器外腹部饰窃曲纹，圈足外饰云雷纹[1]，与陕西长安普渡村长田墓出土的6号铜盘[2]、陕西长安张家坡青铜器窖藏出土的伯百父盘[3]有较多相似之处，从器型而言，其平唇、浅腹、双耳、圈足类似，腹部所饰窃曲纹、圈足外饰云雷纹、盘中心重环纹，都具有西周中晚期的风格。（图1、图2）

铜盘器形一般为圆形或椭圆形，或有耳，或无耳。铜盘出现时间较早，商周时期已出现，延续时间较长，至秦汉时期仍见有。铜盘是古代的一种水器，常与匜一起使用，通常是匜往手上浇水，盘放在手的下方接水。该铜盘纹饰属几何纹饰，主要有云雷纹、乳丁纹、弦纹、重环纹、窃曲纹等。不同用途的青铜器有时采取不同的纹饰，盘作为生活用器，纹饰大多简洁、质朴。该铜盘纹饰有三重环纹、六瓣花纹、窃曲纹、云雷纹组成，六瓣花纹和器形相匹配，盘内有水时，六瓣花相映，具有一定的审美意蕴。环纹由呈圆形的环形纹组成，在六瓣花纹以外饰三重环纹，环纹与其他纹饰搭配出现，主要盛行于西周中、后期。云雷纹由古人参考自然界中的云和雷的形状抽象而创作的纹饰，是青铜器最为常见的纹饰之一，属于辅助性纹饰，主要盛行于商中晚期至西周早期，西周中晚期出现频率减少。窃曲纹是兽面纹、龙纹等抽象创作的纹饰，是商周时期青铜器纹饰最为重要的一种，始见于西周，主要流行于西周至战国初。

该铜盘和元龙坡墓葬出土的一件提梁带盖铜卣均具有明显的中原风格，该铜卣提梁呈绳索状，提环饰有牛头纹，盖部及腹部饰有夔纹，和中原西周铜卣器形和纹饰基本类似，年代偏西周早期。南宁市博物藏西周铜盘从器形和纹饰来看，应为中原传入，其铸造年代为西周时期，但是，从中原传入广西武鸣，以当时的交通条件，加之其他因素，可能需要更久的时间，因此和提梁带盖铜卣成为确定元龙坡墓葬的重要佐证，与元龙坡墓葬碳十四测年为西周晚期相吻合。

青铜器的出现是中国文明的重要标志，我国青铜器铸造方法主要采用了复杂的“合范法”铸造而成。商周时期，骆越先民已经能够使用范铸法铸造青铜器。元龙坡墓葬群共发现较完整、成套的石范有6副，单扇可辨器形的有6件，残碎的30余件。石范呈长方椭圆形，正面扁平，材质均为红色砂岩，制作上、下范各一，在上下范内刻凿好器物的模型，然后用砺石磨光，留下浇注口，最后拼合上下范，通过浇注口往范内注入铜液，铜液冷却后铸成铜器。元龙坡墓葬群出土的石范，有些范内有烧焦痕迹，说明已经使用過，与出土的一些铜钺、铜刀和铜镞等小型青铜器，放入相应的石范中恰好吻合，说明是由该石范浇铸而成。从出土的石范及其相吻合的青铜器看出，当时的青铜冶铸业尚不发达，铸造工艺简单，仅铸造相对较为简单的小件兵器及工具，纹饰也相对单一，多为素面纹。墓地中具有浓郁中原风格的铜卤、铜盘则不能铸造，为中原传入，说明当时广西与北方及其他地区有比较密切的经济和文化交流。

武鸣元龙坡墓葬群和安等秧墓葬群，是目前广西发现的青铜时代规模最大、遗物最为丰富的墓葬群，精美的文物证明了它的主人是曾活跃于武鸣一带的南宁壮族先民——骆越人。武鸣元龙坡、安等秧墓葬群中出土了大量的青铜兵器，有戈、剑、矛、钺、镞等。大量青铜兵器的出现说明了部族间战争的频繁与激烈，这在“国之大事，惟戎与祀”的商周时期，很可能表明骆越地区已经出现了方国。在武鸣安等秧墓葬中曾出土一些带“王”字的青铜矛，这类矛的形制是由岭南以北地区传入，很可能源于越国。“王”字青铜器的发现，可能意味着此时的王权观念已经在骆越地区传播开来[4]。此外，元龙坡墓葬出土的矛、镞、钺、匕首、铜针、伞状器等青铜器，形制独特，为其他地区所罕见，亦与广西其他地区出土青铜器截然不同，地方特色显著。如铜匕首、伞状器造型奇特，在广西乃至全国尚属罕见。扁茎短剑是骆越青铜文化中最有代表性的文物之一，其他如凤形钺、靴形钺、铜刮刀等，也仅发现于岭南地区。

青铜器在先秦政治格局、社会生活中始终占据核心地位，既是当时生产力水平的代表、王权的象征，也是当时社会思想和意识形态的主要载体，其影响力渗透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5]。青铜器除祭祀和作为实用器之外，尤为重要的是，青铜器是礼乐制度的重要载体，承载着丰富的信息，为人类文化进程留下了丰富而详实的历史信息，是文化传播的重要载体。由于青铜器是一种礼器，拥有了礼器，就占有了政治上的主导权，所以青铜器在先秦时期具有极其重要的地位，李学勤曾说：“古代青铜器不仅是物质的器物，还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结晶。”[6]由此可见，武鸣先秦墓葬群出土的青铜器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南宁市博物馆藏西周铜盘也是文化传播的一个重要实物证据。

随着社会的发展和生产力的提高，骆越地区先民与中原、周边地区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中原地区汉族人民在长期的社会实践中创造了丰富灿烂的物质和精神文化，同时也吸收和融合了周边地区和民族的优秀文化，构筑了中华民族文化的主体。早在新石器时代，中原文化已通过湘楚走廊，过五岭，传入骆越地区。及至商周，岭南地区骆越与中原地区已有来往，骆越地区多次发现的先秦墓葬、青铜器反映了这一史实，这也催生了骆越地区青铜铸造业的产生与发展[7]。武鸣先秦墓葬出土的青铜器，有相当一部分具有中原文化的因素，占据主导地位，既有直接传入骆越地区的，也有在中原文化影响下发展演变的，即使本土文化特色的青铜器，也或多或少掺杂着中原文化的影响，尤其是在纹饰上，云雷纹、重环纹、窃曲纹、乳钉纹都是中原文化常见纹饰。在器形上，盘、卣、戈、剑、矛、钺、镞等均为中原文化常见类型。在铸造工艺方面，武鸣先秦墓葬群和中原文化一样，采用范铸法铸造青铜器。这反映了以武鸣为中心的骆越地区是在中原文化的影响下发展而成的地方特色文化，但中原文化一直占有重要的地位，在这种双重因素的影响之下，呈现出文化的相互交融与发展。骆越青铜文化作为别具一格的地域文化，在岭南发展史上，具有重要的历史地位，丰富了我国青铜文化的内容。

参考文献

[1]广西文物工作队、南宁市文物管理委员会等.广西武鸣元龙坡墓葬发掘简报[J].文物，1988（12）.

[2]陕西省文物管理委员会.长安普渡村西周墓的发掘[J].考古学报，1957（1）.

[3]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长安张家坡西周铜器群[M].北京：科学出版社，1965.

[4]广西文物工作队、南宁市文物管理委员会等.广西武鸣马头安等秧山战国墓群发掘简报[J].文物，1988（12）.

[5]李心峰.中华艺术通史——夏商周卷[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

[6]李学勤.文物中的古文明[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8.

[7]黄云忠.武鸣县马头元龙坡墓葬的发掘与研究[A].邕州考古[C]，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20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