绝色风光 海南琼海 日出潭门港晨曦鱼市

李钊　韩飞

摘 要：南海及南海诸岛是我国先民最早发现并逐步开发经营的，是我国固有领海和领土。海南文昌、琼海等地渔民自古以来就在西沙、中沙、南沙群岛进行渔业生产，在部分岛礁季节性居住，留下一批遗存。海南渔民组织船队，在南海海域捕捞鱼虾、螺贝、海参和珊瑚，在一些岛礁修建庙宇祭拜佑海诸神以求平安，在发现、认知、开发南海的过程中起到重要的作用。

关键词：海南渔民；明清时期；南海开发；考古实证

我国先民在南海诸岛上居住和开发的历史很早。由于地处偏僻、难入正史，明清以前我国史料中有关记载较少。但在西沙甘泉岛上发现的考古文化层堆积表明，唐宋时期我国先民曾长期在此居住生活。时至明清，海南岛渔民到西沙、南沙群岛进行捕捞作业的人数逐渐增加，活动的范围也日益扩大。除了捕捞海产之外，海南渔民在各个岛礁上种植树木、建造房屋、开凿水井、开垦旱地、建筑庙祠，留下一批历史遗迹。

1 文献材料和渔民口述

海南省文昌市铺前镇渔民有往南海诸岛作业的传统。其中，七峰村渔民蒙全洲，生于清光绪十年（1884），据其所述家史，从曾祖父蒙宾文起到他连续四代都到西沙、南沙群岛做海为生。“做海”是海南方言词语，意为到海上捕捞海产。蒙全洲上三代每代以30年计，共约90年。上溯90年可至18世纪末，即清代乾隆（1736—1795）末期，距今200余年。蒙全洲还说，蒙宾文年轻时是由本村老渔民带同，可见七峰村渔民去西沙、南沙群岛的时间至少已有200年以上[1]。1867年（清同治六年），英国船来福曼（RIFIEMAN）号到我国南沙群岛测量，据报道“各岛俱有海南渔民至足迹，以捕取海参、介贝为活，颇多常年居留于此，而由海南居民每岁遣小舟来此，供给粮食，易取参贝”[2]。1930年和1933年，法国两次派军舰侵占我国南沙群岛，法舰所到之处都发现有我国海南渔民的生活痕迹。比如，他们在太平岛发现有我国渔民的番薯地，在南子岛发现有我国渔民饲养的小鸡[3]。

2 南海考古所见出土或出水遗物

新中国成立以后，我国文物考古工作人员对西沙群岛进行过连续系统的考古工作。第一次和第二次西沙群岛考古调查分别于1974年、1975年进行，广东省博物馆和海南行政区文化局组织了两次甘泉岛试掘工作。甘泉岛试掘所发现的考古遗存共分为两个时期：一个是唐代遗存，以青釉四系罐为代表；一个是宋代遗存，以青白釉小口瓶、点彩瓶、点彩罐、四系小罐、碗、碟、粉盒等为代表。这些器物因处在遗址的地层堆积中，并伴有铁锅残片，可以认为是岛上居民的日常生活用具[4]。1991年、1992年和1996年中央民族学院王恒杰教授对西沙群岛和南沙群岛做过三次调查。王恒杰在西沙甘泉岛上发现了史前遗迹，是由3件褐色夹砂陶陶瓮套接而成的瓮棺，受近代岛上居民频繁活动影响，3件陶瓮严重破损无法复原。瓮棺附近还清理出褐色夹砂陶甑、磨制有肩石器。在该遗址还采集到磨制梯形石斧1件、磨制小石斧1件和泥质红陶网坠1件。这批遗物的年代被认定为新石器时代晚期[5]。20世纪80代末，随着我国水下考古逐渐起步并迅速发展，在20世纪90年代末期至今，中国国家博物馆、国家水下文化遗产保护中心、海南省文物局、海南省博物馆等单位组织相关水下文化遗产保护专业人员对西沙群岛海域进行了多次水下考古调查，发现了数十处沉船遗址，采集、发掘了大量遗物。

经过多年的考古工作，在南海海域发现了丰富的包含不同时代、不同材质的遗物。其中不乏一些与海南渔民开发南海的相关遗物。虽然发现数量有限，但就其发现位置、所属时代来说，这些遗物有着分布范围广、时间跨度大的显著特点。在遗物种类形式上看，既有沉船水下遗物，又有岛上居民的生活遗物，这也反映了海南渔民在很早已在南海范围活动，对南海海域及南海诸岛进行探索、开发。

2.1 西沙-甘泉岛

2.1.1 战国、秦汉：印纹硬陶

发现数量较少，时代为战国、秦汉之际。遗物表面有米字纹、细方格纹、弦纹、戳印纹等。可辨识器型有罐和瓮，为轮制或手制。

大瓮口缘，属战国时期。器物上附横耳，耳上器肩部分壁厚0.6厘米。近缘部饰有双行水波纹，耳下饰3行水波纹，再下则为环腹的4条平行弦纹，在器颈与肩部的连接处有明显轮制痕迹。

陶片，属秦汉时期。陶片为土灰色，内外颜色一致，器表饰方格纹，间有米字戳印，米字戳印边长2厘米，陶片壁厚1.4厘米。从其曲度看，原器应为直径至少在50厘米以上的陶瓮。陶质较细，说明制作时陶土经过精选。火候虽高，但制作技术较粗，器面略有凹凸，器内保留有手捏及手刮的凹凸痕迹。

相关研究表明，该地点发现的几何印纹陶是中国广东、海南等地汉代遗址、墓葬中常见的遗物，也是汉代文化遗存中较有代表性的文化特征之一。类似的几何印纹瓮在海南陵水、三亚、东方等县市的汉代瓮棺墓中也有出土。海南岛的几何印纹遗址和墓葬，明显是受到了来自其背面两广地区汉代文化的影响，而在远离海南岛的南沙群岛也发现了几何印纹陶，则可能反映了早在汉代南海诸岛就同中国内地及海南岛有着文化上的联系[6]。

2.1.2 唐代：泥质陶

泥质红陶瓮残件，轮制，直口卷沿，短颈，鼓腹，素面，器表磨光，肩部饰横桥耳，口径12厘米。据陶瓮的胎质、器型和烧造特点来看，与海南陵水、三亚等地唐代墓葬、遗址中出土的同类器物十分近似[7]。

2.2 西沙-北礁

黄釉陶坛，宋代，残，圈足外撇，足壁上有4个对称的小圆孔，腹壁下补刻划水波纹，从器型上看，和海南海口地区宋墓中的魂坛相同[8]。

2.3 南沙-道明礁、郑和群礁

印纹硬陶在道明礁与郑和群礁都有發现，均为陶瓮腹部残片，器表灰色，压印有网格纹和戳印纹。研究认为，此类陶器在海南、广东一些秦汉时期的遗址多有出土[9]。

3 建筑遗迹与民间信俗

明清时期，南海海域出现繁荣的渔捞作业，海南渔民尤其是东部文昌、琼海地区渔民多往西沙、中沙、南沙海域进行捕鱼捞贝、采珊瑚，在南海海域的生产活动从未间断。除了考古发现的各类遗物，他们在各岛礁上的神灵祭拜行为所留下的遗迹也广泛存在。在西沙群岛的各处岛屿上几乎都有古庙遗存，从各种史料和渔民相传的口述材料中均有对海南渔民在岛上修筑庙宇、祭拜神灵、祈求平安的记载。1956年，牧野在《西沙风光》中介绍：“在西沙群岛上，我们到处可以看到那些用珊瑚石砌成的小庙……据渔民们说：在明朝的时候，我国住在海岛上的渔民经常到这里来捕鱼。……为纪念这些渔民兄弟，他们就在这里建立了许多名叫“兄弟公”的小庙。他们一面纪念自己遇难的渔民兄弟，同时也祈求海神保佑他们一路平安。”[10]1957年，贾化民在西沙群岛访问后，写到：“永兴岛上现在还有渔民自己修建的两座庙，南面的叫做‘孤魂庙，北面的叫做‘黄沙市（寺）。”1957年，张振国在《南沙行》中记述：“太平岛与中业岛上，都有一座土地庙，这是我国数千年里风俗习惯的传统，那是几块宽大的石板所架成，三尺来高，二尺多宽，中间供养着石质的土地神像，虽经多年风雨的侵蚀，而且剥杂模糊，而其雕塑的衣冠形式仍隐约可见，其南威、南钥、西月等岛均有类式小庙。”这些庙宇多建在岛礁的边缘带，庙门面海，且多采用当地的珊瑚石建造。渔民中有称这些庙为娘娘庙、兄弟孤魂庙或孤魂庙，这种建庙的风俗也在海南文昌、琼海沿海的村镇流行，祭拜对象也类似。目前研究发现这些古庙最早的建于明代，大多数建于清代[11]。endprint

3.1 永兴岛娘娘庙

永兴岛娘娘庙，即妈祖庙或天妃庙，是西沙群岛最大的庙。该庙为砖瓦庙（同上），庙门两侧有一副对联“兄弟感灵应，孤魂得恩深”，门额上题“海不扬波”四字[12]。“海波不扬”意为天妃娘娘保风平浪静。“兄弟感灵应，孤魂得恩深”则与海南渔民中流传的一百零八兄弟故事有关。明朝的时候，海南岛有一百零八位渔民兄弟（“兄弟”是渔民间亲切的称呼）到西沙打渔，遇到贼船，被杀害。后来再有渔民去西沙群岛，中途忽遇狂风巨浪，情况危急，渔民就祈求那被害的一百零八位渔民兄弟显灵保佑，得救后，渔民就在永兴岛立庙祭祀。从对联来看应是一百零八兄弟亦受到海神天妃娘娘的庇佑恩泽。

3.2 东岛小庙

东岛共有两处庙，一处位于东岛西南，为娘娘庙，20世纪60年代尚存。70年代，该娘娘庙还有一对联“前向双帆孤魂庙，庙后一井兄弟安”，是30年代海南潭门渔民莫经琳题置[13]，后于1973年房屋改造时被拆[14]。另一处位于东岛东北角，结构复杂。该庙先用珊瑚石块砌成方形围墙，又在其内用三块大珊瑚石板搭盖成神龛，另在正门的围墙加砌一道曲尺形护墙。

3.3 南沙群岛上的古庙

南沙群岛各个岛礁见有渔民祭拜海神的庙宇，如太平岛、中业岛、南威岛、南钥岛等。这些小庙内多供奉天妃妈祖和伏波将军马援，有的还有“有求必应”的匾额。据一些老渔民口述，渔民们去南沙作业时经常到这些庙里祭拜海神以求平安，这些庙宇已存在有上百年的历史。

4 更路簿与航线航区

《更路簿》，又称《水路簿》，由海南渔民创造编写，自明代流传至今已有600多年历史。它是记录海南沿海渔民在西沙群岛、南沙群岛航行的航向和航程的书，是海南渔民在南海海域航海实践的经验总结并世代传抄的航行指南类手抄小册。由于卫星定位系统、现代海图以及航海技术的发展普及，《更路簿》的实用价值已日渐湮没，但其仍然是我国航海技术史、海洋文化史的珍贵记忆，是研究我国渔民特别是海南渔民开发南海诸岛的宝贵资料。

《更路簿》主要记述了渔民自海南岛至西沙群岛和南沙群岛的航线，以及他们给南海诸岛的各岛礁、沙洲的命名。由于《更路簿》是渔民依据自己航海实践的经验总结，所以存在众多版本。虽然各版本记述航线和地名不尽相同，但记录格式类似，都涵盖出发地、目的地、航向及航程四个因素。如苏德柳抄本《更路簿》中开篇记录：“自大潭过东海，用乾巽使到十贰时（更）……”“大潭”即琼海潭门港，“东海”即西沙群岛，“乾巽”为渔民航海所用罗盘上一个方向，“十贰时”为距离，寥寥数字便说明了出发地、目的地、航向及航程。《更路簿》中记录的航线通常包括去往西沙群岛和南沙群岛两个部分，有的版本中亦有自海南到越南、新加坡等东南亚国家的航线。苏承芬祖辈传承抄本《更路簿》记录东海（西沙群岛）航线29条、北海（南沙群岛）航线115条；王国昌抄本《顺风得利》记录东海航线42条、北海航线209条；《苏德柳抄本》记录东海29条、北海106条，广东、海南岛、中南半岛、南洋更路54条；《彭正楷抄本》记录东海17条、北海200条[15]。

《更路簿》中对西沙、南沙海域各个岛礁的名称给予认定，这些名字均为海南渔民根据长期的航行和渔业生产经验得出，全部使用海南方言命名。如东海（西沙群岛）、北海（南沙群岛）、猫注（永兴岛）、七连峙（七连屿）、干豆（北礁）、双子峙（双子群礁）、马山黄（太平岛）等。其中一些地名也沿用至今，如石峙、银峙，即为现在的石屿、银屿。《更路簿》中记载的大量地名说明海南渔民对南海诸岛的了解是全面、具体的，这种熟悉和了解是在持续不断的经营开发中历史性形成地并延续至今。

5 结语

根据历年考古发现所见的海南渔民开发南海的遗物、遗迹以及文献记录和渔民的口述，可对海南渔民开发南海的历史作如下叙述：

有研究表明我国东南沿海居民早在新石器时代晚期便已借由海路登上西沙甘泉岛进行渔猎生产活动，在随后各历史时期东南沿海居民扩大在南海生产活动范围，并远足南沙群岛部分岛礁。随着造船、航海技术的发展，东南沿海渔民将捕鱼区域扩大至西沙、南沙群岛海域，经由南海海域的海上陶瓷贸易也逐步兴起[3]。海南渔民作为东南沿海居民重要组成部分，自古以来就在南海海域生活、作业。考古工作中所见的与海南相关的遗物、遗迹恰恰反映了海南渔民开发南海的过程。在西沙甘泉岛、南沙道明礁发现的几件与海南渔民相关的遗物表明，战国至汉唐时期，海南渔民在南海海域及南海诸岛的生活及丧葬风俗：使用陶罐作为日常生活用具，陶瓮作为葬具。而这些生活及丧葬方式都与当时海南沿海地区的习俗接近或一致。宋代，随着我国造船、航海技术进步，海上丝绸之路迅速发展，海南渔民在南海的渔业生产活动也日益频繁、范围更广。进入明清时期，海南渔民在去往南海诸岛进行捕鱼作业的频繁航行中积累并著录了《更路簿》。《更路簿》记述了海南文昌、琼海一带渔民在南海进行捕鱼作业的航海情况，从始发港口到途径岛礁、航行方向以及行程。虽在各版本中对于航行情况的记录不尽相同，但无不反映《更路簿》是海南渔民在南海海域多年航行的经验积累。《更路簿》中对于南海海域各地名的记载，更是海南渔民根据岛礁外形或历史沿革用海南方言命名，与海南渔民的生活习惯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伴随着在南海海域作业的繁荣盛况，海南渔民的海上祭祀和民间信俗逐渐兴起。为祈求出海平安归来，海南渔民在海南岛的文昌、琼海等沿海地带修建“娘娘庙”“圣娘庙”“一百零八兄弟廟”等，出海前祭拜，以佑出海平安；在南海诸岛上亦修建简易庙宇供奉妈祖娘娘、兄弟公，保佑航行顺利。这种海神崇拜的海洋文化特征从明代起在海南本岛和南海诸岛上盛行，并延续至今。

大量的考古证据表明，海南渔民在南海诸岛及海域航海舟行、渔业生产、祭祀崇拜、季节性居住生活、丧葬。其肇始自先秦至汉，发端发展于唐宋，繁荣盛行于明清，历经千年，延绵至今。于是，海南渔民将南海视做祖宗之海，在率海诸岛中滨海而居，诸端赶海而取南海之赐，并又祭海佑航。展现出一幅舟泊良湾、航归塔处、亦渔亦商、渔舟唱晚的历史画卷。

参考文献

[1][3]何纪生.海南岛渔民开发经营西沙、南沙群岛的历史功绩[J].学术研究，1981（01）.

[2]冯承钧.诸蕃志校注[M].长沙：商务印书馆，1956.

[4][5]许永杰，范伊然.中国南海诸岛考古述要[J].江汉考古，2012（01）.

[6][7][8][9][14]范伊然.南海考古资料整理与述评[M].北京：科学出版社，2013.

[10]牧野.西沙风光[N].解放日报，1956-10-20.转引自韩振华.我国南海诸岛史料汇编[M].北京：东方出版社，1988.

[11]广东省博物馆.广东省西沙群岛文物调查简报[J].文物，1974（10）.

[12][13]何纪生.谈西沙群岛的古庙遗址[J].文物，1976（9）.

[15]周伟民.更路簿形成、盛行和衰亡的年代及其性质、用途[J].海南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5（2）.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