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要叫我大王杂志

谢其章

前不久收到中国书店海王村拍卖公司的图录，我已经许多年不在拍场上买东西，可还是经常收到赠送的图录，心里头是感谢人家的。不买东西，所以图录到手只是大略翻翻，这一翻不禁一惊，第一页一行黑体大字“琉璃厂的‘杂志大王”！上面一张“刘广振先生工作照”，我看了之后，往事如烟似梦—刘广振先生，我终于亲眼见到您啦。本场拍卖1-81号拍品为刘广振旧藏，所以特于卷首推举。

我的第一本书《漫话老杂志》，第一篇就是《北京琉璃厂的“杂志大王”》，内中写道“几年来，我通过‘杂志大王之手买过不少民国老杂志，却从未见过老先生一面，心中总觉得欠了人情。有一天，我终于找了个借口进到了戒备森严的中国书店总店书库，到了二楼，人家拦着不让再往里走了，我解释说就是为了看一眼刘广振老先生，那位工作人员指着一间堆满书刊的屋子里的一位埋头书案的老者说：‘那就是刘广振，老者年逾古稀，满头银发，伏案理书。我隔着玻璃窗望着老先生的侧影，没有打招呼，我只不过是无数买书人中的一个罢了，心中满怀谢忱。”写书的时候我已经知道刘广振先生去世了，所以接着写道，“几代‘杂志大王的故事结尾了，每当夜深人静，拿出心爱的老杂志翻阅，随意地读上几段，想到它们是如何得来的，眼前总会浮现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见到老人的情景。”

必也正名乎。说来“大王”的称呼并不恰当，总给人以啸聚山林的匪盗气味，却能使人留下强烈印象，也只好由着口口相传吧。曾见到一份1961年北京市手工业管理局关于《琉璃厂文化街调整恢复方案（草案）》的文件，其中第一部分第三条这样写的：“恢复松筠阁（经营杂志）的销售业务（过去专营收购），并将后边库房改为内柜（以上已办）；扩充内柜，把旧杂志都陈列出来，发挥其‘杂志专家的特点（需增拨用房）。”正式文件的称谓“杂志专家”，实质即“杂志大王”，可见约定俗成的力量。我跟藏书家姜德明先生讲到这份文件，他说恢复琉璃厂老字号的经营特色，是邓拓的建议。如今我们看到，松筠阁匾额的题写者正是邓拓。

“杂志大王”声名鹊起，并非始自今天，那要追溯到上世纪30年代。松筠阁开设于光绪年间（最早的题匾额者失考），孙殿起《琉璃厂书肆三记》内记“松筠阁，刘际唐，字盛虞，衡水县人，于光绪二十几年开设，在地藏庵内。民国元年，迁徙琉璃厂路南槐荫山房，经营数年，民国六年，又迁移南新华街路东。民国十五年在廊房头条第一楼内开设集文阁分号数年，二十六年又迁徙迤南路西。近盛虞子殿文继其业。”于此可知，松筠阁那时的店址并不在如今琉璃厂东街路南的位置。刘殿文继承父业（刘际唐1942年病逝），却正赶上北平沦陷生意惨淡，无奈之下，只得另辟蹊径，专门经营起古旧期刊杂志来，居然做得有声有色“独此一家，别无分号”，书肆同行便送给刘殿文一个“杂志大王”雅号。公私合营之后，松筠阁并入中国书店，刘殿文任期刊门市部主任，刘殿文编撰有中国第一本杂志目录《中国杂志知见目录》，每周一次，在店内讲授杂志的目录学。松筠阁也继续以经营期刊杂志为主业。1963年10月27日的《北京晚报》曾有报道松筠阁的专题文章《万种杂志任君选配》。余生也晚，上世紀60年代初还是个小学生，距离松筠阁最近的地方，只到过春节的厂甸。未能亲睹松筠阁环壁皆期刊杂志的鼎盛景象，连一张照片也未见过，一直都是我的遗憾。

至于刘殿文的年纪，60年代初，藏书家唐弢《书林即事》里写过“松筠阁专营期刊，曾有‘杂志大王之称的刘殿文老人，年逾七十，现在是中国书店期刊门市部主任。”70多岁，仍然在工作岗位。其时，已后继有人，唐弢接着写道：“后起的有王中和、刘广振等，王中和新旧版本，都有素养；刘广振是刘殿文老人的儿子，记忆力强，对期刊知道的较多。”我知道刘广振的时候，老先生也该“年逾七十”了吧。

我在《海王邨书肆之忆》里写道“我的旧书刊初旅，即在东廊展开，这是永记终生的。我后来能够写作出版十几本书，还是要拜东廊所赐。感谢种金明先生耐心地一次次给我集配旧杂志，使我走上了与大多数爱书人不一样的藏书路径。”海王邨的北面主楼是中国书店总店，西廊是中国书店下辖的邃雅斋书店，东廊也隶属中国书店，但是“很僻也很暗，终日射不进多少阳光，昏昏暗暗，与四壁的古旧书颜色倒是水天一色，终年在这里的店员，好像现代人发配到了荒寺野庙。”这是我保留至今的印象。30年前一个悠闲的下午，我走进了东廊，毫无目的在书架上翻书，有位上了岁数的店员用疑惑的眼光瞄着我。

东廊书架陈列的古书，我是不翻的，几排旧书也没有入眼的货色，多是些不古不今的书，直到我看到柜台里一小捆民国出版的《万象》杂志那一刻，才决定了要走的路。店员告诉我《万象》订出去了，买家还没来取货。从那儿以后，我去一次就看一眼《万象》，三番五次之后，种师傅说：“卖给小谢吧，这么长时间某某也不来取，大概是不要了。”任何商品交易，都是人与人之间的交际，旧书买卖更是离不开交际能力，而这恰恰是我的弱项。很久之后，我才知道种师傅是管事的（好像是科级），我想找什么杂志，门市没有的，种师傅就拿着我开的书单去大库里找配，而大库那边为我配杂志的正是第二代“杂志大王”刘广振，所谓交往，就是这么点儿关系。有年夏天，我想给刘广振送个西瓜表示一点儿谢意，到底还是没送，冷不丁拎个西瓜去，自忖冒失。

姜德明曾说：“大约十多年前，中国书店的朋友曾经向我打听，有位姓谢的常买旧杂志，开的书单胃口不小。”最近跟姜先生聊起旧书业的衰落，他说幸亏你动手早，买了不少旧杂志，还说据他所知除了唐弢开过集配杂志的单子外，我是第二个。姜先生的这番话，让我小小得意了一番。干脆晒几张留有刘广振手迹的单子，原件不知放哪个文件夹了，随便抄上几笔吧。

大风 4册 48元

天地人 4册 60元

天地 3册 18元

子曰 3册 36元

家 4册 32元

谈风 3册 30元

紫罗兰 4册 48元

半月 4册 48元

幸福 4册 48元

少女 2册 20元

家庭 4册 60元

合计11部 39册 448元

需要说明一点，有些杂志不是我开的单子里的。448元好像打了九折。

另一张书单

六艺（1：1-4） 4册 80元

万象（1：1，3，4） 3册 30元

万象十日刊（2，4，5，6，7） 5册 50元

万象周刊 1册 12元

万象十日画刊（3，4，6） 3册 30元

万象（1，3） 2册 30元

万象 1册 12元

大侦探 9册 100元

茶话 28册 550元

大众 精装8册 700元

杂志 24册 500元

共计11部 88册 2094元

我记得这张单子是这么回事，我不是喜欢《万象》么，所以请种师傅将凡是“万象”名字的杂志每样来几本，居然找来这么多，也可见我当时漫无边际的搜刊方法。《茶话》（35期全）和《杂志》（37期全），后来我自己通过别的途径居然给配全了。

还有一张刘广振写的杂志清单，不写价钱了，把刊名列一下吧：《星期画报》《京报副刊》《立言画刊》《见闻》《西风》《民间》《晨报副刊》《永安》《老实话》《人间味》《女声》《上海生活》《小世界》《宇宙》《艺术生活》《三六九画报》，总共130余册。这样“想要什么有什么”的黄金日子，维持了两年多的光景，书单十几笔吧，好日子永远是短促即逝。

刘广振手下有个高徒，姓韩，杂志业务精熟，年轻，写得一手娟秀的钢笔字。刘广振之后，韩先生帮了我不少忙，但是“杂志大王”之美誉，到刘广振为止了。

最后回到本场拍卖刘广振旧藏杂志来，在我的印象中，中国书店老店员旧藏书刊成批量的公开拍卖，这回似乎是第一回。这里面牵扯到一个敏感问题，我打这么个比方吧，过去有个不成文的规定，邮电部的高级官员是不准集邮的，通俗点讲即“近水楼台不准先得月”。雷梦水是旧书业大名人，姜德明先生曾经写道“他（雷梦水）虽卖书，也自备一点心爱的书在手边。出于洁身自爱，也是为了避嫌。购来的每本书上或贴有单据，或留有购书日期，定价和单据号码。这种处世之道亦带有一点儒雅之风。”我跟了一句，终归经历过那么多的运动，养成了“瓜田不纳履，李下不整冠”的处世哲学。

这81件杂志，没有一件是我特別想要的，或能补我之缺，可见杂志世界品种之繁复，类型之多样，每个人都能凭着兴趣各求所爱。这些杂志有5件流标，拍价最高的一件是《国学季刊》抽印本《北平方音析数表》，著者刘復（刘半农）签赠本，拍了2.53万元，书只值300元，“刘復”值2.5万元；同样的27册《国学季刊》（1-7卷）只拍了10925元，证明名家手迹的威猛。另一件签赠本（1947年《五月》杂志“沙鸥兄收存 弟丁力敬赠 卅七，八，廿”）由于“丁力”名头小，只拍到1035元。受赠者沙鸥（1922年至1994年）是很有名的诗人，我求证止庵先生这是你父亲的《五月》吗，他说是，“文革”中抄家抄走的。抄家抄走的，没有焚烧掉，却流失到刘广振手里，进而堂而皇之地被拍卖，我知道原书主也知道后书主，真是有意思。

刘广振似乎另有集邮的雅好，81件藏品中竟有14种邮票杂志，专场没有一件藏品称得上是顶级之物，同样，14种邮刊里也未出现《邮乘》这样的顶级刊物。我也曾经痴迷邮票（后为筹资购买杂志大部分卖掉了），也曾经尽心搜集过邮刊。刘广振卖旧杂志，我买旧杂志；刘广振喜好集邮，我亦喜好集邮，这或许要算我与“杂志大王”的共同爱好了，是一种缘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