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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伟

1976年，天水市秦州区北山出土了一件陶马俑，质地为红陶，通高42厘米，长41.3厘米。马立于平板之上，长鬃披颈，昂首嘶鸣，背上备有鞍、鞯、鞅靽，饰挂缨穗，随风舞动。马头侧向，三足挺立，左前蹄屈曲，好像正在随着音乐的节奏翩翩起舞。马的神态与1970年陕西省西安市南郊何家村唐代窖藏出土的鎏金舞马衔杯纹皮囊式银壶上的舞马和1972出土的礼泉县唐太宗昭陵陪葬墓出土的白陶舞马特别相似，所以专家给它定名为“陶舞马”。

据考证，舞马活动起源甚早。丝绸之路开通以后，舞马更作为中西文化交流的载体，活跃在丝路沿线国家与我国进行朝贡贸易的舞台上，为民族友好和繁荣做出了特殊贡献。尤其到了唐朝，舞马备受统治者青睐，舞马活动更是成为盛唐以来政治生活中的典型代表，规模盛大。但从始至终，舞马活动都是作为上层贵族的娱乐活动项目，民间百姓难得一见。因此，与舞马有关的文物大都出土在高级贵族墓或者与高级贵族有关。那么秦州北山出土的这件舞马便尤其引人深思，本文拟就以天水出土的陶舞马为线索，探讨秦州与舞马的渊源。

一、舞马活动起源与流变

舞马源于古代兽舞，关于兽舞早在先秦文献中已有记载。《山海经·山经·南山经》记载：“有鸟焉，其状如鸡，五采而文，名曰凤皇，首文曰德，翼文曰义，背文曰礼，膺文曰仁，腹文曰信。是鸟也，饮食自然，自歌自舞，见则天下安宁。”《史记·十二本纪·夏本纪》载：“舜德大明。于是夔行乐，祖考至，群后相让，鸟兽翔舞，《箫韶》九成，凤皇来仪，百兽率舞，百官信谐。”可见在先秦时代，兽舞已成为社会“文明”的象征，是太平盛世、人民安居的瑞相。《晋书·列传》第六十五章记载了敦煌人索紞与其同乡谈论梦相的一段对话：“黄平问紞曰：我昨夜梦舍中马舞，数十人向马拍手，此何祥也？”说明在接近西域的敦煌，魏晋时期已经有人知道马舞这种活动。

到了南北朝时期，舞马活动兴盛，为舞马活动歌赋成了一种风尚。《宋书·列传》卷九十六《鲜卑吐谷浑》：“慕延死，拾寅自立。二十九年，以拾寅为使持节、督西秦河沙三州诸军事、安西将军、领护羌校尉、西秦河二州刺史、河南王。拾寅东破索虏，加开府仪同三司。世祖大明五年，拾寅遣使献善舞马、四角羊。皇太子、王公以下上《舞马歌》者二十七首。”足见当时舞马活动之盛。至于南朝舞马活动的细节记载在《梁书·列传》卷三十三中：“四年三月，禊饮华光殿。其日，河南国献舞马……天子异之，使臣作赋，曰：……均仪禽于唐序，同舞兽于虞庭。怀夏后之九代，想陈王之紫驿。乃命涓人，效良骏，经周卫，入钩陈。言右牵之已来，宁执朴而后进。既倾首于律同，又蹀足于鼓振。擢龙首，回鹿躯，睨两镜，蹙双凫。既就场而雅拜，时赴曲而徐趋。敏躁中于促节，捷繁外于惊桴。骐行骥动，兽发龙骧；雀跃燕集，鹄引凫翔。妍七盘之绰约，陵九剑之抑扬。岂借仪于榆袂，宁假器于髦皇。婉脊投颂，俯膺合雅。露沫喷红，沾汗流赭。乃却走于集灵，驯惠养于丰夏。郁风雷之壮心，思展足于南野。”一直到北朝晚期，西魏仍然有舞马活动的记载。《北史·列传》卷八十四记载：“西魏大统初，周文遣仪同潘浚喻以逆顺之理，于是夸吕再遣使献能舞马及羊、牛等。”通过以上文献记载可以看出，在南北朝时期，舞马作为丝绸之路经济文化交流的重要载体，受到广泛关注，舞马活动作为上层社会流行的娱乐项目备受青睐。

二、唐代舞马活动的兴盛与舞马的来源

唐代是舞马发展的顶峰时期，舞马活动在前朝的基础上不断创新，其规模和形式达到了空前的程度。尤其是盛唐时期的开元、天宝年问，舞马的规模极为盛大。《唐书·音乐志》《太平御览》等文献对舞马都有记载。据说唐玄宗训练了四百匹舞马，每逢唐玄宗生日千秋节，都要在勤政殿前大宴百官，给这些舞马披上锦绣衣服，颈部挂上黄色的金铃，鬃毛上系着贵重的珠玉，跳舞祝寿。舞马随着乐曲的节奏，奋舞，深受人们喜爱。唐朝宰相张说在《杂曲歌辞·舞马词》中描写了当时舞马活动的盛况：“万玉朝宗凤扆，千金率领龙媒。眄鼓凝骄躞蹀，听歌弄影徘徊。天禄遥征卫叔，日龙上借羲和。将共两骖争舞，来随八骏齐歌。彩旄八佾成行，时龙五色因方。屈膝衔杯赴节，倾心献寿无疆。帝皂龙驹沛艾，星兰骥子权奇。腾倚骧洋应节，繁骄接迹不移。二圣先天合德，群灵率土可封。击石骖驔紫燕，摐金顾步苍龙。圣君出震应箓，神马浮河献图。足踏天庭鼓舞，心将帝乐踟踌。”安史之乱之后，舞马活动极盛而衰，规模和气势已大不如前，但仍然在延续。《旧唐书·本纪》卷十三《德宗下》：“贞元四年宴群臣于麟德殿，设《九部乐》，内出舞马，上赋诗一章，群臣属和。”《资治通鉴·唐纪》唐纪三十四《肃宗文明武德大圣大宣孝皇帝上之下》：“初，上皇每酺宴，先设太常雅乐坐部、立部，继以鼓吹、胡乐、教坊、府县散乐、杂戏；又以山车、陆船载乐往来；又出宫人舞《霓裳羽衣》；又教舞马百匹，衔杯上寿；又引犀、象入场，或拜，或舞。安禄山见而悦之，既克长安，命搜捕乐工，运载乐器、舞衣，驱舞马、犀、象皆诣洛阳。”足见当时舞马活动之盛。

美国汉学家爱德华·赫策尔·谢弗在其名著《撒马尔罕的金桃：唐代舶来品研究》一书中曾经指出“这种舞马应该属于中唐之际外来的珍奇异物”。说它是舶来品，但谢弗并没有说明这种舞马最早什么时候传人，它的来源地是哪里。他引用了晚唐诗人陆龟蒙写舞马的一首诗，其中有“月窟龙孙四百蹄”之句，他指出，这里的“月窟”就是李白诗中提到的西突厥斯坦的“月支窟”。言下之意，这种舞马当是从西域或中亚传来。显然这种猜测并不十分准确。

三、秦州大马与唐代舞马活动的渊源

最初舞马为舶来品此言不假，《宋书·本纪》卷六《孝武帝》记载：“（大明三年）十一月己巳，高麗国遣使献方物；肃慎国重译献桔矢、石砻；西域献舞马。”《宋书·列传》卷八十五《谢庄、王景文》载“时河南献舞马，诏群臣为赋”，又“使谢庄作《舞马歌》，令乐府歌之”。从这两条记载来看，舞马出产在西域和河南（吐谷浑地）。但除了这两地之外，舞马也有广泛出产。据刘永连先生研究，向中原王朝进贡舞马的西域诸国有大宛、吐谷浑、吐火罗疏勒、大秦。到了唐朝时期，中国北方的银州（在今陕西榆林一带）、幽州游牧地区也开始向朝廷进献舞马，作为舞马来源的重要补充翻。这一方面反映了舞马来源的多样化，同时也反映了舞马从“进口”变成“国产”。此外，大量的舞马需要蓄养、训练，都城长安显然并非最理想的地方。因为舞马的饲养既要有能依托的天然牧场，更要与两京的远近相合适。国内的银州、幽州便符合这样的条件，所以它们成为国内重要的舞马产地便不足为奇。而秦州恰恰也具备这样的先天的自然条件，其与银州、幽州相比，似乎条件更加充分。

秦州气候湿润，水草肥沃，非常适宜作为舞马饲养和培训基地。这里作为秦文化的发祥地，是非子牧马建功之地。《史记·秦本记》载：“非子居犬丘，好马及畜，善养息之。犬丘人言之周孝王，孝王召使主马于汧、渭之间，马大蕃息……于是孝王曰：‘昔柏翳为舜主畜，畜多息，故有土，赐姓赢。今其后世亦为朕息马，朕其分土为附庸。邑之秦，使复续赢氏祀，号曰秦赢。”司马迁千钧史笔，铁定了秦州一天水为秦王朝起根发祥之域，非子牧马得封之地。纵观秦州大地，关山下的张家川有先秦封地秦亭遗址，清水城东有秦亭乡邑，天水之南有牧马滩。千里牧草，万行马迹，印证了太史公的春秋笔墨，印证了秦人先祖的牧马岁月，印证了秦州人精于骑射的勃勃英姿。秦的祖先非子在秦州牧马，靠种植“秦”（优质牧草毛谷的别称）而养马立国。秦人以秦牧马，这是秦王朝基业的根本。为永志不忘斯地牧草之功，所以起国号为“秦”。马是甲兵之本、国之大用，亦是国力强盛的象征。秦州大马群神奇般地汇入了秦王朝统一中国的历史主潮之中。隋朝时期设有陇右牧，其下辖骅骝牧、24军马牧、苑川12马牧。到了唐朝，因为关陇地区“岐山近甸，豳土晚寒，宁州壤甘，泾水流恶，泽茂丰草，地平鲜原”，其温暖的气候、平坦的河旁低谷、肥沃的土壤、充足的水源以及丰茂的水草，为养马提供了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唐初，为了消除边患，发展军事力量，中央政府大兴马政，其将官马牧养主要集中在陇右地区。唐廷把高祖李渊向始毕可汗称臣从突厥获得两千匹马，以及于赤岸泽（陕西省大荔西南）获得隋代遗留下的三千匹战马，“徙之陇右，始命太仆张万岁葺其政焉，而弈世载德，纂修其绪，肇自贞观，成于麟德，四十年问，马至七十万匹，置八使以董之，设四十八监以掌之。跨陇西、金城、平凉、天水四郡之地，幅员千里”。

此外，天水作为古丝绸之路的重镇和连接西域的交通枢纽，与长安毗邻，西与河西相邻，是胡人通往长安的必经之路。交通的便利，气候等自然环境的优越，许多胡人赛选良马后侨居于此，便于开展饲养训练。另外，唐代的舞马盛行已达到了鼎盛，需要大量的优质马匹，無论是当时本地马匹数量还是供养条件，显然已经不能满足对舞马的需求。而天水作为丝绸之路的重镇，是连接西域和大唐的交通枢纽，外来马匹的寄养和京城马匹的驯养都可以在此地进行。更重要的是，本地恰恰有舞马出土，这充分说明秦州牧场与舞马驯养有千丝万缕的联系，这里很可能当时为皇家驯养舞马的基地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