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处 多集中在诸葛亮南征北伐路线

陈芳

摘要：诸葛亮南征是三国时期诸葛亮治蜀的重要政绩，亦是蜀汉政权历史上一次重大的军事行动。南中各地遗留有大量南征遗存，这些遗存因年代久远，或湮没或损毁严重。为了充分了解南征遗存的保护状况，成都武侯祠博物馆先后四次组织人员深入历史上的南中区域各地实地考察，大致厘清了南中地区诸葛亮南征相关遗存的现状。遗存大致可以分为与诸葛亮南征历史相关（或与三国蜀汉历史相关）的遗存；附会的诸葛亮南征遗存；后世兴建的祭祀、纪念类遗存等三类。目前能确定的与诸葛亮南征或者说与三国蜀汉政权有直接关系的遗存较少。

关键词：诸葛亮南征；遗迹遗存；三国蜀汉

一、前言

蜀汉建兴三年（225年）春，诸葛亮亲率大军平定南中叛乱，史称“诸葛亮南征”。南征是诸葛亮治蜀的重要政绩，亦是蜀汉政权历史上一次伟大的军事行动，它不仅稳固了蜀汉政权的大后方，而且为“北伐”提供了必要的军备物资和大量兵源，所谓“军资所出，国以富饶；乃治戎讲武，以俟大举”“出其金、银、丹、漆，耕牛、战马，给军国之用。”

关于此事，虽有《三国演义》大篇幅浓墨重彩的精彩演绎，但是《三国志》、《华阳国志》等史书文献只是进行了片段式的简略记载，《三国志·蜀书·诸葛亮传》记载：“三年春，亮率众南征，其秋悉平”。历史文献记载中的“诸葛亮南征”事件的扑朔迷离，长期以来引发了史家及三国文化爱好者的热烈猜想。

2010年，成都武侯祠博物馆与凉山彝族自治州博物馆合作，联合成立“诸葛亮南征路线调查项目”小组。从2010年6月开始，到2013年5月截止，长达三年的时间里，先后四次深入“南中”各地，对诸葛亮南征相关遗存进行实地考察。

二、考察范围和区域

“南中”，是三国魏晋时期对中国西南地区的称谓，范围即今四川省大渡河以南，贵州省、云南省及广西部分相邻区域。这一区域自西汉起就是古代中国的一个重要政治区域，两汉时称“西南夷”。因其幅员辽阔，占蜀汉国土的一半以上，被蜀汉政权视为最重要的大后方。自刘备时开始，就在南中设立庲降都督府，用于治理南中。《三国志·蜀书·诸葛亮传》记载：“南中诸郡，并皆叛乱”。《三国志·蜀书·后主传》记载：“三年春三月，丞相亮南征四郡，四郡皆平”。诸葛亮征讨的四郡为益州、越巂、牂舸、朱提，平定叛乱之后，改益州郡为建宁郡，分建宁、永昌郡为云南郡，又分建宁、牂牁为兴古郡，最终形成了建宁、牂牁、越巂、朱提、永昌、云南、兴古七郡之格局。

考虑到三国魏晋时期“南中”的地域范围与现今行政区划的对应以及诸葛亮南征遗存的分布情况，考察小组最终将考察范围定在遗存相对集中的云贵川三省，行程近2万公里，分四次考察了四川泸州、宜宾、凉山州；云南昭通、曲靖、楚雄、昆明、玉溪、普洱、西双版纳、大理、保山、临沧；贵州遵义、安顺、贵阳、毕节、黔东南、黔西南等地区约43个县（市）。

这里所指的诸葛亮南征遗存，是一个极为宽泛的定义，并非只是严格的考古学意义上的与诸葛亮南征历史事件直接相关的遗存，而是囊括了历代方志、旧志所记载的诸葛亮南征相关遗存以及后世修建的纪念诸葛亮和诸葛亮南征事件相关人物的祠庙等等。根据现存的明、清、民国时期云贵川三省各地的方志、旧志记载统计，南中各地大致有诸葛亮南征相关遗存260多处。由于许多遗存年久溃圮，考察组仅对现存的诸葛亮南征遗存进行实地考察。

三、考察成果

由实地考察可知，现存诸葛亮南征遗存大致可以分为三大类：一类是与诸葛亮南征历史相关（或与三国蜀汉历史相关）的遗存；一类是附会的诸葛亮南征遗存；还有一类是后世兴建的祭祀、纪念类遗存。目前能确定的与诸葛亮南征或者说与三国蜀汉有直接关系的遗存较少，证据相对充分的有昭觉县四开蜀汉军屯遗址和习水县三岔河蜀汉崖墓群，昭通诸葛营遗址、保山诸葛营遗址等经过考古调查的遗存，通过出土物、采集品等大体能推断其汉晋遗址的性质。其余绝大多数遗存都是后世附会的，后人往往附加了许多精彩的传说故事。对于此类附会的遗存，前人亦有所认识，甚至提出疑问。清嘉庆《临安府志》等在记云南建水诸葛井时提到：“考武侯南征由姚安至顺宁、永昌，麓川穷山极箐，独未及迤南，乃郡则有井，石屏有占，宁州有城，通海有驻军，山车有塔有营垒有寄剑处”。尽管如此，前人在修志时，仍然把此类遗存收录于志书中，只是在文中加上“相传”、“俗传”、“世传”等前缀。研究诸葛亮南征课题，此类附会的遗存和传说故事也是不可回避且必不可少的重要材料，它们包含了许多重要的文化信息和内涵。

1.南中地区流传的关于诸葛亮的传说大多是正面性的。从江、榕江一带苗族传说诸葛亮曾八擒八纵孟获（当地苗族奉为苗王），为示诚心归顺，孟获将许多地名改为与诸葛亮相关的名称。济火碑，记载的是当地彝族祖先与诸葛亮结盟协助其七擒孟获有功，受封罗甸王的事迹。雷波一带传说孟获是彝族蛮王，彝名兹奇阿武，曲靖人，诸葛亮七擒孟获的故事在这里变化成诸葛亮“七请孟获”的故事。傣族、景颇族、佧瓦族等，至今称呼诸葛亮为孔明老爹等等。这些传说故事传递了一个共同的信號，即对诸葛亮的肯定和认可，这一点正好与诸葛亮在南中实施“攻心为上”的政治理念相呼应。历史上，诸葛亮对南中各民族的统治是相对和平的，《三国志·蜀书·诸葛亮传》裴松之注引习凿齿《汉晋春秋》记载：“南中平，皆即其渠率而用之。或以谏亮，亮曰：‘若留外人，则当留兵；兵留，则无所食：一不易也。加夷新伤破，父兄死丧；留外人无兵者，必成祸患：二不易也。又夷累有废杀之罪，自嫌衅重；若留外人，终不相信：三不易也。今吾欲使不留兵，不运粮，而纲纪粗定，夷、汉粗安，故耳。”《华阳国志·南中志》记载：“（降）都督常用重人。”平定南中之后，诸葛亮完全任用当地少数民族首领和大姓，来实施基层行政上的管理。这种政策改变了两汉自先秦以来尊崇中央王朝而排斥周边少数民族的传统思想观念，模糊并弱化了外来势力与本土势力之间的矛盾，使其达到一种相对的平衡状态。《华阳国志·南中志》记载：“分其赢弱配大姓焦、雍、娄、爨、孟、量、毛、李为部曲，置五部都尉，号五子”。1963年，云南昭通发现了东晋霍承嗣墓，霍姓是当时“南中大姓”之一。墓葬壁画中，墓主霍承嗣座像绘于北壁正中，形象异常高大，两旁侍立随从19人。东壁执幡13人，骑马执矛5人。西壁执环首刀13人，披毡赤足，发结突出13人。该墓时代虽晚于三国，但整个壁画表现了史籍中记载的“夷汉部曲”的形象，有汉族，也有夷族，是霍家“夷汉部曲”的真实写照。

2.南征相关传说故事中，诸葛亮的形象往往是智者，是先进科技、文化的传播者，他教会南中人民种水稻、使用牛耕、种茶、织锦、修建房屋等等，并且还被赋予一些远高于常人的近乎神格化的能力。事实上，从西汉元鼎六年（前111年）武帝设群牂牁起，南中各地就陆续开始经历“汉化”的过程，“汉文化”以一种比较强势的姿态注入南中，这一点可以从各地的考古发现窥见一二。以各地已发掘清理的墓葬作标尺，西汉中期以前各地墓葬多以土著文化墓葬为主，如牂牁郡一带多以自先秦以来便繁衍盛行的夜郎民族文化墓葬为主，代表有赫章可乐、威宁中水等墓地。西汉武帝以后，墓葬多以汉文化风格为主，东汉时期汉式墓葬的分布区域不断扩大，各地几乎都有发现，以安顺、兴义、兴仁、黔西等地发现的竖穴土坑墓和砖室墓等为代表，随葬品包括有五铢钱、水塘模型、各种动物陶俑等。三国两晋时期，南中各地的墓葬形制与东汉大体相同，变化不明显。由此可见，南中地区的文化在汉代发生了质的转变，诸葛亮及诸葛亮所代表的蜀汉政权只是这一变化过程中的一个推动力和后续力。将大量南征之前或之后发生的事附会于诸葛亮的现象，意味着诸葛亮南征已经从一个历史事件演变成一种文化现象。罗开玉先生在《三国南中与诸葛亮》一书中提出，南中地区民间的诸葛亮崇拜并非只是《三国演义》的产物，早在东晋时期诸葛亮的形象就开始神格化，到唐代迎来了第一个高峰，诸葛亮逐渐被看作历代汉政府、汉军队的总代表。这一点可以从南征相关遗存的特点得以印证。南征相关遗存中绝大多数是与诸葛亮相关的遗存，分布范围广，甚至南征时诸葛亮并未到达的地区（如滇西）都大量出现，名称亦有极大的趋同性，多以“诸葛”或“孔明”作前缀，取名“诸葛营”、“诸葛寨”、“诸葛城”、“孔明寨”等等。

3.民间的崇拜，渐被官方认可，并得到官方推广和强化，用于推行教化、安抚民众。南征之后，南中各地陆续兴建起许多祭祀诸葛亮的武侯祠，清光绪《腾越乡土志》记载：“然自（诸葛亮）七擒七纵，蛮师归心，纲纪粗定，夷汉粗安，僻壤荒陬渐被王化，丞相之天威远矣。南人至今争立祠祀之”，而且出现了嘉庆《楚雄县志》记载的“南中庙祭甚多”、“南中庙祀不绝”之盛况。据明、清、民國方志、旧志统计，南中各地共有57座武侯祠。正因如此，祭祀、纪念类遗存被纳入南征相关遗存进行考察。

四、结语

一段历史演变成一种文化现象，并且这种文化长盛不衰、代代流传，以诸葛亮南征为代表的三国历史在这方面表现得尤为突出。研究此类课题，不仅应该关注真实史料、考古资料，同样应该关注各类传说、口述材料等，以便从历史、文化不同角度进行研究。成都武侯祠博物馆在进行诸葛亮南征遗存考察时，尽量做到二者兼顾，将各类材料客观的收录，希望为后续研究者提供相对全面的基础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