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宵歌舞音乐会 满韵旗风在千金大戏院公演

佟悦

摘要：清沈阳故宫，与北京故宫相比，突出特色是具有鲜明的东北地区满族风格，是中国宫殿建筑传统在特定地域和民族文化环境中运用的典范，充分体现了满族社会特征和生活习俗。位于东路的大政殿和十王亭建筑组群，始建于清太祖努尔哈赤迁都沈阳当年，是整个宫殿中形成年代最早，最具满族早期政权特色的建筑。以清宁宫为典型代表的帝后寝宫沿用着满族传统住宅的建筑特点和使用功能，在主要建筑的分布和造型装饰方面也鲜明地反映着当时满族的传统观念。

关键词：沈阳故宫；满族特色；八旗政治

世界文化遗产清沈阳故宫，与北京故宫相比，突出特色是具有鲜明的东北地区满族风格，作为中国宫殿建筑传统在特定地域和民族文化环境中运用的典范，成为人类文化遗产的优秀范例。

一、形成于民族崛起和统一的过程中

沈阳故宫建筑群主体部分，是17世纪初女真族（后来的满族）后金政权定都沈阳后，清太祖努尔哈赤、太宗皇太极两代汗王创建使用的皇宫。明天启二年（1622年）春，后金借萨尔浒战役获胜后赢得的战略优势，将版图扩至辽东汉人居住的辽（阳）沈（阳）地区，都城也随之从建州女真腹地赫图阿喇山城（位于今新宾满族自治县永陵镇境内）迁至辽东首府辽阳。1625年春，汗王努尔哈赤出于长远战略考虑，放弃刚竣工的辽阳东京城新都，北徙至进攻守皆宜，更适合发展需要的明沈阳中卫城，遂于此营建新都暨汗王宫室。次年努尔哈赤去世、第八子皇太极继承汗位，续建新宫，至清太宗天聪五年（1631年）基本竣工，同年拓建都城以符都城规制，天聪八年（1634年）工竣后改沈阳为“盛京”。崇德元年（1636年），皇太极登极称帝改国号为“大清”，宫殿制度更趋完善。顺治元年（1644年）清世祖福临迁都北京后，改称盛京旧宫为“陪都宫殿”，并加以保护。康熙以后诸帝东巡谒陵期间仍驻跸于此，乾隆年间又于旧宫之侧添建行宫，遂成为现存的积累式建筑群。

盛京皇宫自肇建至清入关前使用的近20年期间，正处于满族兴起、统一并创立本民族政权后的迅速上升阶段。这一时期的满族文化，伴随八旗制度建立后新共同体形成进程整合提升，政治制度和礼仪习俗方面形成具有凝聚力的主流形态。作为其最高统治者居住及理政集会场所的汗王宫殿，也以体现民族自信精神的建筑语言，鲜明反映其社会组织、生活习俗、宗教信仰、审美观念等各方面的民族特质。另一方面，后金（清）地方政权进入辽沈地区后，由于环境变化和维系统治的需要，在“参汉酌金”原则下，注重吸收汉族先进的物质文化和典章制度，客观上又将中原王朝皇宫建筑优秀传统融入盛京宫殿，并使之在新的民族文化氛围中得以延续和丰富，从而形成既与中国古代宫殿建筑文化一脉相承，又具有其所处时代地方民族个性的独特面貌。

清入主中原后，康熙、乾隆、嘉庆、道光四朝皇帝，在150年间先后10次出关谒陵驻跸盛京旧宫。虽然乾隆年间曾适应新的使用需求于此增建行宫，但出于彰显祖先创业功绩、标榜民族强盛历史的需求，对入关前皇宫主体建筑仍完整保存旧观，还特意参照入关前使用规制，将东巡盛京时期的某些典礼安排在旧宫举行，在特定的场合下恢复延续了这些建筑当年的使用功能，赋予草创时期的汗王旧宫新的存在价值，因而使其能在有清一代二百多年间得到妥善保护。

二、体现八旗政治特色的东路建筑组群

沈阳故宫建筑群分东、中、西三个单元。位于东路的大政殿和十王亭建筑组群，始建于清太祖努尔哈赤迁都沈阳当年，是整个宫殿中形成年代最早，使用功能最具满族早期政权特色的建筑。

清代满族与八旗组织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以致旧时人们往往称满族人为“旗人”。早在1615年，努尔哈赤为了适应统一进程中人口增长和组织管理的需要，对本民族旧有的狩猎组织加以改组，以300男丁为一牛录，5牛录为一甲喇、5甲喇为一固山（旗），共设“八旗”，自己和子侄分别担任“旗主”，将麾下满族部众编入其中，“出则为兵，入则为民”，成为军事、行政、生产合一的独特社会组织。直到顺治入主中原之前的近三十年间，后金（清）政权下并无省、府、州、县一类的地方行政机构，全国土地、人口、财产全部纳入八旗系统中，凡遇国家军政大事都要经八旗头领共同讨论决定。这种从氏族社会末期沿袭而来的特殊政治体制，反映到宫殿建筑上，便造就了沈阳故宫东路建筑群的独特风貌。这个区域北侧正面，近两米高的台基上，高约20米、八角重檐攒尖式的大政殿南向居中而立，殿前左右各五座青布瓦顶的方亭，由近及远雁翼般对称向南伸展排列。东侧由北向南分别为左翼王亭、镶黄旗亭、正白旗亭、镶白旗亭、正蓝旗亭；西侧相对位置则为右翼王亭、正黄旗亭、正红旗亭、镶红旗亭、镶蓝旗亭，合称“八旗亭”或“十王亭”，与大政殿共同组成主辅有序、彼此呼应的建筑布局。在早期满语中，并没有表示皇宫之“殿”的对应词，对大政殿一类建筑，则借用汉语中对行政司法的称谓，名之为“大衙门”。因为它的主要功能，就是供汗王和八旗贝勒议定军政要务和审断重要案件之用。而各旗的旗亭，平日里则是各旗贝勒大臣处理本旗事务的办事衙署，从这个意义上说，本处殿庭则成为国家和八旗两级“衙门”所在地，这种罕见使用功能当然也源自当时满族政权的八旗特点。大政殿既作为国家最高权力的象征，又与八旗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其八方亭式的建筑造型也很形象地表示出这种关系。八方八角的殿体和殿顶，象征着八旗共同拥戴汗王的政治格局，而高近二米、装饰华美的琉璃宝顶位于最高处，又可寓示八方归一，犹如统率八旗的汗王，很直观地表现出八旗政治的特点。如乾隆皇帝《大政殿六韵》诗中所咏：“一殿正中据，十亭左右分；同心筹上下，合志立功勋。辛苦缅相共，规模迥不群；世臣胥效荩，宗子更摅勤。”足见当时满族政权中八旗作为国家政权基础的重要地位。

在清入关前时期，“一殿十亭”间宽阔空间还是宫廷举行大型典礼的场所，诸如元旦庆贺、新君继位、庆功祝捷等都曾在此隆重举行。至时汗王（皇帝）高踞大政殿内龙椅，八旗王公宫员则在本旗旗亭前依序排列，或跪叩朝拜山呼万岁，或进献战利品摆宴欢庆。据《满文老档》等相关史料记载，此处逢庆典即有筵宴，规模常在百桌以上，诸人席地而坐，食物为雁、鹿、野鸭、野猪等猎获的飞禽走兽，每桌备酒一坛，且有歌舞、角抵（摔跤）、较射等表演助兴，君臣上下同聚一庭，颇有旧时狩猎部族山野聚会的原始意味。清入关后皇帝东巡谒陵之际，皇帝仍在这里举行百桌大筵庆祝大礼告成，款待随驾群臣及故乡八旗父老。乾隆皇帝还御制《盛京筵宴世德舞辞》，即供典礼演出时乐部使用，也表达出追忆先皇开国胜绩的心情。

应当特别提到的是，这种一殿十亭的建筑布局，并非出自某位建筑设计师的巧思佳构，却是由当时满族政权的生活常态结合新的物质条件自然发展而成。比如汗王大殿和八旗衙署同建一处的组合，早在后金入主辽沈之前的1619年就曾出现于当时的临时都城界凡城。《满文老档》天命四年（1619年）五月记载，当时后金君臣集会时，已改变了八旗贝勒席地而坐的旧俗，而是在汗王使用的大殿前两侧建起八座亭子，八旗贝勒大臣各按所属旗分就座。虽然因那时物质条件有限，旗亭造得与“凉棚”相仿，但显而易见这就是沈阳故宫八旗亭的雏形。另一种例子，是在汗王率八旗贝勒大臣离开都城，按狩猎、游牧民族习俗在野外扎设营帐时的情形。典型者如清太宗天聪七年（1633年），明将孔有德、耿仲明前来归降，皇太极率八旗贝勒大臣出沈阳城至浑河岸边迎接，“中设黄幄，左右各设五青幄”，分别供汗王和八旗贝勒使用。所谓“幄”即蒙古包式的毡帐，此处中设黄幄两侧青幄的形式，与大政殿、十王亭的色彩和排布如出一辙，就连八角形、正方形平面亭子式建筑的单体造型，也与帐幄接近，十一座殿、亭，宛如一组排列有序、以砖木砌筑的营帐分布，形象地说明这处建筑与满族八旗政体的密切关联。

三、承载满族民居特色的汗王寝宫

满族是世代生息繁衍于白山黑水之间的狩猎民族。其传统民居带有浓厚的地域特色。盛京宫殿虽然建于辽东汉族居住区，但距抚顺关外的建州女真山寨仅百余里，而且宫殿创立使用者即是起自草莽的女真酋长，虽几经迁都，早年居住习俗并未发生重要改变。因此，清入关前宫殿的帝后寝宫，除建材、装饰和体量等体现等级差别的部分外，都沿用满族传统住宅使用功能，细加品味即能体察到浓郁的民族风情。

最具典型性的是帝后居住的中宫清宁宫。这是一座五间硬山顶正房。从外表看，寝宫之门不开在正中而是位于东侧第二间，如此，除明间外的四间被分隔为东一西三的两个部分，东间是皇太极和皇后的寝居之所。西侧三间与明间开敞相通，形成一个东侧设出入口四间并联的宽大空间，东北民间俗称为“口袋房”或“筒子房”，是为由满族先世自古所居“地穴式”住宅演变而来的室内格局。

宫内设施更具东北地域特色。西侧三间南北各设宽约六尺，长与房屋面宽相等的“连三大炕”，俗称“对面炕”，西墙下又有炕面较窄的“顺山炕”将南北炕连接，这种南、西、北三面相连的火炕俗称“转圈炕”或“弯子炕”，是旧时满族住宅中标准的布置形式，与南北炕相连的锅灶设在明间西侧。在严寒季节漫长的东北地区，炕是住宅室内必有的坐卧寝居设施。早在公元11世纪，宋朝人对满族先世金代女真人住宅即有：“环屋为土床，炽火其下，饮食起居于上，谓之炕，以取其暖”的记载。按满族生活习俗，三面炕中的南炕供家中尊长或客人坐卧，北炕则住晚辈或作烘晾粮食用，而西炕却具有特殊功用，即按本民族传统信仰习俗，用作萨满祭祀时供奉神佛祖先之处，故旧时满族住宅正房都以西为上。清宁宫虽为皇宫正寝，仍遵从旧制，于西山墙内壁上部安供萨满祭祀神位，其下的西炕及炕前地面，与民间一样专门用作摆放祭品供器。从宫殿建成直到顺治入关，除平日祭典外，每年正月初一清晨新春庆典前，皇帝都要依萨满教传统在这里举行祭神仪式，所以清代文献中也把清宁宫西侧称为“神堂”。宫门前院庭中所立索伦杆，则用作举行这种仪式时祭天还愿所用。也是旧时满族宅院中的明显标志。

清朝入关后，1743年乾隆皇帝第一次回到盛京祭祖时，重新恢复祖先宫殿中自顺治迁都起中断百年的萨满祭仪，由自己和皇后亲自主持，在清宁宫重行家祭，并将其定为皇帝回故里谒陵期间的一项重要仪式，不仅在此后的三次东巡时照行不误，其后嘉庆、道光帝至盛京时也循制遵行，至今宫内仍然悬挂着当年皇帝亲笔题写的“万福之源”、“合撰延祺”匾额和“清宁宫敬纪”御制诗，足以证明满族皇帝对本民族信仰习俗的重视。

清宁宫建筑的另一特殊之处，是连接室内火炕的烟囱并不像汉族住宅那样设于屋顶，而是在距西北墙两三米处由地面起建，高逾屋檐，状似小塔。这种“落地式”的烟囱满语称为“呼兰”，在长白山区多是利用林中蛀空大树树干制成，使用时外表敷以草泥以防开裂漏烟。又因山区住房多为木墙木瓦，或以桦皮山草苫盖屋顶，烟囱附于房上很易引起火灾，所以留出一定距离，通过下部内设烟道的泥筑短墙与室内火炕烟道连通排烟。清宁宫毕竟是帝后所居，烟囱已使用青砖砌筑，而且易圆为方，但基本造型和坐落位置仍保持满族故俗。乾隆皇帝东巡盛京时所作“盛京土风杂咏”诗中专有题“呼兰”者谓：“豳岐家室屡为迁，时处恒依旧俗然”、“疏风避雨安而稳，直外通中朴且坚”，即是这种烟囱的写照。

以上所述清宁宫“口袋房、弯子炕、烟囱建在地面上”的室内外特色，正是满族传统民居的典型标志，充分体现出东北地区世居民族住宅习俗和宗教信仰的独特之处。值得一提的是，清迁都北京后，满族皇帝虽然进紫禁城内的明朝宫殿，但宫中生活仍保留着许多本民族传统习俗。典型的事例之一是，不仅将清宁宫的萨满祭礼带至北京宫内，而且在顺治年间对北京大内中宫坤宁宫按清宁宫格局重加改造，同样修建为偏东侧开门的“口袋房”，东侧两间用作帝后大婚洞房、西侧数间则改造成举行萨满祭祀的“神堂”。自顺治入关到溥仪出宫，近三百年间按制举行萨满祭礼从未间断。乾隆帝为自己当太上皇时特建的宁寿宫，也依照这种风格，从中可见清宁宫满族住宅特色影响之深远。如今，经过三百多年的时世变迁，东北满族老式住宅几近绝迹，而沈阳故宫这座汗王寝宫的存在，真实地体现了以往时代满族人的生活习俗。

四、建筑分布和装饰风格的旧习遗存

作为清朝入关前的汗王宫殿，盛京皇宫不仅在使用功能方面体现了满族社会特征和生活习俗，其在主要建筑的分布和造型装饰方面，也鲜明地反映着当时满族的传统观念。

以中路大内宫阙主体建筑布置为例，典礼听政的“外朝”和帝后居住的“内廷”，虽然也按照通常的“前朝后寝”顺序排列，但两种性质的建筑区域高低布置却与中原宫殿明显不同。皇宫正门大清门和崇政殿，本是国家最高权力的象征和皇帝临朝理政之处，在中原王朝宫殿中都以高大雄伟、庄严肃穆为外观基调，但在盛京宫殿中却只是五间硬山顶的常见民宅样式，台基也都不高，总体印象并无居高临下、俯视群臣的感觉。位于其后的帝后寝宫区域由外部观之却给人另一种印象。包括内门和七座寝宫在内的所有建筑，整体坐落于距地面近四米的高台之上，使后寝与崇政殿等外朝建筑形成明显的位置差，以致人们常将这种“宫高殿低”视为与“殿高宫低”的北京宫殿迥异的一大特色。其实，这种宫、殿位置的高低差别，与建立宫殿的满族人居住于山区时的居住规则有着重要关系，即旧时女真山寨中，酋长住宅一般都建在山城中心地势较高的冈峦上，这样既有利于统观周围形势，也便于安全防卫，日久相沿成俗，直到迁都沈阳前建的辽阳新城都是如此。但沈阳都城地处平原，城内并无自然形成的高地，于是依据旧有习俗建造汗王寝宫时，便先以人工自平地夯筑建起高台，再将汗王家宅置于其上，又于周围修筑宫墙和巡逻守卫的更道、女墙，俨然一座居高而建的城堡。

至于承担理政、朝会、待客职能的“殿”，本是由氏族制时期部落首领议事之处发展而来，据当时朝鲜文献的记载，努尔哈赤起兵初期以佛阿拉为都城时，其住宅区域内的“客厅”就承载“殿”的功能，后来才逐渐演化成女真贵族首领集会议事场所，属于其政权职能加强后专用的公共建筑，对传统住宅建筑而言，是随着政治职能的增强新出现的建筑类型，并不在传统民俗的规范之内。虽然后来由于强化汗权和受中原王朝制度影响，不断提高其建筑档次，但仍不能与汗王之家（宫）相比，所以沈阳故宫崇政殿及其随属建筑，在空间位置上要比寝宫区域低矮得多，与关内皇宫“殿高宫低”形成鲜明对比。在清初绘制的《盛京城阙图》（现藏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中，有努尔哈赤迁都沈阳之初的“太祖之宫”示意图，其内院寝宫即建于俯临外院建筑的高台之上，可见沈阳故宫内廷高台特色的形成，完全是延续传统习俗所致。

创建沈阳宫殿之时，满族人受中原皇宫建筑等级制度的影响有限，所以这里的建筑屋顶样式和室内外装饰也多是沿袭早年传统。东路大政殿，为更加接近平日所用毡帐形象，采用了皇宫大殿中极少出现的亭子式造型；皇宫正门大清门、正殿崇政殿、中宫清宁宫等主体建筑，无一不是东北地区满族最常见的五间硬山起脊样式，与中原宫殿甚至较大庙宇中庑殿顶、歇山顶建筑相比，是结构简单、等级较低的造型结构。其中固然因受当地建筑技术水平所限，但主要原因是这种建筑是当时满族住宅最普遍的样式，在保暖、通风、防雨、采光和室内布置方面的特点，已被长期生活实践证明适合本民族所处环境。出于坚固实用的需要，盛京皇宫寝宫区建筑造型稳重敦实、室内外墙体厚重、院落宽敞开阔，横竖垂直相交的“码三箭式”窗棂、厚重的板式室门，朴实无华，不加雕饰。与关内同类用途建筑的玲珑细巧、曲径回廊相比风格有明显差异。

当然，在满族政权统治中心迁入辽沈地区，并接受汉文化影响后建立的盛京皇宫，由于封建等级观念和新建筑材料技术的影响，也增添了一些体现帝王宫殿富贵尊严的装饰因素。比如琉璃构件的使用、奇花异草、神鸟异兽等题材的彩画雕刻等等。其中虽可见对中原汉族宫殿建筑艺术的继承和借鉴，但仍不能脱离当时满族文化的大背景。譬如琉璃构件的采用，得益于避乱徙居辽东的山西介休琉璃匠侯氏，但琉璃装饰部位不仅用于屋面瓦件及屋脊，而且还用于外朝部分标志性建筑大清门、崇政殿的墀头、博风等部位，雕刻图案既有宫殿常见的龙凤，也有带有世俗气息的异兽仙草。所用色彩不只是象征皇权的黄色，而是五色俱备、对比鲜明、艳丽多彩，极富装饰效果。再如大政殿、崇政殿等处室内外柱头部位的木雕兽面，似龙似狮，奇异庄严，应是来自藏传佛教艺术的神兽形象，结合檐下汉式的斗拱、藏式的如意、蜂窝枋、须弥座等小木作装修，颇具多民族建筑艺术兼采并收的韵味。满族此时尚无成熟的宫殿装饰艺术，这些借自其他民族艺术的装饰手法，表面看似无成熟的主流风格，实际上吸收多元文化为己所用，正是当时的满族特色。而因此形成的五色缤纷、吉祥热烈的艺术效果，也真实地体现着当时满族人的审美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