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西慕容鲜卑墓葬所反映的鲜卑汉化_品鉴_

在北票喇嘛洞鲜卑墓葬群捡到的距今3500年的殷商陶器残片-鲜卑墓地...

田野

【摘要】辽西地区作为慕容鲜卑的兴起之地以及前燕、后燕、北燕三朝的建都之地，保存了大量自慕容鲜卑入居辽西伊始直至三燕时期的墓葬及遗物。本文以这一时期的墓葬为视角，探讨墓葬中汉文化因素所反映出的慕容鲜卑汉化现象。

【关键词】辽西慕容鲜卑墓葬汉化

《晋书》记载：“前燕鲜卑莫护跋，魏初率其诸部入居辽西，从宣帝伐公孙氏有功，拜率义王，始建国于棘城之北。时燕代多冠步摇冠，莫护跋见而好之，乃敛发袭冠，诸部因呼之而步摇，其后音讹，遂为慕容焉”。晋史所载的即为崛起于大兴安岭地区的鲜卑慕容部于曹魏初年，在首领莫护跋的带领下南迁辽西，于棘城（今辽宁省朝阳市）建立政权的史实，还解释了鲜卑慕容部这一姓氏称谓的由来。辽西鲜卑慕容部自南迁辽西始，至公元337年，慕容皝在大棘城称燕王（史称前燕）；公元384年，慕容垂建立后燕；公元407年鲜卑化汉人冯跋建立北燕；再至公元436年北燕灭亡而止，历百余年。这期间辽西地区作为慕容鲜卑的兴起之地以及前燕、后燕、北燕三朝的建都之地，保存了大量自慕容鲜卑入居辽西伊始直至三燕时期的墓葬及遗物。

辽西地区是中原地区至东北地区的必经之路，接近汉族聚居地，慕容鲜卑在此逐渐接受并学习汉族先进文化，本文将以辽西地区发现的前燕政权建立前的慕容鲜卑墓葬及三燕时期墓葬（下文统称为慕容鲜卑及其墓葬）为视角，探讨墓葬中汉文化因素所反映出的慕容鲜卑汉化现象。

一、墓葬形制中的汉文化因素

辽西地区的慕容鲜卑墓葬以大小凌河流域为中心，集中分布于朝阳市直至锦州市一带。其形制的类型划分，田立坤、陈平、王宇等学者均有研究成果发表。通过比对研究，这些墓葬在材质以及建造形式等方面均受汉文化影响。

砖筑墓

锦州李廆墓M1及M2[1]无墓道墓门，其材质上均为砖筑墓，采用一顺一丁砌法，墓砖正面素面，背面有绳纹，锦州前山墓[2]与之类似。砖筑墓是中原及南方地区常见的墓葬形制。李廆墓是有准确纪年的慕容廆时期墓葬，东晋初期，西晋经历“永嘉之乱”后，“流亡士庶多襁负归之”，大量中原士庶迁徙流亡至辽西地区。墓主人李廆即为来自今河北的汉人，所以前燕时期的砖筑墓即是源于中原人士带至辽西的汉文化因素的体现，是“永嘉之乱”这一历史事件在考古学上的反映。

梯形单室石构墓

朝阳北庙村M1[3]、朝阳十二台乡砖厂88 M1[4]及朝阳田草沟M1[5]这三处三燕时期墓葬，均为有墓道或墓门的单室墓。墓室平面呈头端宽、脚端窄的梯形，以石材构建，所用石材多为绿砂岩。这种墓葬形制多见于西晋时期的汉地，而以绿砂岩为材料砌筑的石构墓在辽西地区也已随之流行，其流行时间早于三燕时期，因此这种墓葬形制应是慕容鲜卑受辽西地区当地汉族人的影响而来。

石板立支墓壁

朝阳袁台子壁画墓[6]及朝阳袁台子北燕墓[7]的墓壁采用大石板立砌四壁的石板支筑方式，以石条封顶，均有墓道及墓门，这种墓壁采用石板立支的建造方式在汉代就已出现并盛行，在辽东地区也已出现。慕容鲜卑的這种墓葬形制产生于前燕后期直至后燕，即慕容廆自汉人聚居的辽东迁回辽西之后。因此这种墓葬形制应是受到魏晋时期辽东墓葬的影响，有辽东地区汉文化因素。

二、丧葬习俗中的汉文化因素

从现有资料可以看出，辽西地区慕容鲜卑墓葬的葬俗中有“毁器”等具有本民族特色的葬俗，也有一些葬俗深受汉文化影响，反映出鲜卑汉化、民族融合的进程。

柿蒂纹装饰

慕容鲜卑墓葬的木棺常在棺两侧装有吊环饰物，而朝阳崔遹墓[8]、朝阳八宝村M1[3]的木棺采用了柿蒂纹装饰。柿蒂纹是最早见于春秋战国、盛行于汉代的一种装饰图案，因其代表性图案像柿子与枝茎相连的蒂而得名。柿蒂纹在两汉直至两晋时期的中原及南方地区墓葬装饰中普遍应用，如河南新密市汽车站汉墓[9]、北京大营村西晋墓[10]、南京幕府山东晋墓[11]等均有发现。由此可知，慕容鲜卑墓葬中以柿蒂纹装饰的葬俗是受到汉族人的影响。

瘗钱

《新唐书·王璵传》中记载：“汉以来葬丧皆有瘗钱，后世里俗稍以纸寓钱为鬼事”。瘗钱是在墓葬中随葬的钱币，这种葬俗于汉代开始流行。朝阳袁台子壁画墓、朝阳田草沟 M2出土有东汉时期的五铢钱，锦州李廆墓M1、朝阳崔遹墓中也出土了随葬的瘗钱，足见慕容鲜卑时期也有瘗钱葬俗，应是受到中原汉文化的影响。此外因出土货币为五铢钱等汉人社会行用的货币，也说明了当时辽西慕容鲜卑在经济货币方面融入了汉文化。

袝葬

朝阳北票西官营子冯素弗墓[12]是夫妻同冢异穴墓，而且石椁内发现有幼儿乳齿，推测该墓中应袝葬一名儿童。袝葬这种葬俗，可上溯夏商时期，魏晋南北朝时期开始盛行，中原及南方地区均发现过采用这种葬俗的袝葬墓。因此，北燕时期的冯素弗墓出现的袝葬习俗，应是其汉化的表现。

石灰枕

朝阳崔遹墓、朝阳北票西官营子冯素弗墓、朝阳八宝村M1均随葬有石灰枕，这种石灰枕呈长圆形、两端翘起。另外，朝阳柳城镇郭家前燕墓M1[13]在墓主人头下发现枕状物，推测也应为石灰枕。随葬石灰枕的葬俗常见于两汉直至魏晋时期的汉族墓葬，所以这又是一种慕容鲜卑墓葬葬俗中汉文化因素的体现。

墓内设奠

墓内设奠这种葬俗在汉代开始流行，标志着祭祀方式由宗庙祭祀为主要形式的对祖先的集体祭祀逐渐转变为针对墓主个人灵魂的个体祭祀，人们开始在墓内或墓前对死者进行祭奠追思。墓内设奠这种葬俗，有的设有祭台，即在墓内设放置祭祀品的祭台；还有的在祭台上方悬挂帷帐。朝阳八宝村M1，有一土台位于椁室南壁附近，其上铺设石板，石板上置有漆器、牛腿骨、陶罐等。土台上铺石板即是作为祭台，另发现五件钩状帷帐构件。朝阳袁台子壁画墓中出土的漆案、漆盘、盛装有羊骨的漆盒等器物，应是墓内设奠所用的明器祭品，同时在漆案附近也发现四件鎏金铜帐角，也应为帷帐构件。墓内设奠以及帷帐的使用，均说明中原的丧葬习俗已深入影响到慕容鲜卑时期的辽西地区。

三、墓葬壁画中的汉文化因素

中原汉族古代神话元素

朝阳袁台子壁画墓东壁下部绘有昂首张口、屈身卷尾的青龙，龙上方绘有展翅飞翔的朱雀；西壁前部下方绘有白虎及朱雀；北壁上方绘有被长蛇缠绕的浅绿色龟，应为玄武。青龙、白虎、朱雀、玄武是中原汉族古代神话中的瑞兽，被称为四神、四象或四灵，春秋战国时期已盛行。其所代表的祛邪、避灾、祈福寓意以及“前朱雀后玄武，左青龙右白虎”的方位标示等内涵至今仍在民间使用。

朝阳北票西官营子冯素弗墓的椁顶九块盖石上绘日月星云图，其中第四块盖石绘一轮红日，内有黑色线条，发掘者推测为金乌图案。第三块盖石中部绘有圆月，内有玉兔图案。朝阳袁台子壁画墓中的狩猎图上方顶盖上绘有红色太阳，内有一只昂首展翅的三足金乌。三足金乌是一种中国古代神话传说中的神鸟，居于日中，有三足，常作为太阳的象征。以玉兔形象作为月亮的象征同样来源于中原古代神话。辽西地区慕容鲜卑时期的墓葬壁畫中出现四神、金乌玉兔形象是慕容鲜卑受汉文化影响的产物。

牛耕

朝阳袁台子壁画墓西壁上绘有红色及黄色二牛拉犁耕作图，有一扶犁者穿方领短衣，下着长裤，左手扶犁，右手持鞭赶牛，牛前有二人协助耕作。朝阳北庙村M1墓室西壁中部也绘有牛耕场景，一红色耕牛挽犁在前，后有一人扶犁耕作，最后一人手持锄头劳作。农业上的牛耕技术，汉代时已见于中原地区，牛耕场景出现于慕容鲜卑时期的壁画上，可以看出慕容鲜卑进入辽西地区后逐渐学习汉人的农业耕作技术，与汉族社会融合使农业得以发展的状况。

四、随葬品中的汉文化因素

铜魁

朝阳袁台子北燕墓随葬有5件铜魁，均敞口平底、矮圈足、乳足，一侧有螭首曲柄，其形制与十六国时期中原地区的铜魁极为相似。锦州李廆墓M1也有1件铜魁出土，其侈口平底微凸，一侧有曲柄，三乳足。此外朝阳十二台乡砖厂88M1、朝阳崔遹墓、朝阳袁台子壁画墓也都有铜魁出土。铜魁是两汉魏晋时期中原地区墓葬里较常见的器物，所以慕容鲜卑墓葬中出现铜魁应是受汉文化的影响。

饰品

锦州李廆墓M2随葬长、短共2件发钗，其顶部弯成半圆形，下分两股。朝阳北票西官营子冯素弗墓随葬发簪1件，柱状螭首，上粗下细。朝阳前燕奉车都尉墓[14]随葬铜带钩4件，呈琵琶形，勾首似禽鸟形。朝阳单家店 M1[15]随葬有花钿，材质为铜鎏金，中间有一小孔，周边有圆形和六瓣花形两种嵌花。关于花钿最早的记载见于《太平御览》卷三十“时序部”引《杂五行书》说：南朝“宋武帝女寿阳公主人日卧于含章殿檐下，梅花落公主额上，成五出花，拂之不去，皇后留之，看得几时，经三日，洗之乃落，宫女奇其异，竞效之”。可见在南朝时期，花钿作为汉族人的饰品就已出现，并一直流行至唐宋时期，比如南京幕府山东晋墓中发现了形制相近的金花钿。鲜卑慕容时期墓葬中随葬的钗、簪、带钩及花钿等饰品均为中原汉族人常见的饰物，可见当时的辽西地区慕容鲜卑在日用饰品上也在不断汉化。

步摇饰

辽宁北票房身村M2[16]出土金步摇一大一小计2件，其基座均为透雕的金博山。大步摇从基座上伸出16根枝条，小步摇为12根，枝上系金叶，已脱失不全，大的存有金叶30余片，小的存27片。此外，朝阳北票西官营子冯素弗墓中也出土金步摇冠1件，该冠饰通高约26厘米、枝形步摇高约9厘米，是在两条弯成弧形的窄金片的十字相交处安装扁球形叠加仰钵形的基座，座上伸出6根枝条，每根枝条土以金环系3片金叶。有资料认为步摇饰物起源于公元纪年前后的西方，后传播至我国汉族地区，最迟至汉代在中原地区流行，所以晚于汉代的三燕墓葬出土的步摇饰应是由中原汉族地区传播过来的。

陶壶

锦州李廆墓M1出土的陶壶，泥质灰陶、侈口圆唇、溜肩鼓腹、平底有小圈足，这种陶器形制应该也是受汉文化的影响。

五、结语

辽西地区慕容鲜卑墓葬中出现汉文化因素主要有三个直接来源——中原地区、辽西本地和辽东地区，与之对应的是传播汉文化的三种汉族人——辽西本地汉族人、中原流亡至辽西的士庶和辽东迁徙的居民。这三种文化来源归根究底是中原地区的汉文化，辽西及辽东地区均受到直接或间接的影响。通过对辽西地区慕容鲜卑时期墓葬中出现的汉文化因素进行梳理探讨，可知这三地的汉文化对辽西地区慕容鲜卑的汉化都有影响，这种汉化的进程由浅入深渐进地涉及到生产生活的方方面面。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慕容鲜卑在迁居辽西地区后，不断汲取汉文化的先进营养，同时结合自身特色文化，从而不断发展壮大的历史进程。这一汉化进程是我国历史上民族融合的重要体现。■

注释：

[1]辛发，鲁宝林，吴鹏.锦州前燕李廆墓清理简报[J].文物，1995，（6）：42-46.

[2]鲁宝林，辛发.辽宁锦州市前山十六国时期墓葬的清理[J].考古，1998，（1）.

[3]徐基，孙国平.辽宁朝阳发现北燕、北魏墓[J].考古，1985，（10）.

[4]张克举，田立坤，孙国平.朝阳十二台乡砖厂88M1发掘简报[J].文物，1997（11）.

[5]王成生，万欣，张洪波.辽宁朝阳田草沟晋墓[J].文物，1997（11）.

[6]李庆发.朝阳袁台子东晋壁画墓[J].文物，1984（6）.

[7]璞石.辽宁朝阳袁台子北燕墓[J].文物，1994（11）.

[8]陈大为，李宇峰.辽宁朝阳后燕崔遹墓的发现[J].考古，1982（5）.

[9]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新密市博物馆.河南新密市汽车站汉墓发掘简报[J].华夏考古，2005（3）.

[10]黄秀纯，朱志刚.北京市顺义县大营村西晋墓葬发掘简报[J].文物，1983（10）.

[11]易家胜，阮国林.南京幕府山东晋墓[J].文物，199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