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侯祠博物馆
黄琦+尹恒
摘要：成都武侯祠作为以弘扬三国文化为主题的遗址类博物馆，所藏文物以三国时期的历史为载体，承载着三国文化的精神内涵，军事斗争内容可谓是最为浓墨重彩的一笔，还有反映三国时期社会生活的文物。唐宋以來，文人雅士谒庙怀古，在古柏苍烟间赋诗作画、撰文题辞，数百年中留下大量珍贵墨迹。随处林立的碑刻与悬挂的匾联镌刻着历代文人对于三国峥嵘岁月及诸葛武侯的深切追忆，也记录下了武侯祠变迁的点点滴滴。
关键词：成都武侯祠博物馆；馆藏文物；三国文化
泱泱中华，千秋万载，三国时期所历不过短短百年，可谓流星一瞬，但却给后世留下了厚重悠长的历史印记。成都武侯祠博物馆作为以弘扬三国文化为己任的遗址类博物馆，所藏文物以三国时期的历史为载体，承载着三国文化的精神内涵。本文从成都武侯祠博物馆馆藏文物着眼，以文物重现历史，展现三国文化的深厚魅力。
一、三国时期军事斗争文物
展开三国历史的画卷，军事斗争可谓是最为浓墨重彩的一笔。乱世之中，群雄并起，逐鹿中原，频繁而激烈的战争串联起了整个三国时代风云变幻的发展历程，遗留下诸多经典恢弘的战争遗产和富有权谋智慧的军事哲学，也有许多巧思营造，为后世所继承发扬。
清康熙空城计粉彩瓷盘，底部为圆形，彩绘脍炙人口的“空城计”故事场景。“空城计”出自《三国演义》第95回，在敌众我寡的情况下，诸葛亮将计就计，不设防备，悠闲抚琴，反倒让逼近城下的司马懿感觉其中有诈，遂退兵。而这实际上是诸葛亮导演的一场虚实难分的心理战。画面中诸葛亮坐于城墙之上，头戴纶巾，悠然抚琴，两小童一人执宝剑侍立其侧，一人于城门口手持扫帚清扫阶梯；城下司马懿父子三人身骑骏马，仔细查看，不敢向前。右上绘一太阳，城墙左下绘有山石和一株松树。盘壁一周彩绘芍药缠枝纹饰，共8朵芍药，红白相间。底部有直径9.5厘米的青花圆环，底心绘有一青花螺纹。
民国三英战吕布将军罐，罐身彩绘“三英战吕布”故事场景。“三英战吕布”出自《三国演义》第5回，其背景是十八路诸侯讨伐董卓，吕布时为董卓之义子，与刘备、关羽、张飞三兄弟在虎牢关大战，吕布以一敌三，最终战败，而三英扬名。画面中，刘备手持双剑，眉头紧皱；关羽挥舞大刀，怒气冲冲；张飞持枪俯冲，双目圆睁。三人皆身骑骏马，冲向前方的吕布，吕布身骑赤兔宝马，手持方天画戟，翻身对抗三兄弟。罐身的另一侧，墨书七言诗一首：“骝马新跨白玉鞍，战罢沙场月色寒。城头铁鼓声犹振，匣里金刀血未干。桃园结义称三美，生擒吕布征战勇。决一雌雄胜为王，英名永垂众人钦”。
“空城计”与“三英战吕布”虽然都是经过艺术加工创造后的三国故事，但亦为后世所流播传颂。三国文化的魅力，就在于那个时代独特的历史背景下所展现的令人称奇的军事场面和智慧权谋，因此，与之相关的故事题材也一直通过不同的艺术形式广为流传，使三国文化更加深入人心。
除此之外，成都武侯祠博物馆还藏有一些三国时期的军事武器。
弩机使用灵活、善远程射杀，因此在三国战场上占据了重要的地位。江苏南京石门坎考古发掘出土的魏正始二年（241年）弩机、四川郫县出土的蜀汉景耀四年（261年）弩机以及江苏宜兴西晋建兴四年（316年）周氏墓出土的两件错金铜弩机等，其形态和结构都沿袭了汉代弩机的旧制。诸葛亮曾制作出“十矢俱发”的连弩，并建立了专门使用连弩的特种兵部队——连弩士，在战场中大显威力。
蜀汉铭文青铜弩机，机身有铭文“延熙十六年四月廿日中作部典口口遂绪吏李飞口杨汲口工杨茗作立坂重二斤五两”三十五字。从铭文来看，蜀汉的弩机有一定的模式。除成都武侯祠馆藏青铜弩机，四川省郫县太平公社晋墓出土的铜弩机铭文为“景耀四年二月卅日中作部左典业刘纪业吏陈深工杨安作十石机重三斤十二两”。体例一般是“年号+中作部+主管官员名字+吏名+工名+弩机强度+重量”，“中作部”是政府主管弩机制作的官署，“典口口”、“遂绪”、“左典业”、“刘纪业”是主管弩机制造的官员，“李飞口”、“杨汲口”、“陈深”是监造官，“杨茗”、“杨安”是具体的制造者，三级负责，责任明确。曹魏弩机铭文模式与蜀汉类似，其刻铭体例为“年号+左尚方造+监作吏名+匠、师名+编号”。而孙吴弩机刻铭的体例较为特殊，除年号、匠名外，不见监造名，亦不见生产机构，主要刻具体的使用者姓名和职务。虽然魏、蜀、吴三国制度各异，但弩机制造在这一时期的重要价值，不言而喻。
成都武侯祠博物馆还藏有若干东汉铜蒺藜。此物因状若荆棘刺，与植物蒺藜相似而得名。使用时随手抛掷蒺藜，三尖撑地，一尖直立向上，推倒立尖，下尖又起，始终如此，使接触它的人不能避其锋锐而被刺伤，因此在古代战争中，多用来在对抗中根据地形、环境进行抛撒，刺伤敌方的马匹和士卒，故又称为“扎马钉”。
据清代张澍《诸葛武侯集·制作篇》载：“诸葛亮与司马懿相持于武功五丈原，亮卒，懿追之，两长史杨仪多布铁蒺藜，是三国之际已有之。”在陕西勉县的定军山一带，曾出土大量三国时期的铜蒺藜，这里曾经是诸葛亮北伐八年的军事基地。通过上述文献和考古实例，说明铜蒺藜在蜀汉的军事斗争中占有重要地位。因蜀军缺乏马匹，难以与骑兵力量强大的魏军抗衡，在此情况下，扎马钉成为扭转战局的关键，使蜀军在劣势中占据主动。因为扎马钉的实用性，在后世历代乃至近代的战争中，仍然广为使用，同时也被誉为“武侯之物”，被视为诸葛亮智慧的结晶。
东汉四耳蹲蛙青铜鼓，属于灵山型，整体作覆釜状，鼓面中心饰太阳纹，8芒12晕，每晕内饰钱币纹，团花纹及变形羽人纹等，鼓面边沿一周等距排有六只青蛙，作蹲踞状，其中三只为累蹲蛙，背上各附一只小青蛙。鼓面边缘向鼓身外略有延伸，鼓身肩腹鼓突，束腰，空腹，撇足。腹部近束腰处附对称四耳，耳中穿有铁链。鼓身饰18道复线凸弦纹，复线凸弦纹之间饰云纹、雷纹、钱币纹及花纹等。靠近鼓足处饰对称二鸟。
西南地区的人民习惯将铜鼓称之为“诸葛鼓”，而“诸葛鼓”一词最早见于明代，宋元之前尚未发现相关记载。这其中有两种传说：一说铜鼓是诸葛亮南征时在军中制作，白天用来煮饭，晚上用来敲击警报；另一种说法，说是诸葛亮制作铜鼓，散埋于山中，是为了镇压蛮夷。这些猜测无法证实，但可以看出“诸葛鼓”的产生，与诸葛亮南征时施行的民族政策的深远影响息息相关。而明清时期《三国演义》中“七擒孟获”故事的深入人心，使得当时的统治者们力图通过诸葛亮在西南少数民族心目中的威望和尊崇，在镇压人民反抗的过程中树立威信，因而促成了“诸葛鼓”的产生。但不管如何，“诸葛鼓”这一说法，反映了诸葛亮南征政策的成功影响，时至今日，西南地区少数民族居民仍然对诸葛亮抱有崇高的敬意。
二、三国时期社会生活文物
除军事斗争之外，从馆藏文物中我们还可以一窥三国时期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
由于三足鼎立的政权分裂状态，三国时期的货币经济水平较两汉时低，同时货币制度也比较混乱，魏、蜀、吴三国在沿用两汉旧钱的基础上，还分别铸造了自己的货币，建立起了截然不同的货币体系。魏明帝曹睿太和元年（227年）始铸“曹魏五铢”；而吴国则根据自身经济及物资条件，实行一种虚值的“大钱政策”，铸造“大泉五百”、“大泉当千”乃至“大泉五千”等大额面值的货币；蜀汉地处西南边陲，民寡国弱，同时承受着巨大的军费开支，因此也实行“大钱”政策。东汉献帝建安十九年（214年），刘备始铸货币，主要为“直百钱”，面文有“直百”和“直百五铢”两种。直百五铢钱背多见模铸或镂刻的文字符号。阳文者，钱背穿左铸一个“为”字，代表是益州犍为郡铸造的，犍为地处通往国外西南通道上，因此经济交流比较繁盛。阴文者，主要有文字、数字、符号几类。
东汉灰陶说书俑，俑呈坐姿，头包巾，于额前系花结。面部丰满，眉开眼笑，额上笑出了四道皱纹，大鼻，张嘴。俑身微向后仰，耸肩，上身袒胸露乳，叠肚，右臂配环状饰物，左臂缚有响器。下身着窄脚裤，赤脚，右腿向前伸直并抬起，左脚弯曲呈蹲坐姿，坐于一圆饼形底座上。
类似形态的说唱俑，几乎都出现在巴蜀一带，可谓是带有地方特色的一类陶俑，神态妙趣横生，动作夸张生动，形神兼备，令人忍俊不禁。两汉时期，四川地区自然资源富庶，经济发展稳定，随着地主庄园经济的发展，人们对死后世界的营造更为重视，“事死如事生”的丧葬观念流行，宴饮、娱乐便是地下世界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因此在东汉墓中，出土了不少伎乐俑、舞者俑、说唱俑等。此类说唱俑的集中出现，也说明了这一时期四川地区说唱艺术的盛行，而这类说唱俑既带有娱乐性，同时也是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的结合，既定格了墓上空间的生活气息，也为死后世界营造出了奇幻多姿的氛围，同时也可能带有娱神的功能，以帮助墓主升仙。
从现有的考古发现来看，出土了大量汉魏六朝时期的文字砖，其中也发现了大量三国时期的纪年文字砖：在曹魏墓葬中，发现“景初”、“正始”、“嘉平”、“景元”等四个年号的纪年砖，时代集中在魏中后期；孙吴墓葬中发现“太平”、“永安”、“甘露”、“凤皇”、“天册”、“天纪”等年号的纪年砖，时代集中在吴中后期；蜀汉发现的纪年砖较少，只有“建兴”、“延熙”这两个年号的纪年砖，时代为蜀汉早期与后期。我国自汉武帝即位开始创制年号（元狩元年，前112年），而砖室墓也是从两汉开始流行起来的，因此三国时期纪年铭文砖的流行正是这一历史传统的产物。
三、遗庙丹青
唐宋以来，文人雅士来到成都武侯祠，谒庙怀古，在古柏苍烟间赋诗作画、撰文题辞，数百年中留下大量珍贵墨迹。杜诗《蜀相》中“丞相祠堂何处寻，锦官城外柏森森”诗句脍炙人口。明清至近现代，中国社会政治体制与文化思潮历经巨变，书画艺术亦随之在表达形式与结构内容上发生嬗变，文人雅士或摘古典作书，或以古事入画抒怀思虑，咏物比兴，心、意、境三者交融合一，画中感物，物中观心，在成都武侯祠串联起一部以三国史事为轴线的独特画史。
隆中对乃表达诸葛亮总体战略思想和主张的名篇，亦是君臣二人相携共谋汉室复兴的开始。唐代李白有诗云：“鱼水三顾合，风云四海生。”汉末的历史正是在这一刻开始发生了变化。清杨鹏《浮邱子》曰：“《诗》曰：‘肆成人有德，小子有造。古之人无敦，誉髦斯士。有范也夫！昔伊尹起于有莘之野，以尧舜其君其民为志，卒能相汤伐夏，格于皇天。诸葛亮《隆中对》，无过数十言，而汉用之，于是跨荆益而成霸业。”
沈尹默（1883-1971年），现代著名书法家、书法理论家。沈尹默早年学二王、文征明，后多临米黄，又精研汉魏名碑，各书体皆能，是为一代开宗立派之书家。其楷书承魏碑面貌，结体灵动变化，用笔劲健爽利，笔墨清润古雅。所书《隆中对》结体庄重匀称，用墨凝练清雅，行笔严正洒脱，整体一气呵成，酣畅淋漓，表现出沈氏晚年的娴熟技法与沉厚气韵，把诸葛亮隆中对策之时奇谋在胸，壮志在怀的风发意气展露无疑。
白帝城位于今重庆市奉节县东八里旧城内，公元223年，蜀汉先主刘备薨逝并在此向丞相诸葛亮托孤。鞠躬尽瘁句出自诸葛亮《出师表》，“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现代娄师白“白帝城图”立轴，乃娄师白游历川渝名胜后，来到成都武侯祠，感受到蜀汉先主刘备与诸葛武侯当年英爽赫奕，如今仅祠庙犹存，叹其种种随身死而俱泯，而仅此遗庙供人拜谒，千载如生，当下思如泉涌，挥毫写就。画作用笔柔和圆润，前景用中锋勾勒轮廓，后用色湿染。山石以宽皴加湿笔墨染写就，后景以较淡的湿笔渲染柔化，画意清丽旷远，颇得宋画遗风。通观此画，遥峰浮云间，孤帆逐浪，山峦叠嶂。峭壁耸立处，林木丛密，遗庙犹存。与杜诗《上白帝城》中“白帝空祠庙，孤云自往来”之意相得益彰，暗含高远孤独之感，显示出作者对刘备临终托孤，诸葛亮受遗作相，先主授之无疑，蜀相处之无愧这一史事的怀古幽思。
明佚名“诸葛武侯出师图”立轴，图绘诸葛亮头戴纶巾，身着轻袍坐于轮车之上，神态沉静，指挥若定。行从众多，均骑于马上，旌旗飘扬，气势撼人。史载诸葛亮五出祁山进行北伐，图中所绘山峦起伏之地应为出蜀道路。畫技娴熟，气韵瑰丽，中景紧密，山石松木以青绿细笔点染，山峰蜿蜒叠嶂，节奏流动，构图整体呈现晚明时期的典型风格，盘旋曲折，意味深长。
诸葛亮《隆中对》中曾提及“天下有变，则命一上将将荆州之军以向宛洛，将军身率益州之众出于秦川”，两路出兵，北伐曹魏。然而是时关羽已殁，荆州亦失，先主病故白帝城。北伐之行以弱对强，以寡敌众，以远袭近，以劳对逸。在公元228-234年间，诸葛亮共发动五次北伐战役，但均未取得重大胜利；而曹魏的几次反击也未成功，战事胶着，直至诸葛亮因积劳成疾，病逝五丈原终结。北伐虽然未竟，但诸葛亮在数次北伐中所表现出的殚精竭智，坚忍不拔的意志，及其对先主刘备和蜀汉政权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忠义精神却彪炳千秋，激励后人。
现代刘孟伉隶书联，联文曰：“一杯土尚巍然，向他铜雀荒台，何处寻漳河疑冢？三足鼎今安在，剩此石鳞古道，令人想汉代宫仪。”末尾钤二方印，上为朱文篆书，文曰“寐叟”；下为白文篆书，文曰“刘孟伉”。此联现位于汉先主刘备惠陵寝殿，“千秋凛然”匾下，语出唐刘禹锡诗《蜀先主庙》：“天地英雄气，千秋尚凛然。”联文为清代完颜崇实（1820-1876年）所撰，其在武侯祠亦留下另一咏颂刘备诗联，文曰：“使君为天下英雄，正统攸归，王气钟楼桑车盖。巴蜀系汉朝终始，遗民犹在，霸图余古柏祠堂。”
刘孟伉（1894-1969年），现代诗人，书法家、篆刻家。曾任四川省文史馆馆长。书法遗迹在巴蜀甚多，为人珍视。此幅用笔遒劲稳健，方圆兼具，气象古朴浑厚，结构方正匀称，线条简洁端美，整幅意蕴高古浑厚，完整地契合并烘托出惠陵寂静萧肃的氛围，意胜于笔，情与境交融融合，极具功力。
现代范曾行书蜀相诗轴，《蜀相》乃杜诗名篇之一，诗意自出机杼，情感凝练炙热，是杜甫入蜀后的典型作品。《唐宋诗醇》卷十五评《蜀相》诗曰：
老杜入蜀，于孔明三致意焉。其志有在也。诗意豪迈哀顿，具有无数层折。……此为谒祠之作，前半用笔甚淡，五六乃写出孔明身份，七八折转而下。当时后世，悲感并到……刘会孟日：一字一泪，写得使人不忍读。故以为至。
对于壮志未酬者，它既是颂辞，又是挽歌。此诗借游祠凭吊，表达了对蜀相诸葛亮忠义及才智的称颂以及对于他出师未捷身先死，赍志而殁的叹惋之情。
范曾此书通篇章法缜密，线条遒逸舒展，结体庄重匀称，用墨厚重凝练，行笔洒脱激荡，整幅意蕴高古浑厚，一气呵成，酣畅淋漓，表现出书家的娴熟技法与沉厚气韵，与杜诗中豪迈沉雄的千年一慨深深契合，是范氏行书中的佳作。
四、谒庙怀古
今日的武侯祠，古柏森森，曲径通幽，游人如织。步入祠内，随处林立的碑刻与悬挂的匾联镌刻着历代文人对于三国峥嵘岁月及诸葛武侯的深切追忆，也记录下了见证武侯祠变迁的点点滴滴，让今人在拜谒祠庙的同时，亦能感受到“龙虎风云际会场，苍烟古柏汉祠堂”的沧桑韵味。
唐蜀丞相诸葛武侯祠堂碑，简称“唐碑”，镌立于唐宪宗元和四年（809年），裴度撰文，柳公绰书，鲁建镌刻，此三人皆为各自领域的名家，因此此碑亦被称之为“三绝碑”。
唐元和二年（807年），武元衡接任西川节度使，入川整治之前叛乱平定后留下的乱象，成效显著。元和四年（809年）二月末，他率其僚属二十七人在成都武侯祠拜谒诸葛亮，事毕，安排属下裴度撰文记事，刻建了这通石碑。
此碑的内容，主要是赞颂诸葛亮的“事君之节，开国之才，立身之道，治人之术”，缅怀蜀汉遗德，感慨当世之政。碑文作者裴度，是唐代中期杰出的政治家、文学家，主张任人唯贤，坚持与权奸、宦官、藩镇割据势力斗争，平定淮西叛乱，辅佐唐宪宗实现了“元和中兴”，后又历经穆宗、敬宗、文宗三朝，一生“累为奸邪所排，几致颠沛”，却能“出入中外，以身系国之安危、时之轻重者三十年”，其风骨品格，颇有诸葛武侯之遗德，因此也不难体会此碑文中言辞恳切之意，惺惺相惜之情，汉唐贤相之风，古今一脉相承。
自唐碑刻建后，不断有人在碑的正面、碑阴的空隙处及碑的两侧题记赋诗。现存历代题刻十六则，分题诗、题跋、题记三种，其中唐人四则，宋人六则，明人四则，清人二则。目前此碑位于武侯祠大门与二门东侧碑亭中，有砖砌碑亭保护，雄伟肃穆。
唐碑之上的历代题刻，大多是到蜀中任职的官员前来拜谒武侯祠时所留，有的感叹“三绝”之精妙，有的追忆蜀汉之风貌，有的记录碑刻及祠宇之沿革，如此种种，都如锦上添花，为唐碑不断注入更为持久更为厚重的生命力，丰富了它的观赏价值、文献价值和文物价值。
明诸葛武侯祠堂碑记，亦简称“明碑”，镌立于明嘉靖二十六年（1547年），撰文者张时彻，书者不详，成都府同知高登立石。
嘉靖二十六年（1547年），张时彻担任四川巡抚。初至成都，张时彻依惯例拜谒武侯祠，并下令对其进行维修。同年八月，武侯祠修缮完毕，张时彻亲自撰写了《诸葛武侯祠堂碑记》碑文。
碑文介绍了武侯祠的历史面貌及渊源沿革，同时历数刘备的奋斗历程，感怀蜀汉基业的创立，并一再强调蜀汉政权的正统地位，歌颂刘备、诸葛亮这对明君良臣的千古典范，崇敬之情，溢于言表。
明朝初年，蜀献王朱椿就籓成都，在参观武侯祠后，认为“君臣宜一体”，故将昭烈庙与武侯祠合并，意为突出君尊臣卑的正统礼仪，但无奈“观者不察”，百姓反而把改建后的刘备庙称为武侯祠。嘉靖二十一年（1542年），时任四川巡抚王蘖谷奉请蜀王，认为“侯之功德大矣，不专何崇，不崇何称”，于是在浣花溪梵安寺（今草堂寺）旁又建起了一座武侯祠，但并没有得到世人的承认。嘉靖二十六年（1547年），巡抚张时彻再次重建刘备庙宇，使之焕然一新，并写下此碑文，虽然内容是以纪念蜀汉皇帝刘备及其庙宇的历史沿革为主，但仍以《诸葛武侯祠堂碑记》为名，足见诸葛亮在张时彻及世人心目中崇高的地位。
攻心联，为清人赵藩于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所撰，现悬挂于诸葛亮殿堂前正中。上联：能攻心则反侧自消，从古知兵非好战；下联：不审势即宽严皆误，后来治蜀要深思。
这副对联可以说是闻名遐迩，深入人心，其核心即在于“攻心”与“审势”。《三国志·蜀志·马谡传》裴松之注引《襄阳论》，马谡在与诸葛亮的交谈中道：“用兵之道，攻心为上，攻城为下；心战为上，兵战为下。”他主张运用计谋瓦解敌人斗志，收复敌人军心，以达到不战而屈人之兵的效果。建兴三年（225年），诸葛亮七擒七纵孟获，使其心服，便是“攻心”战术的最好实践。“审势”，即审时度势，指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才能制定出适用于实际的执政策略，如若不然，太过宽松或太过严格，都不是良策。
赵藩此联，是针对当时四川总督岑春煊一意施行苛政而作。清朝末年，政局混乱，民不聊生，义和团起义四起，时任四川总督的岑春煊采取高压手段对义和团进行残酷镇压。当时代理四川盐茶道官职的赵藩多次劝谏岑春煊未果，心中抑郁，在武侯祠中寫下此联，借古喻今，希望通过宣扬诸葛亮的用兵理政之道，使“后来治蜀”者有所思考与领悟。不久后，岑春煊来武侯祠游玩，见此联后若有所思，之后便在镇压上有所收敛。
1958年，毛泽东游览武侯祠时，在攻心联前驻足良久。1972年，刘兴元调任四川省委书记，赴任之前毛泽东嘱咐他，到成都后先去武侯祠看这副楹联。攻心联承载着诸葛亮智慧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底蕴。
除上述几例碑刻楹联外，古往今来，多少文人墨客、达官显贵在拜谒武侯祠时刻诗于石，书匾撰联，现已无法统计。如今遗留下来的碑刻，或谒庙怀古、纪事赋诗，或考证祠庙沿革和人物背景，或书录前人诗文以念往矣，无论是从内容上的文献价值还是书法上的艺术价值，都令人称道。一字一句，一笔一画，见证了武侯祠从古至今的沧桑变迁，同时也升华了这座古老祠庙的历史意蕴，如同园内的苍苍古柏，翠郁坚挺，历久弥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