省文化遗产调研组来枝江市博物馆调研

郭的非

摘要：在目前文化遗产学的学科建构中，文化遗产调查尚未形成完整独立的方法论体系。博物馆作为文化遗产调查的主要参与者，其开展调查的思路和模式更加值得探讨。成都武侯祠博物馆主持的全国三国文化遗产考察项目，是第一次在全国范围内对三国文化遗产进行完整梳理。目前已基本完成四川省内绝大多数地区的相关调查，完成了成都地区、巴中地区、泸州地区三国文化遗产点位资料整合，明确三国文化遗产的调查对象，完善调查记录体系，完成调查报告的撰写及口述史材料的收集整理，为后期调查打下了基础。

关键词：博物馆；文化遗产；成都武侯祠；三国文化

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近年来文化遗产越来越受到关注，文化遗产的保护利用以及相关文化产业的开发正逐渐成为地方经济发展的重要驱动力。博物馆开展与主题内容相关的文化遗产调查，对于博物馆业务工作的拓展有着重要的意义。然而，有效的调查工作需要观念、方法上的调整和准备，现结合成都武侯祠博物馆全国三国文化遗产考察项目情况，粗谈一些感想和思考。

一、博物馆文化遗产调查的基本问题

博物馆开展文化遗产调查涉及到文化遗产调查体系本身的特点，以及博物馆应该如何调整视角和认知，真正以组织者、参与者的身份融入到这个体系中来。

（一）博物馆调查与文化遗产的认知

博物馆开展文化遗产调查同其他调查工作一样，主要涉及主体、对象、目的三大要素。博物馆是调查主体，主体的性质对调查对象和目的起决定作用：大型综合性博物馆涉及面比较广，往往会针对不同类型的文化遗产开展相应专门调查；而专门性博物馆研究方向比较专一，会对特定类型文化遗产进行细致调查。这其中涉及两个问题：

一是当前博物馆开展文化遗产调查工作普遍重视文化遗产的发现，资料的整合、研究等，但博物馆不仅是研究、保管机构，同时也带有展示宣传和社会教育的功能。如何让调查收集到的文化遗产生动地展示在人们面前，这方面的思路和方法还很欠缺。

二是博物馆开展文化遗产调查往往在对象上有所选择，针对某种类型的文化遗产开展具体工作，这就需要我们尽可能去把握文化遗产的内涵和分类。

1972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通过了《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把文化遗产界定为“文物”、“建筑群”、“遗址”三个类别；2003年又通过了《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相当于把“非物质文化遗产”作为一个类别对文化遗产的内涵进行了补充，使得对文化遗产的界定基本形成了“物质的”和“非物质的”两大类别，这种分类长时间内主导了国内文化遗产研究的走向。此外，1992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提出了“文化景观”的概念，指向文化与自然相融合所形成的一类遗产类型。这种类型不能简单以“物质的”或“非物质的”来定义，亦被普遍认可为文化遗产的一个独立类别。

这样的定义和分类方式在国内研究中得到了一些解释和延伸。有的学者将其综合为“有形文化遗产”、“无形文化遗产”、“自然遗产”三类；也有人认为在“物质文化遗产”、“非物质文化遗产”、“文化景观”之外，“文化线路”、“产业遗产”、“文献遗产”也应该是文化遗产学的研究范围。文化遗产所处的环境、风貌以及人类生活方式和文化生态也受到关注，被认为是研究文化遗产本体必不可忽略的关联因素。

相应地，针对这些分类研究也出现了质疑的声音和不同见解。有学者认为文化遗产的内涵不断地被扩展，反而使其本质越发受到忽略，让人难以真正解读。这确实是一个现实问题。一方面，文化遗产涵盖的范围越来越广，很多地方为了推进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发展，开发甚至建造了不少“假遗产”，或是在文化遗产调查中概念不清，没有认定文化遗产的明确标准；另一方面，文化遗产自身繁杂的分类中常有重复、混淆现象出现，如大家普遍认可的“文化景观”一类，在《世界遗产名录》中却独立于“文化遗产”、“自然遗产”、“自然遗产与文化遗产混合体”而单独出现。面对这些问题，有学者认为鉴别文化遗产的关键是要把握文化遗产的基本特征，并以“历史性”、“艺术性”、“科学性”、“纪念性”加以概括；也有学者认为问题的根本还是在于分类的标准，并以不同层级标准为纲重新提出了遗产分类的初步设想。

从这些情况来看，目前我们对文化遗产界定标准的认识还很模糊；对文化遗产的分类建议也很多，但明确的、受到普遍认可的分类体系尚未出现。因此，博物馆开展文化遗产调查，必须要有一个自己的认知，确定要调查的目标范围。

（二）文化遗产调查与考古调查

从目前的情况来看，博物馆由于本身特性以及学科发展状况，其开展的文化遗产调查工作基本还是属于考古调查。文化遗产调查与考古调查有明显的共性。在调查对象上，遗迹、遗址等文化遺产范畴也是考古调查和考古学研究的核心对象；在调查性质上，二者都是在资料整合基础上进行研究，并且在观察已有资料之外，都有一个发现新事物的过程；在调查程序和方法上，文化遗产调查实质就是参照了已发展得比较成熟的考古调查体系而展开。

文化遗产调查也有其自身的一些特点。首先，文化遗产涵盖的领域广，文化遗产调查在方法上必须是多学科的综合运用。在物质文化遗产领域，考古学、建筑学等学科的方法用的更多些；而诸如人类学、民族学、社会学、地理学等学科的理论方法则在民间艺术、民间工艺、传说故事等非物质文化遗产调查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其次，文化遗产调查不仅关注遗产本体，同时也关注其产生的背景和当下的处境；在调查目的上不仅重视研究遗产本身，也关注保护和传承、整合和开发。再次，文化遗产调查特别是以博物馆为主体的调查，还要思考如何将文化遗产的特点和魅力展示给普通大众的问题，让看似“高冷”的学术以亲切的形式走向社会。此外，考古调查始终是以物为核心的，而文化遗产调查面对的对象时常具有鲜活的生命力，这不仅指艺术、技艺等非物质文化遗产，一些非遗形式的文化形态，是附着在或者是根源于某种物质文化形态的，每一种物质文化形态都伴随着相应的非物质文化形态，“物质性”和“非物质性”之间并没有绝对的隔阂。

文化遗产调查与考古调查在某些热点问题研究上也有着紧密的联系，两个体系相互影响和融合，代表并引领着学术研究视野的开拓和方法的发展。如“文化线路”研究，在文化线路的调查中，考古学区域文化研究、聚落考古研究的方法和成果都极为关键。再如少数民族民间艺术调查、村寨调查以及口述史调查，这些调查所展现的历史故事和文化变迁，把历史从“高堂”拉回到了普通大众之中，让历史重新成为所有普通人共同创造和拥有的历史。

（三）文化遗产调查的基本理念

文化遗产学是一门交叉学科，也可以说是一门基础综合性学科，考古学、艺术史、技术史、理化学科、建筑学、地理学、博物馆学、规划学等不同学科在文化遗产研究、展示、利用等方面起到不同的作用。在自身尚未形成明确规范的调查方法体系之时，必须参照、借鉴发展得较为成熟的其他相关学科调查方法，针对调查对象的具体类型，获取较为可靠的信息。

文化遗产调查必须重视信息（数据库）的真实性、全面性。这其实本质上还是一个调查方法的问题。这些信息是否真实、能否做到尽量全面，关系着其价值能否真正实现。这就提出了两方面的要求：一是调查者必须针对调查对象的性质和类型，科学利用相关学科调查方法；二是调查者即便无法做到对多学科知识的精通，但也要保持广阔的视野和多学科的学术敏感性，针对调查对象组建调查团队，尽可能全面地搜集信息和展示信息。

二、成都武侯祠博物馆

全国三国文化遗产考察的思考

成都武侯祠博物馆主持的全国三国文化遗产考察项目，是第一次在全国范围内对三国文化遗产进行完整梳理。四川地区的调查是本项目的重点内容，也是项目的先行尝试，目前已基本完成省内绝大多数地区的相关调查，完成了成都地区、巴中地区、泸州地区三国文化遗产点位资料整合，形成了《成都地区三国文化遗产调查报告（讨论稿）》。期间，我们对调查工作不断地进行思考和总结，在观念、方法和很多细节问题上都有不少收获。

（一）何为“三国文化遗产”

调查立项之前，我们就面临两个概念上的问题：“哪些是三国文化遗产”和“调查哪些三国文化遗产”。最初我们并没有先行提出一个准确的“三国文化遗产”的概念，而是通过一些类型上的区分和选择表明对调查对象大致的取向。这中间大致有三个关键的点：“三国”、“三国文化”和“文化遗产”，涉及到的是时代、主体和认证三个方面。

三国文化遗产首先指向的是三国时期的文化现象和遗存，这一部分遗存有较为可靠的给定年代，有纪年材料和相关考古学研究成果支持，如大邑县董场乡三国画像砖墓。同时，有一些遗存年代上并不属于三国时期，但明显同三国文化有密切的关系，如民间多有建造的武侯祠、张爷庙一类的祠庙文化现象。新津先主寺是纪念刘备的祠宇，早在清代初年就已存在，康乾两朝相继进行维修，新中国成立后被改建为电影院和学校，1990年代恢复为先主寺，现仅存先主殿和钟楼两处清代建筑。青白江武庙是纪念关羽的祠庙，始建年代不详，清嘉庆年间迁建于现址，现存建筑时代多为清代，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也有一些遗存我们无法给定其较为具体的年代，但有文献记载、传说传承和故事流传。双流牧马山遗址，其名的来源由“蜀先主于此置籍田，牧马于此江中，俗因名牧马川。”根据《太平寰宇记》卷八十五等记载可知，相传为蜀汉屯兵养马之地，现建有“诸葛亮屯兵牧马山”雕塑。金堂火烧坡地势险要，周围农田密布，无遗迹可寻，当地百姓传说蜀军与魏军在此发生战斗，蜀军用火药和硫磺在坡上燃烧打击敌军，故得名“火烧坡”。还有一些文化现象明显是近现代开始出现，但其内容是源于并附着在当地浓厚的三国文化氛围之中的。此外，在调查对象的选择中我们还发现有一個保存现状的问题，保存尚好或仅仅稍有破坏的暂且不谈，很多建筑、遗物、古迹破坏严重、另作他用、迁建甚至现已不存，还有一些为近年所重建。

以上所提都是从时代和文化现象两方面出发调查主体所能囊括的范围，明显是调查所不能完全涉及的，必须要有所取舍，这就涉及到认证的问题。借用有学者以“普遍价值”、“国家主体”、“世界遗产”和“专家认证”来概括现代世界遗产体系之说，调查组从价值评判、文化主体、历史遗产等角度，通过内部讨论和专家论证去选择调查对象。一个点位有没有历史性，它反映的文化主体与三国文化是否契合，其现状有没有研究、保护和展示的价值，本质就是评判这些文化现象和遗存同文化遗产的“关联性”：文化遗产是文化现象的一部分，但并不是所有文化现象都能称作文化遗产。调查中我们发现，真正属于三国时期的遗存是非常少的，更多的是以同三国文化具有某种关联性的现象而存在。为了更好地把握“关联性”的尺度，我们在调查表设计上对于调查对象的类别、本身性质和年代都给予了说明的空间。这样的论证方式或许带有一定的主观色彩，从调查表上也能看出我们在调查分类上还存在盲点，如对非物质文化遗产关注度不够等。

（二）调查记录体系

我们的调查记录主要借鉴了考古记录的方法，以文字记录、测绘记录和图像记录为主，同时也根据实际情况作出了调整和改变。首先，调查中我们搜集了大量的口述史资料，除了文字记录以外，还经常性使用了影音记录的手段。其次，我们也认识到文化遗产所处的现代环境的重要性，包括地形、地貌、遗址相对高度、水流、土壤、植物、动物、交通、气候、矿产资源等内容，这些都和古代环境有所联系，也是现代考古学、民族学、环境学所关注的因素。此外，在关注文化遗产本体和其所处自然环境的同时，我们对文化遗产分布区域、分布特征以及文化遗产与当地人群关系也进行了调查，核心是文化遗产产生、发展和现存的人文环境。这一方面是为了更加全面地了解遗产信息，另一方面也出于保护文化遗产的考虑，去了解文化遗产的现实处境、它们的发展有什么压力、它们面对现代社会的冲击是否在内部发生了细微的变化。概括来讲，我们的记录内容主要便是“遗产本体”、“遗产背景”、“遗产生境”三个板块。

（三）调查报告

四川省境内的三国文化遗产考察已进入尾声，并已形成了《成都地区三国文化遗产调查报告（讨论稿）》，这份报告主要由“成都地区各点位调查详情”、“三国时期出土文物资料整理”、“调查情况综述”三部分组成。

将调查所得信息展示出来，是调查报告的基本要求。包括两个要点：一、信息的客观性和全面性。报告中的内容相当于原始资料，将为不同领域研究者所用，调查得到的数据资料必须真实地、不添加任何主观评判地放进去，这一点在口述史材料整理再现以及调查材料整合等方面尤为重要。二、科学的信息整合和原始资料保存。调查所得的所有材料必须经过一定程序的整合之后放入报告，目的是使报告更有层次感，如考古发掘之后的器物类型学研究和每个发掘单位独立的记录材料整理总结。文化遗产调查所得的资料非常繁杂，分属多个学科，同一批资料亦可为多个学科所用，在调查报告无法兼顾之时，原始资料保存则意义重大。

展示信息的同时，调查报告也是初步学术研究的结晶。一是调查报告本身，报告内容的编排很有讲究。在我们的报告讨论稿中，成都地区三国文化遗产各点位调查详情是以成都市目前行政区划为标准、分地区编排的，这一块也是我们现在讨论修改的重心。在地域因素之外，还可以参考的因素很多，比如时代（三国时期、其他历史时期）、遗产类型（物质文化遗产、非物质文化遗产、三国文化遗产调查表中所列类型框架）、关联性（有文献、传说等历史渊源、口述史调查、三国人物纪念场所、根源于三国文化的文化现象和非遗形式）、文化线路（古交通路线、河道、大型战争）、古行政区划等。考虑的因素不同，报告内容的编排也不同，而如何把这些因素融合在一起，就必须要在这些因素中分出不同的层级，哪些是首要参考的标准、哪些是第二级别和再次级参考标准，这些都需要合理的解释。二是调查报告的研究部分，我们在报告讨论稿中综述了成都地区三国文化遗产的现状和价值，对区域保护机制的建立提出了设想和建议，此外还对画像石和钱币等文物资料进行了专门梳理。在报告的修改讨论中，我们认为报告目前对成都地区三国文化遗产的分布情况、分布特征把握还不够充分，报告展示的宏观印象尚待清晰。

（四）口述史材料的收集

在四川省内的调查中我们发现，口述史材料占据着十分重要的地位。很多点位特别是川南地区的点位规模基本偏小、缺乏考古发掘的条件且少有文献记载，但这些点位多数同当地民间传说和民间故事联系紧密，百姓口耳相传。如宜宾江安县境内的“安远寨、孟获坟”、“古校场”、“大营盘、二营盘、三营盘”，这些点位都在同一村落，现存情况均较差，仅剩空旷的高台，周围为农田、树林，仅有少量文献记载，也多为内容传奇的故事。在调查没有发现任何遗物和遗迹的情况下，当地不同的村民却都能绘声绘色地向我们讲述每一个高台的名称来历，描绘着当时的图景。当地对诸葛亮有广泛的崇拜，逢庙则名诸葛庙，遇井必称诸葛井，形成了一种特别的民间氛围和文化景象。这些情况也让我们对类似口述材料的记录和整理面临着多重的考验。

首先，限于讲述者自身文化水平问题，一些当地村民的讲述逻辑十分混杂，没有前因后果，其语言为当地农村方言，让我们在听后的记录以及整理时对其语气、核心内容的把握都十分困难。

其次，講述者的文化程度、个人阅历、对具体问题的个人见解以及讲述者之间的互相影响都让调查工作充满了不确定性。一些讲述者在两次不同的讲述中可能讲出截然不同的故事；还有的讲述者在讲述过程中经过旁人的插话或提醒，当即就否定掉之前所讲内容而重新开始。这些情况下我们必须反复确认其所讲及来源，并不断调整采访的时间、地点、环境以及对话方式。

还有，由于文献资料极为匮乏，在调查中除去口述材料之外，我们获得的更多是图像资料，如调查点位及当地环境的老照片。在这些图像和口述历史的相互对应中我们极易陷入以图证史的经典陷阱：程式是滞后的，意义是飘忽的。我们所见的图像，并不一定就是当时的产物，可能是当时人借助了前人已有的程式；我们所见更多的看似与三国文化有关的文化现象，如诸葛亮崇拜、三国特色产业等，可能也早已不是古风传承的表现，而仅仅是现代生活方式和社会经济的侧影。当然，在处理口述、文字和图像的关系方面也已经出现了实验性的范例，值得我们深入思考。

口述史的局限固然存在，但它也为我们打开了崭新的视角。通过口述材料的采集，我们见到了不同于文献记载的鲜活历史，它来源于普通大众，充满了多样性，自身也蕴含着各种矛盾，而正是这些故事内容上的矛盾，使得我们见到历史作为一种集体记忆形成的过程。历史的真实是不可达到的，我们只能通过材料的累积去不断接近。历史记载本身就很难是全面的映像，求历史之“真”也只能是相对的。口述史调查让历史重新回到普通大众之中，如有学者所言：当一个社会成熟到人民大众都必须进入历史并成为历史的主人之时，历史研究才具有了真正的价值。历史研究也不能再固守在单一的文本解读的旧传统中战战兢兢，而应该打开大门，在绘声绘色的口述史中寻找历史的昨天、今天和明天。

因此，以博物馆为主体进行口述史调查，关键不是要依靠这些材料去复原、印证历史，而是把这些丰富的材料展示出来，拉近人们和博物馆的距离，这才是博物馆在口述历史中的价值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