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陵城 二十四 国祀视野下的大王庙
高秀丽
[摘要]清代，东河河道总督粟毓美是一位廉吏，又是一位治河专家。从治河名臣栗毓美到跻身河神之列的栗大王，完成了由人到神的升华过程。溯其根源，粟毓美的辉煌业绩彪炳史册，这正是纪念他的意义所在。
[关键词]栗毓美 宦海廉吏 治运能臣 金龙四大王 粟大王
清代，东河河道总督栗毓美一身正气，两袖清风，不畏权势，体恤民情。他既是一位廉吏，又是脚踏实地、勇于创新的治河專家。栗毓美宦海生涯四十年，兢兢业业，鞠躬尽瘁。他一生最大的贡献就是治理黄河，多次受到道光皇帝的褒扬和嘉奖，在官民心中具有很高的威望。1840年栗毓美以身殉职于黄河工地，因政绩卓著，治河有功，赐谥“恭勤”，晋太子太保，诰授光禄大夫，并“入祀京师名宦祠及山西乡贤祠，所任府州县请建专祠”。经同治、光绪两朝敕封为河神“大王”。济宁诸多庙祠祭祀栗公，并专建“栗恭勤公祠”，受到济宁世代人们的景仰。济宁的山山水水，沃野大地留下了栗公的足迹，他的辉煌业绩镌刻在济宁史册。本文就薛福成《庸庵笔记》中河神“大王”显灵，谈国家祭祀视野下的栗毓美入祀济宁诸多庙祠。
从治河名臣栗毓美到跻身河神之列的栗大王，完成了由人到神的升华过程。溯其根源，还是栗毓美的辉煌业绩彪炳史册，这正是纪念他的意义所在。
明清时期，为督促漕运，运道畅通始终与黄河治理息息相关。清初将治河定为三大国策之一，治黄利运保漕视为系关皇权安危、国计民生的大事。治理黄河历代统治者都是下了大功夫的，这也是令统治者十分头疼的一件大事。处于农耕社会的封建时代，由于生产力低下，在黄河的治理上，当人力无法抗御肆虐的洪水，人们认为只有借助超自然的力量——神的力量才能镇住水患。历代封建统治者自诩为“君权神授”“真龙天子”，标榜“天人感应”，以神权维护王权，“假天以治人”。人们对河神的崇拜，由最初的“河伯”到虚无缥缈的龙王，直至明清，才出现了由贤者真人即治河官员兵丁化身的“大王”“将军”，经历了相当漫长的演变过程。这是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信仰崇拜在文化上的反映，也是水神信仰文化上的一个转型。薛福成笔下的河神“大王”显圣
清代是笔记小说蔚为大观的时代，许多文人学士钟情于笔记小说，借以抒发作者的精神世界和思想诉求。晚清著名洋务派官员、近代中国早期改良主义思想家薛福成在他的《庸庵笔记》中有多篇河神“大王”显灵的记述。薛福成（1838-1894年），字叔耘，号庸庵，江苏无锡人。乡试副榜，早年为曾国藩、李鸿章幕僚。历任知府、道台、按察使。1889年-1890年，出使英法意比四国大臣。他是一位思想活跃、视野开阔较早接受西方近代先进思想和科学技术的官员。《庸庵笔记》是作者历时27年的一部见闻录。内容涉及晚清政治、经济、文化、社会习俗等方面，内中也有不少封建伦理说教、因果报应及荒诞不经之说。现摘录笔记一则如下：
《贾庄工次河神灵迹》
同治甲戌，河决贾庄，山东巡抚丁稚璜宫保亲往堵塞，以是年冬十二月开工，颇见顺手。而大王、将军绝不到工，至光绪乙亥二月问，险工叠出，用秸料至五千六百七十万斤、蒜料至二百七十万斤：十三日后，停工待料，与埽或蛰或走，或似呕吐。连日西北风大作，大溜自引河直射口门，万夫色沮。十五日午刻，口门里许，河水清忽见底，毫发可鉴。十七日，栗大王至。越日，党将军至。又明日，金龙四大王至。
二十三日以后，蒜料大集，各大王、将军亦云集两坝。二十六日夕南坝开工。二十八日，北坝开工。是日，金门中流忽浮黑鸭一对，游泳上下，几一时许，倏不复睹。河员谓系抱鸭将军，每遇堵口，出现最利。越日，复有虎头曹四将军端坐捆箱船上，形同绿蛙，而体较长，请入香盘，毫不惊跃。又有杨四将军者，状如蜥蜴，长只寸余，双眸怒突，遍体生花，从檐际跃入宫保帽中，遣官送至大王庙，行七八里伏不稍动，安坐供盘数日。三月初六日寅刻正，两坝合龙，然坝基尚未压到河底，河水自坝下渍涌而出，形势岌岌。初八日，雷雨大作，共言陈九龙将军至矣。是夜，雷雨不止，龙占打下丈余，随即添培高厚土柜，边坝一齐填压到底，即刻断流。盖人力无所不施，不得不借于神力也。闻河工凡见五毒，皆可谓之大王、将军，如蛇、蝎虎、熔蜍皆是也。然托于蛇体者为最多，但其首方，其鳞细，稍与常鳞不同。位愈尊，灵愈显，则形愈短……而鳞色璀璨，或忽然黄变为朱，朱变为绿，谓之换袍。或忽然死于盘中，谓之脱壳。其死蛇须送水滨，即白沉于河底，或数日后仍现于河干，盖其所附之蛇偶死，而大王实未死也。又有某大王在盘中，生数蛋而去者。此次大功告成，宫保即专折请加封号，奉旨金龙四大王封号，着礼部查照康熙二十三年加封天后成案办理；其黄大王、朱大王、陈九龙将军、杨四将军、党将军、刘将军、曹将军，着礼部一并议奏，并建立栗大王专祠，以答神庥云。
河神“大王”崇拜：国家祭祀的强化结果
上述笔记“大王”“将军”显灵，显然是一则活灵活现的神话故事，荒诞不经。在清代文人笔记里，不过是其中大同小异的一个版本。故事中唯一真实的是山东巡抚丁宝桢率员治河成功，为栗毓美修建专祠。今天的人们谈到这则笔记，相信大王显灵者恐怕没有几人，“不过有些现象也确实令人费解。例如曾在黄河工地供职60多个春秋、黄河水利委员会的老专家徐福龄先生在他的《河防笔记》中，这样写道：‘过去堵口时，凡出现了小水蛇，都认为是大王降临……是堵口成功的预兆，若堵口出现了将军，即被认为是堵口失败的不祥预兆……但过去堵口时出现了细短水蛇即所谓大王，确实有把口堵住的。出现了粗大的蛇，即所谓将军就易失败，过去一直是个谜。专家试图用人的精神作用和河床土质的好坏来解释此现象，似乎都难以服人。”不过我们不能忽略一点是以水蛇化身的“大王”“将军”信仰崇拜，在黄运流域产生的巨大影响。明清时期，人们对“大王”“将军”崇拜是我国民间兴起较晚的信仰。换言之，是我国封建社会晚期产生的一种新的民间信仰现象。朝廷和官员对大王将军诸河神崇敬有加，目的只为保障江南至京师的运输大动脉即京杭大运河的河道畅通无阻，从而保障封建国家大局的稳定。而对于更无保障的下层百姓而言，他们祈祷于大王将军诸河神，则不仅是舟船漕运之安，更多的是自己内心企盼平安富足的渴望。因而在北方地区黄运等河流域，朝廷百官、漕运兵丁、船夫舟子，举儿农夫、商贾、工匠乃至妇孺耄耋都到大王将军河神诸庙顶礼膜拜。所以说，河神“大王”的崇拜信仰，由于国家和民间相互塑造和影响，而更加深入民心。因国家祭祀的不断强化，最终成为国家祭祀的正祀之神。
奔腾不息的黄河，孕育了中华文明，被誉为中华民族的母亲河，但它桀骜不驯的性格，也给两岸人民带来了无穷的灾难，时而决口，时而改道。在有记载的2500多年的历史上，黄河决口1500余次，大改道26次，颠覆七个封建王朝的命运，六次淹没开封古城。从顺治至宣统的267年间，决溢漫口99次，其中嘉道年间17次，咸丰朝以后32次，可以说河患贯穿清代的始终。黄河中下游河南、山东、江苏一带是著名黄泛区，更是“三年两决口，处处是险工”。黄河两岸的人们祖祖辈辈生活在黄河岸边，细数哪家没有亲人葬身洪水。但是，他们就是相信黄河，膜拜黄河，他们信奉黄河里住着黄河大王，无论上至官员还是普通百姓，但凡见到河中水蛇，依其长短、粗细、颜色都能认得清哪是河神“大王”，哪是河神“将军”。“大王爷”就是心中的保护神。所以要建大王庙，用五牲供奉，认为只要讨得“大王爷”的欢心就会风调雨顺，国泰民安。
《庸庵笔记》还记述了不敬河神受到惩罚的故事。在“武员唐突河神”一文说，有总兵赵三元指着供案上的水蛇说：“此皆蛇耳，何神之有？言未毕，有蛇盘其颈，绕其背。”结果赵三元连连求饶，酬剧赎罪了事。另有某提督不敬河神，惹怒黄河大鼋发威，提督险些丧命。
还有更荒诞怪异的是“大王”“将军”附体。《庸庵笔记》“水神显灵”一文中说：1868年，李鸿章利用运河涨大水，淹溺捻军张总愚部，在薛福成笔下成了“大王”“将军”助李剿捻的故事。文中又说，1871年天津遭洪水，因河神助力水退。官员演剧两月酬谢河神，时任直隶总督李鸿章提议“与其耗之演剧，不如赈济灾民”。一戏子附体，直名李少荃不讲情义，“戊辰之役（指1868年剿灭张总愚部），我出力不少，灭贼成功，得有今日。”在江苏《沛县志》中，同样也记述了丁宝桢在侯家林工地治河，有役夫祁姓者附身，斥责河员敬神不周，拆腾河员的故事。
河神“大王”以水蛇形象现身，对官民的心理缓冲作用是不言而喻的，在国家祭祀礼仪中崇信有加，官方祀神求报于“神人互通”的心理与民间无异。由于河患频发，险工迭出，几乎每个险工都会出现“大王”“将军”的身影，国家祭祀推动了民间信仰崇拜的狂热，它对于促进治河的成功更具现实意义。
“河工告竣后，官员奏报显圣事件，祈求皇帝敕命为神，共同的心理诉求使治河现场成为国家与民间互动的场所。在传统的‘天人感应影响下，皇帝拥有与‘神沟通的独特优势，而神灵的一再出现，也昭示‘天命所在。国家以敕建庙宇、颁发匾额、赐予封号等形式祀神报功，祭祀成为皇帝向民众施恩的工具。”正是国家祭视的不断强化，官方成为推动信仰传播的重要力量。
从栗毓美到栗大王：由人到神的升华
从《庸庵笔记》河神显灵一系列故事，可以看到人们对河神“大王”“将军”的信仰，可谓虔诚之至，五体投地。其实这些所谓的“大王”“将军”，有的就是治河有功的官员兵丁化身。人们的狂热崇拜和虔诚的信仰充分表达了对治河功臣质朴而真实的感情。正是这些化身的“大王”“将军”生前同广大兵民抗御洪水堵塞决口，他们在洪水肆虐的生死关头，勇于担当，冲锋在前，甚至还献出了自己的生命，栗毓美就是最具代表性的例子。
栗毓美身为河道总督，官居二品大员，抛筑砖堤时，一马当先，始终与广大兵民奋战于抗洪抢险第一线，终日立于浊污泥淖之中。遇上大雨如注，要不分昼夜加筑两岸大堤，当砖坝还未压实堤底，栗毓美与兵丁民夫时刻都有被洪水冲走的危险。可以设想当年一位头戴斗笠，身披蓑衣，打着赤脚的二品大员，率兵民抗洪抢险那惊心动魄的场面。栗公身为河督，不仅身体力行，亲临一线，身先士卒，还是爱民、为民、勤民的榜样，而且在精神上给民众信心、安慰，给民众精神支柱。栗公深知肩负千斤重担，只有齐心协力，一鼓作气筑坝才能成功。
当我们翻阅道光帝朱批谕旨，每每看到“稍有延误，重治其罪，决不宽贷。”“朕惟该督是问！”这不仅仅是事关个人名利，而且系关国家社稷的稳定和百姓的生命保障。栗毓美在与道光帝的奏折中多次表示：“臣所以不恤人言，不辞劳怨，力肩重任，为国帑民生计，不敢为一身一家之利害计也。”栗毓美早已将身家性命置之度外。“苛可以利国安民，必当身任其责。”“某一日在官，不忍一日不尽心民事。”这就是栗毓美为官司政的行为准则，也是栗毓美的思想境界。从中也展示了一个鲜明的道理：“有职则有权，有权则有责，失职即追责。身在其位，即謀其政。”这也是弘扬栗公精神的重要内容之一。职权品阶位同封疆大吏的栗毓美，不愧为清代能臣廉吏的楷模。
正是由于栗毓美与广大兵民奋战抗洪第一线，栗公治河形象深深铭刻在人们心中，故而才演化为“栗大王”的神话形象。因河神治水信仰的盛行，加之栗公以治河享有很高的威望，为他日后在民间和帝王心中奉为河神奠定了基础。再则栗毓美去世后，黄河连年决口，这一背景为他成为河神提供了契机。1841年黄河于祥符决口，人们联想到栗公生前连续五年“河不为患”。面对此情景，人们渴望栗公的英灵继续庇护他们，为他们祈福。正是在这双重影响下，栗公得以走上神坛，成为人们崇拜的河神。从栗毓美到“栗大王”完成了由人到神的升华，这无疑是广大民众对躬耕黄河一代能臣的褒奖和怀念。
栗毓美入祀济宁诸多庙祠
栗毓美在济宁任河道总督，任内尽职尽责，呕心沥血。史载：“未署披衣，中宵索烛，几乎寝馈俱忘。”堪称“实心实力，卓为河臣之冠。”清代河道总督每逢二月二及黄河安澜霜降之后的九月都要到济宁河神总祠行礼上香。如遇河神大王出现还要举行迎送“大王爷爷”的仪式，总之河督要经常去河神庙祭祀。在洪灾之时，去河神庙祭祀，以求河神保佑堵坝顺利合拢。《清宣宗实录》就有连续五年栗毓美到河神庙祀谢河神的记载：“河东河道总督栗毓美奏报秋汛安澜，命诣河神祀谢，并下部议叙。出力员弁，升叙有差。”黄河连续五年未决口，在驻济河道总督任职史上都是少见的。道光20年即将编修完工的《济宁直隶州志》将突然辞世但政绩卓著的栗毓美事迹收入志中，并为栗毓美立有1031个字的传略。在这一部浓缩精华的地方志中，所着笔墨之多都是少见的。相比之下，前任河道总督吴邦庆在济宁州志中仅留下了88个字的传略。
依据国家祭祀典的规定，栗公去世后入祀济宁诸多庙祠。由人到神，由治河名臣到河神“栗大王”，分别人祀不同类型的庙祠。入祀济宁报功祠。“报功祠原在南门外，原祀宋礼，康熙16年靳辅与中央奉神禹以诸贤配，乾隆39年姚立德（河道总督）增元明，国朝入祀总河杨方兴、朱之锡、靳辅……栗毓美”《济宁直隶州志》又载道：“名宦乡贤皆剧通志，国朝按察使宋荧……并总河栗毓美共7人补辑。”清代入祀地方报功祠，是对官员在某地尽职尽责并做出一定贡献的祠祭形式。清代在济宁任职的91位河督中人祀报功祠者23人。而入祀京师名宦祠的河道总督，清代仅有5人，栗毓美为其一。
山东济宁位居京杭大运河枢纽地位，明清时期是大运河沿岸城市七大商埠之一。从1644年清朝建立，在此设置全国最高水利机关河道总督衙门——总督河道部院署。其问于雍正七年（1729年）总河一分为三，东河河督衙门历时173年，总督91任，76人。到1902年，驻济河督衙门裁撤，共计258年，河督112任，91位官员。真正在河务上卓有贡献者不过朱之锡、靳辅、栗毓美等数人。清代河道总督任职者133人，被敕封为河神“大王”的仅有两位河督：朱之锡（朱大王）、栗毓美（栗大王）。栗大王是清代乃至中国历史上敕封的最后一位河神，可见栗毓美治河贡献之大，事迹感人之深。栗毓美去世后被封为河神，是对其生前治河功绩的最高褒奖。以下就栗毓美人祀济宁水神诸庙作以简介。
河神总祠
当年，河神总祠位置在南城门外东侧，运河北岸，坐北面南，约今百货大楼迤南。清康熙六年（1667年），河道总督杨茂勋修建。此庙是济宁城区同类祠庙中，规模最大的一处，也是清代驻济漕、河两方面的官员定期祭祀水神的主要场所。又因人们曾在此举行“迎送大王”的活动，因而，民间俗称此庙为“大王庙”。
庙门前，分列着高约2米的石狮和旗杆石础各一对。门楼内，高悬竖写的木雕楣匾，蓝底金字“漕河神庙”。门内前院、左右各建配房3问，内存放“龙王”出巡时所用的旗幡、伞扇、仪杖、辇架等物。前院正中是砖雕牌坊式仪门，过了仪门，即是后院。
后院建东、西配厅各3问，厅内供祀历代治河名臣的木雕牌位，都是金边红漆金字书写，如马之贞、宋礼、白英、朱衡、潘季训、李化龙、靳辅等。1840年，栗毓美去世后，奉朝廷之命：“济宁州奉木主祀于大王庙及任城书院”。自此栗公牌位供奉庙中，与其他治河名臣祠祭享祀，
以示感念他们的治水业绩，永世不忘。院后部正中建大殿5间，高大巍峨，硬山式，五条脊。主脊砖雕龙风，中嵌走兽宝瓶，十分壮观。殿内泥塑彩绘描金龙君坐像，冕流袍服，高约3米，相貌严肃威猛。像左侧另有形体高约2米的彩绘木雕坐像，用于节日乘辇出巡。
金龙四大王庙
明朝中后期，官方和民间竞相修建大王庙，遍布各沿河城市、乡间和码头。山东运河城镇的庙祀之风尤为浓烈。济宁的金龙四大王庙宏阔壮伟，成为南来北往各色人等争相谒拜之处。据明朝大学士陈文“重建会通河天井闸金龙四大庙碑”记载：济宁州城南东去五十步的运道上，“旧有金龙四大王庙，凡舟楫往来之人皆祈祷之，以求利益。岁久颓毁。漕运总督石璞、参将汤节让卫、州僚属及义士捐资更新。正统十三年（1448年）十月三日动工，至腊月庙成。从这篇碑记观之，济宁的金龙四大王庙早于朝廷景泰七年（1456年）敕建于沙湾的金龙四大王祠。沙湾位于山东运河重镇张秋，沙湾金龙四大王祠是官方公布的山东第一座大王庙。而济宁的四大王庙是我国建造最早的金龙四大王庙之一。
金龙四大王庙后经历代修葺，规模不断扩大，宏伟壮观，形制古朴。大殿建筑硬山式，卷棚顶，青筒瓦。“殿内正中砖砌雕花神台之上，塑有金龙四大王坐像，顶盔挂甲，彩绘描金，右手持宝杵。像高约两米，威猛异常，双目炯炯，栩栩如生。”神象两侧早年间有河神大王将军神像陪祀，后依次排列神主牌位。清同治年间，在山东郓城侯家林工次之后，栗毓美被敕封河神“栗大王”，奉神主牌位附祀金龙四大王庙。从同治十三年至光绪五年，被皇帝屡屡加封，五年内加封三次。光緒五年加封“诚孚普济灵惠显佑威显栗大王”，栗毓美是中国历史上受皇帝加封河神的最后一人。此庙香火极盛，香客络绎不绝，表达了官员百姓对河神即治河功臣的感恩之情。
龙神庙与栗恭勤公祠
龙神庙在大闸口河北街最东端与既济巷西首相通处，系明代万历年间工部尚书舒应龙总河移建于此。该庙坐东面西，山门前有石碑数幢，大殿硬山式三开间，高大宽敞，前面12扇风隔门，雕刻剔透，精美别致。大殿内正中有龙君坐像，前有将军神像四尊，分列左右。塑像都是彩绘描金泥塑，形象威猛，十分生动。塑像多系明代塑造风格，与清代判然有别。龙神庙与紧邻既济巷西首路北的“李公祠”（乾隆年间河道总督李清时专祠）“栗恭勤公祠”后为一处祠堂。祠堂大门为砖雕牌坊式三问，院内原有北厅堂三问，奉祀东河河道总督李清时的塑像，早年间毁于火灾。另有厅堂三间，前出厦，结构典雅，厅内正中彩塑清道光年间治河名臣栗毓美塑像。《济宁直隶州志》：栗恭勤公祠在龙神庙内东楼祀总河栗毓美，道光20年知州徐宗干同州人立。栗毓美塑像头着顶戴，身着袍服，相貌威严，该庙香火祭祀直至民国初年。民国初济宁周边屡遭洪水，南部邻县水势可平地撑船，百姓祈求河神庇护，故而香火不断。
从国家祭祀视野下的栗毓美享祀济宁水神诸庙，可知清代对河道总督功勋卓著的治河名臣进行全社会性的自上而下的祠祭，这一措施的施行，大大调动了河道总督为国建功立德的积极性，保障了运河的畅通。可以说，河政是清代稳定和繁荣最重要的基石，而祠祭河督则是河政得以有序执行的重要保障。
栗公业绩在济宁光耀千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