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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之望　张嵋珥

自公元514年，伍子胥奉吴王阖闾之命“相土尝水，象天法地”，构筑大城苏州于江南原野，这拥有独特地理和文化环境的苏州，就成为江南的一座文化重镇。

苏州在晚清政治、经济、文化中的地位十分特别，文人众多，考取功名的也多，多到可把文化优势转化成为政治优势。苏州出了不少朝廷高官，仅光绪年间就有潘祖荫、翁同穌和两位苏州籍军机大臣。还有苏州出的考官多、学政多，担任考官就意味着学生多，政治、文化影响力就不可小视。

苏州又为江南地区的中心城市，人才自然会向苏州聚集。苏州籍潘祖荫、翁同穌、冯桂芬、吴大激、顾文彬、彭慰高等人，与寓居苏州的张之万、沈秉成、李鸿裔、盛康、杜文澜、俞樾、吴云、杨岘、吴昌硕、郑文焯等文人，一度成为了那个时代的文化繁荣发展的推手。硕学鸿儒，荟萃其间，晚清时期苏州文化艺术高度繁荣，影响深远。这种局面是苏州本地文人和寓居苏州的文人共同创造的。

苏州过云楼至今秘藏着这批名人学者的尺牍、手稿而从未公开，让我们一起回溯、重温那个人文荟萃的时代吧，这次我们要展读的是晚清寓居苏州的大书法家杨岘先生的尺牍（见图1-图4）。

一、杨岘尺牍的原文及译文

原文一：

昨奉惠教并王君大著读悉，弟衰废久矣，何能与大名士识面？恐王君误记耳，且旧学已荒，经史皆束置高阁，又能测王君学问根柢乎？老弟当师阜之，可知是第一流人！

属塗之件，埘上不须润也。近来贱躯多病，懒于握管，率尔布肥，不尽欲白，即颂韻樵仁世兄吟祉。

杨岘顿首

原文二：

竹石宪台左右：昨写陶堂封面，仲英见之嫌太瘦，然鄙意摹礼器碑阴，礼器本无肥笔也。

书签一大一小合式否？恤诵、碑就等碎目似不能另书封面，亦不能另书签，盖高陶堂遗集五字已包括矣。

若于封面后又一恤诵、碑軌等封面，固无此理。签后又一恤诵、碑軌等签亦无此式也。乞酌示或更书皆可，此请台安。

老庸叩头状

十九日

译文一：

昨天看了您的来信及拜读了王君先生的大著，知道你们想要来拜访我。可我年衰体弱，已很久不搞学问了，确实没有欲与大名士王君先生想认识的意愿。恐怕是王君先生被我早先的虚名所误导，我现在旧学已经荒废了，原先研究用的经史书籍已束之高阁不碰了，真的不可能和王君先生见面交流一次就窥测到他学问的深浅。我认为你老弟倒可以拜他为师，他确是一流的人才啊！

嘱咐我写的书法作品附在给您信一起，润笔费就免了。近来我身体不好，经常生病，懒于动笔写作，草率地写上几句给你复信，也是言不达意，祝颂您韻樵仁兄幸福安康。

杨岘叩首

译文二：

尊敬的竹石长官大人：昨天把您嘱托我写的《高陶堂遗集》一书的封面已写好，陈文騌先生看到后，认为我所题封面上的字写的太瘦。然而我的意图是摹仿礼器碑阴的字体，礼器碑上的隶体字，是没有用肥笔写成的。

《高陶堂遗集》共八卷，含《陶堂志微录》五卷、《遗文》一卷、《恤诵》一卷、《碑仇》一卷。你要求每个部分都题写书签，这种大小不一的书签用在一起不一定合适。像《恤诵》《碑仇》等零碎卷是不能够另书封面的，也不能单独另写书签。因为我题写的《高陶堂遗集》五字的封面，已把其八卷的内容都包括在内了。

如果此书在我写的《高陶堂遗集》封面后，又出现一个《恤诵》或《碑仇》等封面，则是无此道理的。如果我把《高陶堂遗集》五字写成书签，那后面又出现一个《恤诵》或《碑仇》等书签，这种形式也是从来没有的。

希望你考虑我的意见后给我回复，或要求重写都是可以的。在此恭祝兄台安康。

老弟庸斋叩首

十九日

二、杨岘的书法及尺牍中人物

（一）杨岘的书法艺术

杨岘（1819-1896年），字庸斋、见山，号季仇，晚号藐翁，自署迟鸿残叟，浙江归安（今湖州）人。咸丰五年（1855年）举人，曾人曾国藩、李鸿章幕中，参佐军务。50岁后负责海道漕运事务，官至盐运使。其间曾任江苏松江知府，因得罪上僚被劾罢官，此后即寓居苏州，读书著述。

杨岘的书法属于北碑派，曾拜臧寿恭为师学习书法，精研隶书，于汉碑无所不窥，名重一时。其隶书主要致力于《开通褒钭道》《石门颂》《礼器碑》。

他的隶书一反前人学汉碑均取其方正严密的习惯，对字形尽量采取上部紧密下部疏朗的处理方法。尤其是撇、捺及长竖等笔画，左、右伸展，波挑飞扬。他将汉碑的雍容端庄通过迅速的运笔和熟练的提按动作，形成一种犀利峭拔、活泼飘动、神采焕发的形象，而被人称为用草法写隶书。

杨岘的行书也风格鲜明，字形或瘦长，或方扁，或紧结，或离散，变化多端而力避平淡，俊逸飞动，一同于隶。

常用淡墨和宿墨创作，这在当时的碑学书法家中是少见的。

咸丰、同治时期，他的隶书最为突出，对晚清影响很大，声誉远播日本，世称“杨隶”。据载吴昌硕曾随俞樾在苏结识杨岘，从其学艺。

（二）尺牍中涉及的人物

1。竹石

即为朱之榛（1840-1909年），字仲蕃，号竹石，浙江平湖人，朱善张之子。以荫授官，补苏州府总捕同知、历以海运叙劳、晋秩道员。在江苏任官四十年，历署按察使十二次、布政使二次。

朱之榛号为能吏，被历任督抚所看重，尤其深得陈夔龙赏识。陈夔龙在其所著《梦蕉亭杂记》中对朱之榛十分赞赏：“平生自惭无才，而爱才若命。上任五行省，所共事寅僚不下数百人，就中才识，推平湖朱竹石观察之榛为冠。”

朱之榛于宣统元年（1909年）卒，其墓葬在苏州，墓志由叶昌炽撰文，吴昌硕篆盖。

2。陶堂

即为高心夔（1835-1883年），原名高梦汉，字伯足，号碧湄，又号陶堂，江西湖口县人。咸丰九年（1859年）进士，后官吴县知县。工诗文，善书，又擅篆刻。

高梦汉曾与同科举人、四川中江的李鸿裔一道拜谒曾国藩，为曾国藩所器重，延人幕府，参赞军事。但由于曾国藩军中幕僚甚多，高与众不合，常与其他幕僚发生争执，高梦汉感觉难展抱负，拜辞曾公。曾惜其才，遂写信举荐于朝廷权臣肃顺。

肃顺为高改名“梦汉”为“心夔”，人肃府为幕僚。高在肃顺身边，才能出众，声名鹊起，高被朝野上下称为“肃门五君子”之首。

在肃顺门下，高心夔二中进士，由于二次都记错诗韵脚，与状元失之交臂。进翰林院后，又被派往江苏吴县任知县。在任知县期间，高心夔尊贤任能，断狱公允，多有政声，且为人随和，颇有亲民作风。

高心夔学识渊博，精研小学，工诗，多拟魏晋之风，自成一家，尤好陶渊明诗，故自号“陶堂”。诗风沉雄峭拔，诙诡不测，是晚清诗坛中“鹰扬于楚蜀”的名家。王闾运《湘绮楼说诗》评其诗风曰：“高伯足诗少拟陆（机）谢（灵运），长句在王（维）、杜（甫）之间，中乃思树帜，自异湘吟。”李慈铭也称高为“实名士也，文学为江右之冠，己未、庚申两榜中人，罕能及之者”。

3.仲英

即为陈文騌（1840-1904年），字仲英，号寿民，又号南孙，衡阳市祁东县人。同治十三年（1874年）进士，为清朝宰相陈大受曾孙，封疆大臣陈辉祖孙子。

历官安徽候补道，光绪十年（1884年）任金华知府，十四年（1888年）调任杭州知府，十八年（1892年）调任台北知府，十九年（1893年）任按察使衔分巡台湾兵备道（正三品）兼提督学政。

陈文騌还是一位名重遐迩的涉台爱国诗人，其诗作载于《台湾诗乘》（连横撰）、《台湾诗录》（陈汉光编），著有《养福斋集》，编有《陈氏清劳录》。在台湾现存的旧志中规模最大的《台湾通志》（共40卷），就是由陈文碌在光绪十八年（1892年）主持倡修的。

台湾大学现存赖子清所撰《鹤洲诗话》一书中，对陈文騌的作品点评了四个字：“诗中有泪！”这是对陈文碌诗作爱国爱民形象的生动写照。

三、与尺牍相关现象的考察分析

（一）晚清人才集聚苏州的原因

康熙六年（1667年），清廷把原江南省分为江苏、安徽两省，江苏省的巡抚衙门就设在苏州，辖江宁府、苏州府、淮安府、扬州府、徐州府、通州府、常州府、镇江府、松江府（今上海市）。可见现在苏州的地位，是和当年特殊行政区划下的苏州地位是不可同日而语的。当年它不但是江苏省的“省会”城市，而且设在苏州的江苏省巡抚衙门，竟然还能管辖上海（松江府）、南京（江宁府）！

我们看到上海测绘院保留的上海最早的一张地图是1875年（光绪时期）的，地图上上海市区主要有黄浦江河道及豫园一带，当年的老城仅有2平方公里。也就是讲上海当年还没有那么大的地域面积，那么高的行政级别能来吸纳高端人才。而那时江南的经济、文化体系是以太湖为核心辐射的，苏州这个太湖流域的核心城市，自然也成为了那个时代的超地域中心城市，吸引各地的社会精英来此地为官、求学、寓居。苏州又具有悠久的崇文重教的传统，富而好文是此地的一种社会时尚。

晚清这种特定的行政区域的划分，苏州固有的地理环境及悠久的历史文化积淀，诸因素促成了这个地区成为了那个时代的人才高地。

（二）对尺牍用笺及书迹考察

第一通尺牍杨岘用了他自制的斋名信笺“庸斋笺”，而我们后来也在日本近代书道研究所2010年6月出版、高山庆示著《杨岘尺牍与吴昌硕》一书中，找到了当年杨岘就曾用过这种“庸斋笺”给吴昌硕写的函。第二通尺牍杨岘用了自制的“庸斋白笺”，我们又找到了杨岘用“庸斋白笺”致千甓亭主人陆心源的函。

二通尺牍杨岘均用行书写就，书法点画沉着，体势夺宕，其豪纵不羁，特具个性的风格，无人能够模仿，尺牍为真迹无疑。

（三）对杨岘艺术成就的再认识

两封尺牍内容是韻樵和竹石二位好友向杨岘索要墨宝及请求题写书籍封面之事。据前面交代，在晚清杨岘的书法声誉远播日本，当时的社会名流以拥有杨岘墨宝为时尚，看来尺牍的内容和史实是一致的。

我们又考证到吴昌硕曾将旧藏的《彝四款识册》请杨岘题词。

清代著名学者陆心源住宅中的“千甓亭”匾额亦为杨岘所题，杨岘还为陆氏《千甓亭砖续录》写了序文。

杨岘还为傅怀祖的《灌园未定稿》题署了书名。

我们还查考到日本雄山阁出版、北川博邦编的《清人家隶字汇》里，其中就收集了786个“杨隶”字。

在吴昌硕先生的忘年交诸宗元写的《缶庐先生小传》中记载着这样的话：“吴昌硕曾称自己的老师也就是杨岘和任伯年两位。”这句话我们可以这样理解，也就是说吴昌硕认为他书法以杨岘为师，国画则以任伯年为师，杨岘书法造诣之深可见一斑。

杨岘书法之余，还攻古诗文之辞，著有《庸斋文集》《迟鸿轩诗钞》等。其《安吉施氏遗著序》一文，人吴兴王义儒编著的《续古文观止》，颇受传颂。

四、《高陶堂遗集》真相与释读

我们从尺牍中看到了杨岘与朱之榛讨论为出版《高陶堂遗集》书写封面及书签之事。一百多年过去了，想必此书早就应该出版了。那么我们认为他们当年商量的结果，应当在后来出版的《高陶堂遗集》实物中得以展现，于是我们开展了下一步工作。

（一）寻找《高陶堂遗集》

我们在苏州图书馆馆藏书全部目录中查询《高陶堂遗集》，结果显示为“检索不到记录！”我们又在南京图书馆、中国国家图书馆馆藏书全部目录中查询，得到了“此书为普通古籍，馆藏复本为0本”的结果，这种结果出乎我们意料之外，令我们唏嘘不已！

困难并没有吓倒我们，在公立图书馆寻找无望的情况下，我们又在全国古籍拍卖的流通领域中查找，在不懈的努力下，最终我们还是找到了它，看到了《高陶堂遗集》的真面目。

（二）书签、封面、牌记、序言

《高陶堂遗集》共4册，200多页400多面。四册封皮左上角贴有杨岘题“高陶堂遗集”签一条，书名页上有杨岘题写的封面为“高陶堂遗集”五个大字直二行排在页面中、右部，页面左边写“诗五卷文一卷恤诵一卷碑仇一卷”小字一直行。其后碎卷仅有目录，再无单独书签及封面。后一页上有牌记为“平湖朱氏梓于经注经斋壬午九月工竣归安杨岘题”。卷前又有吴县潘祖荫序、归安杨岘序，还有江山刘履芬、山阴傅怀祖题写的序言。

蔡元培先生曾把杨岘、高心夔、刘履芬、傅怀祖称为“以诗古文释相标识，所谓江苏同官四名士者也。”

（三）《高陶堂遗集》的主要内容

遗集包含《陶堂志微录古今体诗》五卷、《陶堂遗文》一卷，附《恤诵》七十四章、《三汉碑仇》一卷。

《陶堂志微录》皆涵盖汉魏六朝、炫奇瀑采，高自谓最喜陶渊明，故号陶堂。

《陶堂遗文》虽只有二十一篇文章，但不乏被时人推重之名作，有为山阴傅怀祖作的《灌园先生集序》，为许仙坪作的《许氏玉芝园记》，为杭人丁丙作的《书库图》等。

《恤诵》者，述其家世之作也。

原书中《碑軌》者，“軌”者为古“仇”字也，是将礼器、史晨等汉碑字，集为七言楹帖五百联，继又集碑阴字五言百联，典雅可观。

（四）对《高陶堂遗集》的几点释读

其一，从《高陶堂遗集》的书签及封面上杨岘题字来看，“高陶堂遗集”五字依然写得瘦劲有力，可见杨岘当年并没有采纳陈文騌“字太瘦”的意见，朱之榛也认可了杨岘摹礼器碑而礼器无肥笔这种崇尚经典创作理念。

其二，朱之榛当年是听取了杨岘的建议，只为《高陶堂遗集》题写封面及在封皮上题书签，而对《恤诵》《碑仇》等不另写封面与题签。而是在《高陶堂遗集》封面左边，补写了“诗一卷恤诵一卷碑仇一卷”一直行小字，算是全集内容的介绍说明，这应当就是他们当年商定的最后结果。

其三，从牌记上看，《高陶堂遗集》工竣于壬午九月，即为1882年，而高殁于1883年，那么问题就是此《高陶堂遗集》有违常理，是高心夔活着时就出版的呢？还是书出版或高生卒时间有误呢？

我们后来看到《高陶堂遗集》的“陶堂志微录卷”右下角有“湖口高心夔自编，中江李鸿裔删定”的落款，以及前刘履芬序中有“江山刘履芬彦清撰于光绪四年夏”，即为1878年明确的纪年款。另据考刘履芬写完此序的第二年，也因为民申冤而遭上级训斥，一时想不开竟割喉自杀，还是高心夔为其办的丧事。说明该书确为高生前自编并在众朋友帮助下整理出版的，当然不久高亦去世，倒是成为真正的“遗集”了！

从牌记上我们还可以推断出此杨岘尺牍应该是1882年初写的，朱之榛是经注经斋出版社老板等信息。那问题是既然《高陶堂遗集》是高心夔生前自编，那么自己著作的封面和题签为何不慎重地亲自去找杨岘题写，而是由出版社老板朱之榛出面求杨岘呢，这合适吗？

我们查考到高心夔两署吴县知县，其后任在庚辰（1880年）冬，尝断一富人买妾事，误信市魁诬女为他姓逃妾，致妾及母皆缢死，富人伤之，亦自缢。巡抚吴元炳将其严劾，高遂病失心。也就是讲1880年冬高心夔已精神错乱了。当然后来也不可能去请杨岘题写书名了，而是由其好友朱之榛来请杨岘题签、写封面，这是合理的解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