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环境

陈静

燕下都遗址位于河北省保定市易县东南，是战国时期燕国的都城。自20世纪60年代开始，河北省文化局文物工作队对燕下都进行了考古发掘，逐渐还原了这座古城的整体风貌。遗址呈长方形，布局清晰，宏伟规整，东西长8公里，南北宽4～6公里，占地约3500万平方米。

遗址内出土了数以万计的建筑构件、铁器、铜器、金银器等，为我们科学严谨地认识燕国历史文化提供了宝贵实物资料。同时，考古人员还在燕下都城址范围内和城外的耕地中采集了大批珍贵文物，这件造型独特、布局错落、线条流畅、工艺精湛的楼阙形铜饰件便是其中一件。

一、艺术造型

饰件采集于东贯城村，通高21.5厘米。盝顶，脊顶两侧各饰一只小鸟，鸟头向外，展翅欲飞。四垂脊各饰一只猛虎，扬颈、昂头、张口、曲身、卷尾、有鳞片，虎步龙行，雄健生动。前后坡面上饰形态稍异、作嬉戏状的双龙（见图1）。左右坡面上饰体态优雅、相向而卧的凤鸟，并各饰一夔纹，夔首止于坡面下缘。龙、虎、凤、夔等均为古代瑞兽，恰到好处地营造了虔诚、庄重的氛围，给人古拙、凝重之感，完美地体现了饰件原始、神秘的气质。夔首、双虎尾部及下部有绿豆大小的凹孔，可能镶嵌有松石或宝石，惜年代久远，均已脱落（见图2）。

顶下为四柱形阙室，阙室正中有一主人，坐于矮凳之上，束冠，着右衽深衣，束带，双手拱于胸前，目光望向远方，其身份应为战国贵族。一件三足大鼎置于主人身前，鼎身满绘纹饰，其中美食呼之欲出。鼎左侧有一盘发插笄、身着右衽衣衫的仆人，跽跪鼎前，一手扶鼎，一手揭鼎盖，好像要将珍馐取出，供主人随时享用。主人的左右两侧各有一盘发插笄、身着右衽衣衫的奏乐仆人，呈跪坐状，弹拨手中的乐器，乐器为弦乐，丝弦清晰可辨（见图3、图4）。整个画面安详端庄、宁静和谐，仆人有条不紊地忙碌，主人则举止得体、气定神闲地享受雅音美食。阙室底部四面中间位置各伸出一矩尺状饰物，上端饰一只展翅的鸟，体态动作与顶部小鸟相同。

最下部为方形基座，基座中空，共分三层，各层的四面均镂刻人物活动场面及其他繁复的纹饰。正面上层有一仆人赤身站立，盘发插笄，左手持杯，右手上举，持一容器。下有一壶，周身饰花纹，壶口大开，似乎满盛美酒，仆人正要将美酒舀到酒杯中。中层也有一盘发插笄、赤身站立的仆人，双手抓一肥禽，右手提头部，左手托臀部，双腿微蹲，呈用力状。肥禽头部低垂，双腿无力，好像马上就成为主人餐桌上的佳肴。下层饰云雷纹（见图5）。

背面上层和中层纹饰大体相同，各有一头戴小冠、赤裸上身的仆人，双手摆弄一只小鹿。小鹿眼睛圆睁，双耳阔大，体形修长，身上有不规则圆形斑点，蹄形足。不同的是，上层的小鹿昂首扬颈，无辜的眼睛望着前面，被仆人握着双腿，温驯而又无助。而中层的小鹿则被倒拎着，眼神空洞，双腿下垂，似已死去。下层饰云雷纹（见图6）。

左侧纹样上层及中层均有一盘发插笄、身着右衽衣衫的仆人。上层的仆人右手持杯，左手托杯底，杯中似有美酒。中层的仆人右手托盘，盘中装满食物，左手持杯，正在行进。两人想尽快把美食送到主人身边，却又担心食物洒落，故而小心谨慎，形色匆匆。下层饰云雷纹，有一直径0.3厘米的圆穿（见图7）。

右侧上层和中层纹样大体相同，各有一头戴小冠、身着右衽衣衫的仆人，手抓飞禽。飞禽鸟喙形嘴，有翅膀及尾羽，爪有倒勾。不同的是，上层禽鸟昂首张目，展翅挣扎，中层禽鸟则头朝下，身子弯曲，已然死亡。下层饰云雷纹，有一个直径为0.3厘米的圆穿（见图8）。

综观楼阙形铜饰件，主人端坐中央，心安理得地接受众人的侍奉。奴仆或跪或站，或抚琴奏乐，或沽酒以待，或捉禽备菜，造型动作均不相同。飞禽、动物、怪兽等比例得当，极富神韵。整个布局尊卑有序、等级分明。饰件不仅真实还原了战国时期权贵阶层的实际生活情景，而且充分证明了当时手工制造业的发达，展示了匠人丰富的想象力和高超的技艺。饰件虽体量不大，却传递了非常丰富的信息。

二、历史价值

1.楼阙形饰件可能为坞堡建筑中“瞭望台”的原型

饰件基座中空，下部两侧有直径0.3厘米的圆穿。笔者推测，中空的设计，有可能是插在某物之上，圆穿则用来固定。饰件的形制与河北安平东汉壁画墓（见图9）和山东沂南汉墓画像石中坞堡的“瞭望台”非常相似。

安平壁画墓中的建筑为坞堡，是一种防卫性建筑，出现于王莽天凤年间。汉代豪强地主为求自保，常聚族而居，四周环以深沟高墙，内部房屋毗联，四隅与中央另建塔台高楼。大型坞堡的规模超过村落，较小的如宅院。堡门一般开于南墙正中，入口有庭院，院中主要建厅堂、楼屋。出于政治和军事的考虑，瞭望台多在建筑的制高点。安平壁画墓中的瞭望台上为庑殿式顶，下部基座为方柱型，有三个窗口。根据这三个窗口和上下各一层来推断，整个瞭望楼应为五层高度。楼顶正脊的两端有鸱尾。最上一层楼的四角有柱，周围画有栏杆，于西后角处竖一旗，西侧立一扁圆形大鼓。旗杆顶部有一黑色长尾、迎风而立的鸟形物。旗帜的位置高出屋脊，上有四条飘带，正在迎风飞扬。旗帜的前端挂一横杆，横杆的两端和中部连在鸟身上，这样就可以风吹旗飘，鸟随风转。这种鸟形物应为“伺风鸟”，用来辨识风向。旗可能是“测风旗”，射箭时以辨别风向和风速。《古今注》记载：“伺风鸟，夏禹所作也。”《中华古今注》有“伺风鸟，夏禹所作也，禁中置之，以为恒式”的记载。恒式即为恒矢，用于习射。禁中是皇帝居住的地方，而东汉末年僭越之风盛行，豪强地主都有大量武器装备，其坞堡建筑的瞭望台也设置伺风鸟，随时准备征战。

从结构上看，楼阙形铜饰件与瞭望台同为庑殿式顶，正脊两端装饰小鸟，相当于鸱尾的设计。上部有栏杆，底部有基座，尤其是中部四面矩尺状饰物上端的鸟，更与安平壁画墓中的伺风鸟有异曲同工之妙。笔者推测，楼阙形铜方形饰在制作时吸取了古代“伺风鸟”的灵感，很可能是“瞭望台”的原型。

2.证实矮凳的使用不晚于战国时期

仔细观察楼阙形饰件上部，有主人端坐于矮凳之上。一般认为，汉代以前没有凳子，且凳子对汉族人来说是舶来品。而这一细节至少证明，矮凳的使用不晚于战国时期。

从战国到三国，人们多席地而坐，以席、几、床、榻为主要生活器具。东汉末期，因征战及民族融合等因素，一种名叫“方凳”的高型坐具及可折叠的胡床才传入中原，但也仅流行于宫廷与贵族之间，在当时家具品类中等级较高，并未广泛使用。胡床在魏晋南北朝至隋唐时期使用较广，随着北魏佛教的兴起，西方垂足而坐的生活方式逐渐普及于中原。有钱有势的人家不仅居室必备，就是出行时也要带在身边以备临时休息之用。另外，汉代有一种塌，无栏杆，无围挡，形制较矮，四足落地，通长只坐一人，用于日常起居或接见宾客。

直至唐代，史籍中才有了椅子的记载，唐明宗时期出现有靠背的椅子，到宋代出现交椅，是至高无上权力的象征。五代至宋，高型坐具空前普及，椅子的形式也多起来，出现靠背椅、扶手椅、圈椅等，同时根据尊卑等级的不同，椅子的形制、质料和功能也有所区别。

楼阙形饰件上的矮凳清晰可辨，为长方形，四腿粗矮，两侧边缘翘起，巧妙围城“凹”字形，美观协调，紧凑舒适。尽管这件坐具已具备凳子的雏形，而这一时期却还没有“椅”“凳”的称谓。如此看来，凳子的出现不会晚于战国时期，并非远道而来的舶来品，而是土生土长的“国货”。矮凳虽不大，却直观生动地再现了战国中晚期矮凳在仕宦贵族家庭中的使用情况，将凳子的使用历史提前了几百年，丰富了社会史、家具史的内容。

3.为战国时期建筑形制的宝贵例证

中国的建筑历史悠久，早在距今约50万年前的旧石器时代，原始人就利用天然崖洞作为栖身之所。新石器时代，人们开始利用黄土为壁体，并用木架草泥建造了简单的半地穴房屋。商周时期，已有较成熟的夯土技术，宫室多建在高大的夯土台基上，木架结构逐渐成为中国建筑的主要结构方式。春秋末期的《考工记》中记载了当时重要的建筑制度，如王城的规划思想以及道路、门墙、宫室的标准尺度等。

战国时期，封建制度的确立大大促进了建筑业的发展。城市的规模日益扩大，建筑的观念日渐明晰，崇尚以土筑垒的高台建筑，如赵国的丛台和燕国的武阳台、老姆台等。这一时期的木构建筑多已不存，存世多为遗址或台基。浙江绍兴狮子山出土了一件战国早期的云纹铜屋，为三开间屋，屋顶有棱柱，上饰伏鸟，柱及屋顶均饰勾连形云纹。屋前有柱，左右壁镂空，后壁中央有窗，底缘也饰以勾连形云纹。屋内跽坐男女六人，有的抚琴，有的吹笙，有的击鼓，反映了战国贵族玩乐声色的生活，为研究战国时期建筑形制的宝贵资料。另有故宫博物院藏采桑猎钫上刻有《宫室图》，记录了战国建筑的形制，证实了当时技术的发达。屋下有高基，上为木构。屋分两间，有立柱三，每间各有一门，门扉双扇。上端有斗拱承枋，枋上有斗拱作平坐。平坐四周似有栏杆，平坐两端向下斜垂代表屋檐。

两汉时期，建筑中大量使用成组的斗拱，楼阁层数逐渐增加，砖石建筑逐渐发展。与战国时期一样，汉代木构建筑今已不存，现存实物只有墓、石室、阙等。阙是两汉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身份和地位的象征，为宫殿、祠庙和陵墓前的装饰性建筑，多立在入口的两侧。目前所知全国有遗留至今的汉代石阙约20余处，主要分布在四川、河南、山东地区，尤以四川雅安的高颐阙最为精美。高颐阙建于东汉建安十四年（209年），主阙13层，高约6米，子阙7层，高3.4米，均用岩石叠砌，顶仿汉代木结构建筑，有角柱、枋斗。阙身浮雕有出行图、神兽、历史故事等，并刻有隶书铭文“汉故益州太守阴平都尉武阳令北府丞举孝廉高君字”等二十余字。另外，河南南阳西汉画像砖中有不少建筑图，其中一处长144厘米、宽57厘米（见图10），上部刻楼阁，有柱础、斗拱，采用庑殿式屋顶，厅内有双柱相承，其上有双层望亭，厅外两侧各植柏树一株。屋脊、树上刻五凤，以示吉祥。厅内正中处刻一尊者，戴冠正襟，扶案危坐，其右侧一侍卫侧身而立，左侧一人戴冠、着长袍，躬身向主人作恭拜状。画面下部刻铺首衔环。画像砖对厅堂、楼阙、柱枋、斗拱、栏杆、门窗等事无巨细、面面俱到的描绘，忠实准确地再现了西汉建筑的形制。

由上可见，随着建筑的发展，春秋时期已建造重屋和高台建筑，战国开始建造二、三层的房屋，为两汉多层楼阁建筑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然自上古至先秦，文献与实物资料皆极缺乏，虽然殷周以来城郭宫室已有多处遗址经过考古认定，但尚无实物可考。两汉建筑的形制也只能通过古籍资料或考古出土的明器、画像石、壁画等管窥一二。这件战国中晚期的楼阙形铜饰件，无疑是研究战国时期古代建筑的极重要实物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