寿州瓷黄

闫红

1999年，安徽淮北柳孜隋唐大运河的发掘举世瞩目，出土的来自全国二十多个窑口的瓷器更是让人眼前一亮。在这批瓷器中，寿州窑所占的比重最大。

寿州窑位于安徽省淮南市上窑镇以及邻近凤阳的武塘等地附近，窑址散布在上窑镇的南郊和北郊、高唐湖和窑河一带，上起管家咀，下到外窑，是我国古代一处久负盛名的陶瓷烧造场所，也是安徽省古代瓷窑遗址中时代较早的一个窑口。唐人陆羽在《茶经》中有载：“碗，越州上，鼎州、婺州次；岳州上，寿州、洪州次。……寿州瓷黄，茶色紫。”[1]将寿州窑列为当时名窑的第五位。寿州窑创烧于南朝的陈，鼎盛于隋唐，消亡于宋金，延续400余年。《淮北柳孜运河遗址发掘报告》[2]一书中指出，寿州窑产品主要集中在第一期和第二期，其年代为隋至唐晚期五代。这一时期的寿州窑产品种类丰富，有碗、罐、壶、盏、坛、瓶、钵等，囊括了生活用瓷的各个品种。现笔者拣选几件运河出土的寿州窑精品，与读者一起重温她的风采。

一、柳孜运河遗址出土寿州窑瓷器典型器的赏析

1.青釉四系盘口壶。通高41.4厘米，口径12.5厘米，腹径23.4厘米，底径11.5厘米。盘口，略呈喇叭状，长束颈，颈上有二周凸弦纹，溜肩，圆腹，平底外撇。肩上置四个对称的双股系，腹部饱满，饰弦纹及花卉纹。外施青釉，釉色青中闪黄，腹下露胎，胎质细腻，造型规整，是隋代盘口壶中难得的精品。这类产品的制作工艺在当时已经十分成熟，也比较多见。隋代盘口壶按形制大小，可分为20厘米、30厘米、40厘米三种形式，该壶属盘口壶中的40厘米以上的大型器。这种大型盘口壶的成品率较低，一般在颈部饰两道方形凸起的弦纹，显得宽大有力，是隋代寿州窑产品特有的符号。其功能主要是用作贮水之用。（见图1）

2.黄釉碗。通高8.2厘米，口径20.4厘米，底径8.6厘米。敞口，深腹，玉璧底。胎质较粗，灰中泛黄，内底和底圈均有三个圆形支钉痕。口部飞釉，内施满釉，外施釉不到底，内外腹部有垂釉现象。此器形规整，釉色纯一、莹润，是遗址出土的寿州窑瓷碗的代表作品之一。（见图2）

3.黄釉四系罐。通高15.3厘米，口径8.4厘米，底径10厘米。敛口，矮领，溜肩，弧腹，平底微外撇。肩部竖装对称四系。内口施釉，外施黄釉至下腹部。罐是寿州窑继碗类以后的大宗产品，这种造型的罐在运河遗址发掘中也较为多见，属当时人们生活中的日用瓷品种。（见图3）

4.黑釉双系罐。通高16.2厘米，口径8.8厘米，底径8.1厘米。喇叭口，束颈，溜肩，长弧腹，平底外撇。肩部竖装对称泥片系。外壁施黑釉近底，底足无釉，露乳白色胎，胎质坚硬。整器造型工整、秀丽，釉面温润，堪称唐代寿州窑典型的黑釉产品。寿州窑以黄釉器著称于世，其实在中唐以后，寿州窑大量烧制黑釉器，其黑釉的烧造水平并不亚于黄釉。该器无论是造型、胎、釉均属寿州窑产品中十分成功的作品。（见图4）

5.黄釉执壶。通高17.5厘米，口径10.4厘米，腹径13厘米，底径7厘米。喇叭口，束颈，广丰肩上置短圆流，流对称一侧置小弓形鋬。鋬为扁平状，上有二道凹槽纹，鋬下有一圆乳钉。腹下缓收至足部，平底，饼足，削足规整。通体施黄釉，釉色偏暗，有蜡光，釉层较厚，发色均匀。属唐代寿州窑瓷注类的典型器。形制端庄秀丽，尤其是短流，乍一看是短圆流，仔细观察是经过削面工艺的，有圆中带方的感觉，反映了瓷注流口演化的一个过程。此器发现于大运河一带，印证了唐代寿州窑瓷器产品通过淮河、运河输送到北方市场的判断。（见图5）

6.寿州窑黄釉葫芦瓶。通高14.5厘米，口径2.3厘米，腹径10.7厘米，底径2.3厘米。葫芦形。敞口，溜肩，鼓腹，平底，肩部置对称双股系。外施黄釉至下腹部，胎质细腻，呈灰白色。唐代寿州窑的小口瓶罐类的制作有其共性，都是将上部的口与已经成型的下部接胎而成。这种在形制上追求变化的工艺，是寿州窑器形的一大特点。此器造型工整，形制小巧，玲珑可爱。口部的设计有利于控制水流，鼓腹重心在下部，看上去敦实稳重，具有很强的实用性。该器应为注酒类器具。（见图6）

7.寿州窑黄釉划花纹枕。通高6.9厘米，长16.8厘米，宽14厘米。平面圆角长方形，后侧立墙稍高、宽一些。四边角制成宽弧面，富于流线感。通体施蜡黄釉，釉层很厚，四面有细小开片，在折弯处脱釉明显。枕面微凹，枕中心装饰刻划的如意祥云纹，中间有数层云朵，下面两侧对称卷云，云尾向外飘出。纹饰是以尖状物在化妆土上刻出，施釉后入窑烧成，刻划的细线纹釉色加深。唐代寿州窑瓷枕的装饰多见剪纸贴花和漏花，刻划纹饰比较少见，这种装饰方法在隋代寿州窑的盘口壶中常见，到唐代时使用的较少。该器呈扁方形，为寿州窑晚唐时期的造型。目前发现的一批晚唐时期的寿州窑瓷枕均为扁方形，有的形制很大，有装饰纹样的较少。（见图7）

二、柳孜运河遗址出土寿州窑瓷器的胎釉特征

柳孜运河遗址出土的寿州窑瓷器的釉色主要有青釉、青黄釉、黄釉、酱釉、黑釉、窑变釉、绿彩釉等。寿州窑瓷器的釉属于石灰釉，即釉中氧化钙含量很高，在釉水中加入了石灰石或草木灰来降低釉的熔融温度。在烧造时，因还原气氛和氧化气氛不同，再加上窑膛内温度的不同，釉色呈现出青、黄、黑等。

柳孜运河出土的寿州窑瓷器粗瓷制品产量最大，主要是以堆积岩的黏土矿物为原料。胎中泥岩颗粒很多，并含有少量砂粒，加上胎料未经淘洗，陶坯较厚重，质粗。从发掘的寿州窑残片看，瓷胎的密度不够，有细小的孔隙，断面有粗糙感，胎色呈现有灰白、灰褐、黄褐、青灰或白中微带红和绛红等。另外，寿州窑也出土比较少的胎质细腻的产品，如图4中的黑釉双系罐，断面十分细腻，肉眼观察不到任何颗粒物，结构致密，颜色泛淡乳色。

三、柳孜运河遗址出土寿州窑瓷器的制作工艺

工艺上，寿州窑瓷器的胎坯主要为拉坯成型，器壁厚薄均匀，器形非常规整。从实物可以看到拉坯成型的明显迹象。比如，在碗、壶的内底和器壁有双手手指拉坯时留下的螺旋纹。有的器物复杂，不能一次成器，必须要经过拼接粘合才能成型。如壶的流、柄，罐的系等采用模制而成，待干至一定程度时，用瓷泥和釉料配成浆水粘贴在胎体上。

器物一般采用蘸釉法施釉，大型的罐类器物为刷釉，器腹内为荡釉。即在胎坯干至适当时，先施白色瓷衣（化妆土），后用蘸釉的技法施釉，器内施釉，外部施釉不到底。釉层薄厚不甚均匀，釉色浓淡不一，玻璃质感强，釉和胎结合得不好，易发生剥釉和自然开片现象，时有淋釉现象，多集中在腹的下部。

四、柳孜运河遗址出土寿州窑瓷器的意义

寿州窑作为唐代的主要烧瓷窑口之一，其产品兼含南北方文化，并具有地方特色。寿州窑瓷器在柳孜运河遗址的出土具有重要意义，主要谈以下两点：

1.进一步证明了柳孜运河遗址所在通济渠段是瓷器运销的主要通道。

“汴河，自隋大业初，疏通济渠，引黄河通淮。”[3]隋大业元年，即公元605年，隋炀帝下令开通济渠，自西苑（今洛阳）引谷、洛水达于河（黄河），自板渚（今荥阳）引河入汴，引汴入泗，以达于淮。成为贯通黄河与淮河的重要通道，在维系政治军事的京都与经济中心的江淮都起着重要的作用，对巩固隋王朝的统一、获取江南丰富的物资以及促进运河两岸城镇的发展都发挥了巨大的积极作用。《宋史·河渠志》载：“汴水横亘中国，首成大河，漕引江湖，利尽南海，半天下之财富，并山泽之百货，悉由此路而进。”寿州窑依淮水而兴，窑址主要位于安徽淮南市上窑镇、观家岗、余家沟、外窑等地，连接黄淮之间的大运河成了寿州窑运销的主要通道。因此，我们今天在柳孜运河遗址中可以看见如此众多的寿州窑瓷器了。

2.进一步证明了寿州窑是面向全国的商业瓷窑。

唐代最负盛名的瓷窑是北方的邢窑和南方的越窑，即“南青北白”之说，这些瓷窑都或多或少与官府存在一定的联系。《新唐书·地理志》：“越州，会稽郡中都督府，土贡瓷器。”《元和郡县图志》也有“开元中河南贡白瓷”的记载。而从运河遗址出土的大量寿州窑瓷器来看，基本上都是人民的日常生活用瓷，且粗瓷的产量最大，这就证明寿州窑所面向的消费群体是普通老百姓。且柳孜与淮南距离近，因此也不可避免地成为寿州窑的主要营销市场。

总之，淮北柳孜隋唐运河遗址发掘出土的众多寿州窑瓷器，见证了这一时期寿州窑发展的盛景，为寿州窑向外地销售提供了路线依据，为研究大运河文化增添了一笔重彩。

注释：

[1]陆羽：《茶经》，《唐代丛书》本，第9页。

[2]阚绪杭：《淮北柳孜运河遗址发掘报告》，科学出版社，2002年。

[3]《宋史》卷93《河渠志三·汴河》。

（摄影：胡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