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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Zi”珠的定义和种类，是一个尚有争议的问题（Louis Sherr Dubin：the History of Beads.from 30000B.C.to the Present，Thames and Hudson，1987）。但一般地说，“gZi”珠系用玛瑙（agate）或肉红石髓（carnelian）制作，通常为橄榄形，两头截平，或为圆形、六方形等，上面的纹饰有圆圈纹、平行竖条纹、莲花纹、虎皮斑纹、卍字纹等，以黑纹（或深褐）白（或灰白）质为大宗。由于人们赋予这种珠饰种种神奇的传说，认为它们非人间凡品，而是来自阿修罗世界，或来自天上，故有“天珠”之称（汤惠生：《藏族饰珠“GZI”考略》，《中国藏学》1995年第2期）。藏族人民对这类珠饰十分珍视。

按照学术界通行的看法，“gZi”珠即蚀花肉红石髓珠（EtchedCarnelian Beads），起源于印度河流域，无论是产品本身还是制造技术，在欧亚大陆传播广泛（赵德云：《中国出土的蚀花肉红石髓珠研究》，《考古》2011年第10期）。西藏的“gZi”珠，来源究竟如何，过去由于藏文献记载简佚，考古资料又付诸阙如，认识十分有限。近年来，在藏区及周边地区经考古发现一批标本，使得我们有条件对这一问题进行初步的分析和推测。

一

在20世纪90年代以前，国内外很多学者都注意到了西藏的“gZi”珠，如珠饰史家培克（H.C.Beck）在率先对蚀花肉红石髓珠进行系统研究时，就注意到了2件英国人格里高利教授（J.W.Gregory）在云南丽江（Likiang）获得的珠子。在咨询了多位专家之后，他指出其制造地尚不清楚，有可能是在中国内地。有意思的是他还提及，当时已有使用软质白水晶（soft white crystal），极有可能是叶纹蛇石（antigonite seripentine）来仿制蚀花肉红石髓珠的情况，并被宣称是从唐墓中出土的（H.C.Beck：Etched Carnelian Beads，AntiquariesJoumal，Vol.13，No.4，1933）；意大利著名藏学家杜齐（G.Tueci）在其著作中提及这类珠子时，认为无法得出较为明确的结论，只能证明居住在西藏的人们从很早起就与邻国有着联系及贸易往来（G.杜齐：《西藏考古》，向红茄译，西藏人民出版社，1987年）；R.内贝斯基-沃科维茨（R.NebeskyWojkowita）尽管将这类珠子错误地视为玻璃质，但叙述了一些藏人关于“gZi”珠来源的传说，并指出由于缺乏考古材料，只能根据“gZi和“sTag gzigs”（伊朗）的对音推测它们的来源可能和伊朗有关（R.Nebesky-Wojkowita：Prehistoric Beads from Tibet，Man，Sep.，1952）；大卫·艾宾浩斯、迈克尔·温斯腾二人则在印度和尼泊尔藏人社区中进行了一些藏人使用“gZi”珠的调查（大卫·艾宾浩斯、迈克尔·温斯腾：《藏族的瑟珠》，向红茄译，《喜马拉雅山的人与神》，中国藏学出版社，2012年）。但由于缺乏相关考古资料，正如童恩正先生指出的，关于其时代和来源，尚难以肯定（童恩正：《西藏考古综述》，《文物》1985年第9期）。

R.内贝斯基

沃科维茨在其论文附注中提及，俄国中亚考察队的罗列赫（G.Rocrich）在西藏东北部从事研究工作时，多次听闻当地藏族群众在古墓中发现有“gZi”珠和箭镞共出的消息。但罗列赫本人的考古工作，并没有发掘出“gZi”珠。

山南隆子县新巴乡吞玛村石棺墓出土1件珠饰，报告描述为：“椭圆形管状饰珠。系黑、白两色相连的琉璃料珠，中有圆形穿孔”（西藏自治区文管会文物普查队：《西藏山南隆子县石棺墓的调查与清理》，《考古》1994年第7期）。有学者认为是蚀花石珠（吕红亮：《中国境内出土的蚀花石珠述论》，《长江上游早期文明的探索》，巴蜀书社，2002年）。这件标本，无论是“琉璃”珠还是“蚀花石珠”，都显得十分特别，在古代玻璃珠和蚀花肉红石髓珠中我们尚未见到通体以黑白两色相连的例子。如单以色泽而论，后者的可能性似更大一些。限于资料，目前尚不能确认。

阿里地区札达县曲踏墓地2014年4号墓出土的1件标本，则毫无疑问属于蚀花肉红石髓珠，即藏族人民所称的“gZi”珠（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等：《西藏阿里地区故如甲木墓地和曲踏墓地》，《考古》2015年第7期）。曲踏墓地的发掘者在单独撰写的一篇论文中，进一步详细介绍了这件标本，并就其来源、制造方法等进行了探讨（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西藏自治区文物保护研究所：《西藏首次考古出土的古象雄时期“天珠”》，《文物天地》2015年第1期）。我们这里不再赘述标本的细节。值得注意的是，该墓地2013年1号墓出有“羊眼板珠”，扁圆体，侧面穿孔内穿有丝绳，球面见黑白相间的纹饰，形似眼球，底面为黑色，略呈弧状。这件标本未见图片报道，不过从发掘者的定名和描述，大致可以确认为我们划分的Cb型蚀花肉红石髓珠，即整体为具像眼珠的种类（赵德云：《中国出土的蚀花肉红石髓珠研究》，《考古》2011年第10期）。这种类型，也是藏族“gZi”珠的一个类型（张宏实：《法相庄严·管窥天珠》，台北淑馨出版社，1993年）。无独有偶，中国出土的相近标本，见于同属藏区的青海大通上孙家寨汉墓乙8号墓（青海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上孙家寨汉晋墓》，文物出版社，1993年）。上孙家寨汉墓出土品周缘的白色圆圈纹，汤惠生先生判断为自然纹理（汤惠生：《藏族饰珠“GZI”考略》，《中国藏学》1995年第2期），这个意见并不十分准确，从其照片观察，边缘周正，不可能是自然纹理，且圆内区域与圆外截然分开，色泽略浅，应是在腐蚀过程中造成的。上孙家寨乙8号墓的年代，发掘者判断为汉末魏晋初，大体与曲踏墓地的年代（发掘者断定为距今1800年左右）同时。表明这种特殊的“gZi”珠在前吐蕃时期就已经流行于藏区。

1995年，青海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都兰队在都兰县热水乡智尕日村6号吐蕃墓中发现5件标本，长0.9～1.8厘米不等。4件为椭圆形，1件为圆形，均两端截平，中有穿孔。表面有化学腐蚀而成的白色花纹，花纹有两种，一种是两端为平行条纹，中间夹以卷草纹和斜点纹；另一种是两端为平行条纹，中间夹以竖线条纹，竖线均对错成组。由于共出有盛唐时期的含绶鸟织锦，墓葬的年代比较明确（许新国：《吐蕃墓出土的蚀花肉红石髓珠》，《西陲之地与东西方文明》，燕山出版社，2006年）。这些发现迄今未见正式考古报道，也没有图片资料发表，但从许新国先生的描述来看，确属蚀花肉红石髓珠无疑，且出自吐蕃墓葬，也是探讨“gZi”珠渊源及在藏区流行的重要资料。

二

曲踏墓地出土的2件标本，是在西藏地区发现的出土地点和单位明确、年代最早的标本，它们对于探讨“gZi”珠来源问题的价值是不言而喻的。

从公布图片的2014年4号墓出土标本细节观察，推测这件珠饰系将橄榄形玛瑙珠使用化学原料先通体处理为白色，然后再在其上蚀刻深色图案。珠体两侧有边缘线（MarginaiLine），中间为锯齿纹（ZigzagPattem）。这种样式的蚀花肉红石髓珠，习见于印度，在卡帕（Khapa）、孔达普尔（Kondapur）、马斯基（Maski）、昌达瓦利（chandravalli）等地遗址中是一种常见的装饰意匠。印度学者一般认为，它们属于印度蚀花肉红石髓珠制作的南方组（southemGroup），年代多属于巨石文化时期（Megalithic Period，公元前12至公元1世纪）（Nirarika：A Study of StoneBeads in Ancient India，Bharatiya kalaprakashan，Delhi，1993；Maurya Jyotsna，Distinctive Beads in Ancient India，BARInternational Series 864，Archaeopress，Publishers of British ArchaeologicalReports，2000）。

古代印度“北方组”的蚀花肉红石髓珠制造，一个重要的中心是塔克西拉（Taxila），位于巴基斯坦首都伊斯兰堡西北50多公里处，距离克什米尔不远。从地理区位分析，曲踏墓地出土的这件标本来自塔克西拉原本应是合符情理的推测，但从塔克西拉出土的蚀花肉红石髓珠标本来看（H.C.Beck：Beads from Taxila，SwatiPublications，Delhi，1941），没有见到相似的例子。看来其来源目前尚不能遽下断语，从印度南部辗转传人的可能性更大一些。

但曲踏墓地2013年1号墓出土的标本，由于没有图片资料发表，我们只能根据描述推测为具像眼珠，如果这个推测成立的话，则其属于印度蚀花肉红石髓珠制作的北方组（Northem Group），在塔克西拉遗址有同类产品发现，培克认为其年代在公元前5世纪（参见上引文献）。这种类型的标本，除了印度之外，广泛见于西亚海湾地区的巴林以及乌尔（Ur）、基什（Kish）、尼普尔（Nippur）等众多遗址，年代大体在公元前3000纪晚期到公元前2000纪早期（Joan Aruz：Art and Interconnections intheThirdMillenniumB.C.，Art of the FirstCities，the Third Millennium B.C.fromthe Mediterranean to the Indus.Editedby JoanAnlzwithRonaldWallenfels，theMetropolitan Museum of Art，New York，Yale University Press，New Haven andLondon，2003）。前述青海大通上孙家寨乙8号墓年代与曲踏墓地大体同时，同墓地还出土2件装金玻璃珠（GiltGlass Beads），可能是从印度输入（史美光、周福征：《青海大通县出土汉代玻璃的研究》，《文物保护与考古科学》2卷2期，1990年12月），或许可以为曲踏墓地出土标本的来源提供线索。

三

R.内贝斯基沃科维茨讲述的流行于西藏西部的一则传说，被中外学者广泛引用。藏人认为“gZi”珠源自鲁多克（Rudok，日土）的一座山中，古代的时候，“gZi”珠如泉水般从山上流下。某天一个巫婆用恶眼（Evil Eyes）盯视此山，珠流立即就停止了。这个传说尽管难以置信，但还是透露了一些历史文化信息，尤其是发生的地点颇为值得注意。日土位于西藏西北部，西与印控克什米尔地区接壤。表明“gZi”珠的来源，极有可能如我们上面分析的那样，与古代印度关系密切。

值得注意的是，过去曾认为印度河流域是蚀花肉红石髓珠的唯一产地，最早见于哈拉帕文化（HarappaCulture）的昌胡·达罗（chanhuDaro）遗址，早在前萨尔贡时期（Pre-Sargonic Period）就已经传播到美索不达米亚地区（Niratika：A Study ofStone Beads in Ancient India.Bharatiya kalaprakashan，Delhi，1993），在阿斯马尔丘（Tell Asmar）、乌尔王陵、基什等地都有发现（Ernest Mackey：Bead Makingin Ancient Sind，Joumal 0f the AmericanOriental Society，Vol.57，No.1，Mar.，1937）。培克认为美索不达米亚地区的年代虽较早，但它们的蚀花法和珠形完全和印度河流域相同，有些连花纹也相同，应出于同一来源（H.C.Beck：Report on Selected Beads from Harappa.Madro Sarup Vats，Excavations atHarappa，Munshiram Manorarlal PublishemPvt.Ltd.，New Delhi，1997）。美国学者约安·阿鲁兹（Joan Aruz）根据新近的考古发现指出，有些珠子的装饰图案，是典型的近东风格，而不常见于印度河流域，表明在近东地区可能存在着地方性的制造工场，从而对培克的意见有所修正（Joan Aruz：Art andInterconnections in the Third MillenniumB.C.，Art ofthe First Cities.the ThirdMillennium B.C.from the Mediterraneanto the Indus，Edited by Joan Aruz withRonald Wallenfels，the MetropolitanMuseum of Art，New York，YaleUniversity Press，New Haven and London，2003）。此外，东南亚的发现过去被认为是源于印度，表明两地早期密切的文化联系。但近来有学者根据东南亚出土玛瑙与肉红石髓的成分测试，与印度原料进行对比，发现有所不同，从而对过去东南亚出土玛瑙和肉红石髓珠，包括蚀花肉红石髓珠系从印度进口的论断提出疑问，认为其来源有多种渠道，包括一部分本地生产的（Robert Theunissen，Peter Grave，GrahameBailey，Doubts on Diffusion：Challengingthe Assumed Indian Origin of Iron AgeAgate and Carnelian Beads in SoutheastAsia，World Archaeology，Vol.32，No.1，Jun.，2000）；法国学者贝蕾妮丝·贝丽娜（Bérénice Bellina）则指出，玛瑙和肉红石髓珠可以作为印度和东南亚之间交流关系的“信息指示器”，对于双方公元前一千纪关系的研究提供了新的证据，东南亚上层社会将进口珠饰作为身份和地位的象征，并且，很可能引进印度工匠来本地进行加工和生产（B 6 r6 nice Benina：Beads，Social Change and Interaction betweenIndia and South-east Asia，Antiquity，June，2003）。

蚀花肉红石髓珠在与西藏邻近的缅甸骠人（Pyu，公元1～9世纪）遗址中也有发现，其制造一直延续到近现代的钦人（chin）部落。根据调查，这些珠饰价值昂贵，被当作货币用于债务交换和婚姻筹码，或视作家里的传家宝。实际上，如果其中最有价值的珠子被卖掉的话，那么据说珠子的主人就会感染疾病，而他的妻子将会不能生育（Elizabeth Moore and UAung Myint：Beads of Myanmar（Burma）：Line Decorated Beads amongst the Pvu and Chin，Journal of the Siam Society，Bangkok，Thailand，Vol.81）。这与藏族的情况十分相似（参见大卫·艾宾浩斯、迈克尔·温斯腾：《藏族的瑟珠》，向红茄译，《喜马拉雅山的人与神》，中国藏学出版社，2012年）。对待这种珠饰的态度和使用方法、禁忌的相近，或许表明两地蚀花肉红石髓珠具有较为密切的关系。

到目前为止，尚未发现西藏本地制造“gZi”珠的任何考古证据，从藏区有关其来源的各种传说来看，藏族人民将其视为天然之物，非人工制品，或是来自于天上。这些情况可能说明不同时期的“gZi”珠，可能都是来自于周边地区，不同时代有所差异：早期的可能直接来自印度河流域，以后则有可能来源广泛，印度、西亚、尼泊尔、缅甸都有可能。这个推测，还可以由藏族人民自己对“gZi”珠的分类得到一定程度的验证。一般地说，藏人把天珠（“gZi”珠）分为三大类：至纯天珠（Pure gZi）、中天珠（Chung gZi）、天珠族（gZiFamily），并认为前二者产于西藏，后者产于尼泊尔、不丹和印度（张宏实：《法相庄严·管窥天珠》，台北淑馨出版社，1993年）。当然，前已述及，蚀花肉红石髓珠存在广泛的技术传播，某些种类的“gZi”珠无论是装饰图案还是制造技术，都显得比较特别，不见于其它地区的情况（Robert K.Liu：Identify tZi Beads，Ornament，Nos.4，1980）。有鉴于此，我们也不能完全否定西藏历史上某一时期曾经存在本地制造的可能性，尚有待于今后更多的考古发现。

四

就早期传播而言，“gZi”珠由印度河流域的产地直接进入西藏西部，应该是合理的推测。但同时也要注意到更多的可能性，就现有的资料而言，至少以下三种情况是值得注意的。

西藏北邻的新疆，是一个蚀花肉红石髓珠集中发现的区域。据我们收集的资料，共有13起近30件标本之多（赵德云：《中国出土的蚀花肉红石髓珠研究》，《考古》2011年第10期），近来在塔什库尔干吉尔赞咯勒墓地又有一批集中的发现（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新疆工作队：《新疆塔什库尔干吉尔赞咯勒墓地发掘报告》，《考古学报》2015年第2期）。新疆的发现，类型多样，几乎涵括了古代世界蚀花肉红石髓珠的所有种类，年代从距今3000年左右一直延续到唐西州时期，是否古代印度河流域的蚀花肉红石髓珠先进入新疆，再传人西藏？

陕西咸阳马泉西汉晚期砖券墓出土有蚀花肉红石髓珠（成阳市博物馆：《陕西成阳马泉西汉墓》，《考古》1979年第2期），可能是汉代张骞通西域后，经过新疆沿河西走廊传入的。那么，藏区的“gzi”珠，有无可能是从长安一带再东传而来？

陕西宝鸡益门村春秋晚期偏早2号墓出土的蚀花肉红石髓珠（宝鸡市考古工作队：《宝鸡市益门村二号春秋墓发掘简报》，《文物》1993年第10期），与大量具有草原文化因素的器物共出，如金柄铁剑，被认为是具有北方草原风格（陈平：《试论宝鸡益门村二号墓短剑及其相关问题》，《考古》1995年第4期），出土的金器总重量达到3000克，种类有剑、刀、带钩、带扣、马络饰、串珠等，与北方游牧民族有着密切的关系（黄翠梅、李建纬：《金玉同盟——东周金器和玉器之装饰风格与角色演变》，《中原文物》2007年第1期）。这件标本很有可能是通过北方草原之路传人的。是否如同咸阳马泉西汉晚期砖券墓出土的蚀花肉红石髓珠，也可能东传入藏区？

就现有的资料而言，还很难就印度河流域蚀花肉红石髓珠进入藏区的早期传播路线进行较为具体的分析。鉴于古代文化交流的复杂性，以上若干可能性目前来看也还不能轻易否定，可以先提出来，有待于今后更多考古资料的证实或证伪。无论如何，“gZi”珠在藏区的流行，是西藏和周边地区文化交流的结果。同时，藏族人民也在接受外来文化的同时，通过赋予其新的文化含义（如所谓虎纹天珠、宝瓶天珠、莲花天珠、合利天珠等就和藏传佛教关系密切）及使用禁忌等，对其文化意涵进行改造，从而赋予了蚀花肉红石髓珠这一广泛流行于旧大陆的珠饰种类新的特性，成为藏族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

（责任编辑：阮富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