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瑶

玻璃大致诞生于公元前25至公元前23世纪的两河流域，它是随着人类文明诞生而发明的最古老的人造材料之一。自其产生以来，玻璃器物就与人类的生活息息相关。玻璃既可以作为象征皇权威仪的“琉璃璧”出现，还可作为玻璃瓶、碗、杯、盏存在于日常生活之中，更可成为皇宫嫔妃、民间美女的装饰物，各种玻璃制品的出现见证了人类文明的辉煌。

二千余年前的西周玻璃工艺非常原始，外观与石头几乎无差别，配方主要是含铅的钡玻璃。而在春秋时期，玻璃工艺已有磨制、堆贴、镶嵌等，炼出七彩玻璃主要用于礼器、佩饰、明器等小件器物。战国时期采用模铸法制作带有纹饰和汉字的仿玉玻璃器，多用于配饰。汉代，玻璃出现诸多新品种，如玻璃耳坠、玻璃带钩、玻璃琀、玻璃琮等。从西汉开始，被作为日用品的玻璃容器开始出现，这是一次开创性的改变。自此以后，陈设器和生活用具才成为玻璃器的发展主流。隋唐时期，玻璃技术达到新水平，玻璃制品多被皇家和寺院用于装饰物和日常用品。宋代玻璃成分为铅玻璃和钾铅玻璃，色泽漂亮，不耐高温，不宜日用，多作装饰摆设，如带板。元代玻璃器最重要的产地是山东益都颜神镇，在此地曾发现过元末明初的玻璃炉址与残品。经检验表明，其钾钙含量较高，含铅量很低，属钾钙玻璃，与唐宋高铅玻璃已显著不同。而元代玻璃器出土较少，最著名的就是这件甘肃漳县出土的玻璃莲花盏托。

这件元代莲花形玻璃托盏包括盏和托各一件，为蓝色玻璃制成，半透明，胎内含气泡，模铸法成型，高4.8厘米，托高1厘米，口径12.5厘米。盏为七瓣莲花形，饼形足；口、腹部颜色比盏略浅；托口为平口，边沿呈八瓣莲花形，平底，腹壁呈正八角形；托的内圈为八边形，斜内凹，口沿稍扬起作八瓣莲花状；瓣尖亦尖锐，颜色比盏略浅，尖锐的瓣尖成为其造型上区别于后代的一大特点。托与盏相得益彰，宛如蓝色夜幕下一朵盛开的睡莲。其器形较大，制作精巧，完整成套，造型华美，色彩艳丽而高贵，是迄今出土最完整的一套元代玻璃托盏，为元代玻璃器皿中的稀世珍品，于1999年在甘肃省定西市漳县汪世显家族墓出土。汪氏是金、元、明陇西望族，墓主人汪惟贤是汪世显的孙子，是元代“故荣禄大夫、大司徒”。徐家坪一带的汪氏家族大片墓地，曾出土过不少珍贵文物，但品位最高、最引人瞩目的，首推这件玻璃莲花托盏，堪称中国古代玻璃制品的瑰宝。

玻璃器皿是玉润晶莹的一种象征，在中国古代极其珍贵，只有皇室、贵族和高级寺院才能拥有，是他们地位和财富的标志。这件玻璃莲花托盏首先具有佛教文化的特征。据说佛祖释迦牟尼的家乡盛产莲花，因此佛教常以莲花自喻，并以莲花为佛教的主要象征。唐代将佛教立为国教后，莲花备受人们敬爱。《本草纲目》记载：“释氏用为引譬，妙理俱存。”佛国也指莲花所居之处，也称“莲界”。佛经称“莲经”，佛座称“莲座”或“莲台”，佛寺称“莲宇”，僧合称“莲房”，袈裟称“莲衣”。由此，莲花图案成为佛教的标志。佛教的建筑、装修、器物也都有莲花图案。这件玻璃莲花托盏的造型，还具有中国茶文化的特征。中国是茶的故乡，茶文化自唐代起就已形成相当规模。茶具是茶文化中不可分割的重要组成部分，所以中国人对品茶的茶具颇为讲究。这件玻璃莲花托盏虽极为罕见，却是古人对茶盏工艺讲究的佐证。

对这件玻璃托盏的出产地，学者们持有颇多不同观点。一些认为我国开始制作玻璃茶具的时间较晚，技术水平也不高，而这套托盏工艺却极为精美，很可能并非产自我国，而产自中亚。另外，自汉代以来，中国与中亚的文化物资交流十分密切，汪惟贤既是蒙古族官僚世家，得到域外精品轻而易举；且我国早期的国产玻璃器多为绿色、淡绿色和白色，只有伊斯兰器具较多采用蓝色；更兼当时中国制造的玻璃器多薄而小，这款莲花托盏却是器形大而厚，极有可能自西方传入。随着考古工作的展开以及大量古代玻璃实物的出土，国内外学者针对中国古代玻璃器的年代、器形、产地等做了大量的分析研究，从玻璃莲花托盏的外形特征及艳丽的颜色来判断，它很有可能是从西亚等地传入中国的。

元初，出于巩固政权的需要，统治者采取了一系列有利于恢复生产、发展经济的措施，传统的工艺美术得以复兴和发展。元朝尊西藏佛教为国教，梵像的传人及对其他民族文化的吸收，均给元代工艺美术带来殊变。统治者们为了满足自己的物质生活和精神享乐的需要，将从战争中掳掠来的欧洲、阿拉伯地区及西夏、金、南宋的各行工匠组织起来，建成庞大的皇家官办手工业作坊。匠籍可世代相传，子承父业，便于积累工艺经验，提高技艺，使官办手工业人才荟萃，技艺精湛，生产出了大量高级手工艺品和消费品。这套玻璃莲花托盏精美的外型和秀丽的色泽充分反映了元代工艺美术的发达，其高超的制作技艺也被世人所惊叹，是元代出土玻璃器中的极品，无愧于国宝称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