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尚.龙门石窟造像最盛期是在唐朝,唐朝雕造的石窟数量占所有石...

【摘 要】北石窟寺是陇东高原地区规模最大的佛教石窟寺院，其中165窟是最具代表性的洞窟，以七佛造像为主。165窟是北石窟营造者精心设计的产物。七佛造像具有北方民族敦厚朴实、雄大粗犷的特点，但在粗犷朴拙中不失细腻，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陇东地区的艺术特色，在佛教造像艺术史上具有独特的意义。

【关键词】北石窟 165窟 造像艺术

北石窟寺位于丝绸之路东段，陕、甘、宁、蒙毗邻地区的甘肃省庆阳市境内西南25千米处的覆钟山下，是陇东地区留存的最大的一处佛教寺院。始建于北魏永平二年（509），历经西魏直至明清时期不断修建，规模宏大，历史悠久。现存窟龛308个、石雕造像约2429身、石碑8通、阴刻和墨书题记152方、彩绘壁画90多平方米、清代建筑遗迹3处[1]。其造像精美，题材独特，风格别致，是陇东地区佛教文化的艺术典型。据考证，北石窟的创建者为北魏泾州刺史奚康生。北石窟寺1988年被国务院公布为第三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北魏时期，北石窟寺所开洞窟有165窟、113窟、229窟、237窟、244窟、250窟以及楼底村1号窟等，其中以165窟最为宏大壮观且艺术影响深远。165窟在明清时期被称为“佛洞”，居于北石窟主窟群的中心位置。窟高14米、宽21.7米、进深15.7米，平面呈横长方形，覆斗形顶，方形门，门上设明窗。窟内四壁下有宋元时期重砌的高坛，坛高1.2米、宽0.98米。石窟东壁、西壁和北壁内容以七佛造像为主，并配有十身胁侍菩萨，窟门内两侧各雕一身弥勒菩萨，有一骑象菩萨、两身阿修罗天、二天王、千佛、佛传和佛本生故事等（图1）。

165窟是北石窟寺开凿时代最早、规模最大、内容最丰富的北魏洞窟，也是北石窟寺的精华所在。其中东壁雕三身立佛、四身胁侍菩萨，南北壁各雕两身立佛、三身胁侍菩萨。七佛造像高8米，胁侍菩萨高4米。七佛造像每佛凿有舟形背光，背光交接下部雕胁侍菩萨，顶部四披雕伎乐天、供养人。165窟七佛均为磨光高肉髻、面相方圆，其中五身额上刻有毫光，细眉大眼、高鼻厚唇、大耳宽肩，给人一种敦厚威严、体魄雄健之感（图2），令人联想到北魏马背上打天下的统治者应是如此身体强壮，充满威严和气吞山河的气势。从165窟窟形特点及造像风格来看，165窟在建窟前应该已有明确的建窟计划和安排，窟形特点和造像风格绝不是随意发挥，而是经过精心、严密的设计。因此165窟的建造结构和造像艺术特征应具有完整的计划，各部分雕刻的联系也较紧凑[2]。正是因为是精心设计，165窟给人一种窟形宏大、庄严震慑之感，其中七佛造像更显得高大雄健，令广大信众望而生畏、顶礼膜拜而心无杂念。165窟的建造有可能采用了洛阳寺院的规范，应当是来自洛阳的部分工匠的技艺和当地工匠的宗教信仰及艺术审美相结合的产物。和洛阳龙门石窟造像的技术手法与艺术风格相比较，165窟七佛造像虽然有继承龙门造像之处，但手法上显得较为粗犷，造像显得较拙。七佛造像内着僧祇支，外着双领下垂褒衣博带式袈裟，内衣束带于胸前打结，佛衣下端可见衣裾三层，所着服饰衣纹给人细腻流畅之感。七佛均右手前举，左手指向前下方，掌面显得宽大厚重，双手施无畏印和与愿印。主尊和北壁两身立佛造型粗壮、面容宽大，雕刻较为粗犷（图3）。南壁两身立佛面形稍窄、鼻梁棱起，鼻子比主尊和北壁两身立佛的略小，主尊和北壁立佛鼻头大而扁平。总体来说，南壁两身立佛比主尊和北壁两立佛显得俊秀，雕刻较为精细美观。造成这种风格差异的原因可能与建造时间的先后和建造工匠的不同有较大关系。从七佛造像和其他造像的比例来看，七佛显得端庄高大，身高比胁侍菩萨高一倍，建造者主要是为突出七佛的高大威猛，让广大信众在心灵上有所震撼而臣服。在165窟高14米的空间内，七佛造像高8米，胁侍菩萨高4米，这种比例显然是经过精心设计的。165窟的高度、宽度及进深和高8米的七佛、高4米的胁侍菩萨及其他造像的高度，比例和谐统一，在变化之中有统一，统一之中有变化，既能突出七佛主体，表现七佛的高大、威严、神圣，又能彼此呼应。这种空间比例尺度是宗教信仰和建造者特定需求的产物，起到从精神上震慑信众的目的，信众一进入165窟空间之内，便觉高不可及、威严神圣。通过比较北石窟165窟和云冈石窟二期洞窟，洞窟形制、造像风格二者有相似之处，165窟有大同云冈石窟的风格特征，但在局部细节上又有创新之处。

165窟是北石窟寺创建年代最早、规模最大、艺术成就最高的洞窟，其丰富的内容和题材，对佛教教义做了全面的阐释。其中七佛造像有人认为应是以北魏开国皇帝道武帝拓跋珪到宣武帝元恪这七位皇帝为偶像来开凿的。165窟东壁正中应为释迦牟尼佛，右为过去庄严劫三佛，即毗婆尸佛、尸弃佛、毗舍浮佛，左为现在贤劫三佛，即拘留孙佛、拘那含牟尼佛、迦叶波佛。七佛造像在佛教石窟寺中具有独特的意义，其窟形宏伟，国内罕见。七佛均具有我国北方民族质朴、淳厚的特色。佛内着僧祗支，外着双肩搭宽博袈裟，下着裙。衣彩绘方格，给人一种厚重感，衣纹细密而流畅[3]（图4）。七佛的形象造型包括服饰从多方面体现出佛教与皇权的威严。七座高达8米的大佛沿三壁环列并排开来，这种超越一般佛窟布局的独特方式，从数量和体量上形成了强有力的气势。七佛造像以泰山压顶之势立于信徒面前，供其膜拜，巨大的体积显示了震撼人心的力量，对主持开窟的北魏权贵来说这种做法也许对稳定北魏王朝的统治有一定的积极作用。

七佛顺洞窟壁面向前微倾，胸部、腹部特别突出，有一种向前倾倒之势，从侧面看呈倒、顺两梯形组合，使向前微倾的不稳定趋于平衡。这种造型异于其他佛窟，使信众感受到一种强烈的、迎面而来的动势。同时，所有的衣褶纹饰都是用阳线或浮雕刻出，形成了一种坚实、厚重的体量感。

165窟宏大的规模，首先决定于其主持营造者为泾州刺史奚康生。作为朝廷显贵、威震一方的奚康生，在泾州地面拥有绝对性权威，这使得北石窟165窟在规模上成为全州之最。奚康生可能想通过建造规模如此之大的北石窟来体现自己作为泾州统治者的神圣权威，并以此来消解自己曾杀人如麻的罪孽。基于他的这种心理，在进行选材时，他选用了“七佛”这个主题。《增壹阿含经》云：“七佛天中天，照明于世间。”七佛能够解除人世间的一切苦难。同时，将七佛分布在三个不同的壁面上，造像风格独特而新颖，在同时期的七佛造像中很少有这样的例子。七佛的这種排列方式，不仅很好地利用了洞窟内绝大部分的空间，在一定程度上扩大了七佛造像的艺术表达空间，而且恰如其分地使七佛成为洞窟内绝对的主体部分[4]。整个洞窟高14米，佛像高达8米，再加上佛坛距地1.2米高，七佛造像就占了整个高度空间的大部分天地，有一种顶天立地的感觉。165窟将七佛并列排开分布在三个壁面上，和相对较小洞门形成了鲜明对比，当信徒从较小的洞门进入之时，猛然展现的大空间给信众心理上的震撼，进一步显现出165窟的容量之大和七佛具有的独特的审美效果。endprint

古人有“天圆地方”的宇宙观，特别是北方的游牧民族，有“天似穹庐，笼盖四野”的天地观。因此，以奚康生为代表的北魏鲜卑权贵所主持开凿的北石窟寺，在设计观念上秉承了北方民族独特的居所传统。165窟的穹庐窟顶，不仅有天圆地方观念的体现，而且也是鲜卑族的文化传统的体现（图5）。然而165窟的真正建造者是广大劳苦工匠，他们大多数接受了佛教的洗礼，在那个风雨飘摇的时代把自己的命运寄托在自己所建造的佛像身上，这些佛像给予了他们灵魂的归宿。他们所雕刻的大佛，以泰山压顶之势立于信徒面前，供其仰拜，巨大的体积显示了其震撼人心的力量。他们把“佛的世界”世俗化，佛和人一样，都想拥有一个美好的居所，而在北魏北方民族的统治者看来，这种穹庐顶的建筑就是人间天上最美好的居所，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165窟的穹庐造型是鲜卑等北方民族居住环境和黄土高原窑洞造型混合的产物。

165窟的雕凿技艺传统化是主基调。所谓传统化，就是继承了我国秦汉以来的雕刻艺术传统，从165窟的造像和浮雕中都可以看到汉魏时期的形体质朴浑厚、线条强健有力的特点。尤其是窟顶西坡上的佛本生故事为题材的巨大浮雕是汉代所创的以画面突出底面的突雕手法。而窟中的七佛菩萨雕像等，又在突雕浮雕的基础上，向外突出，形成了近于立体的圆雕，以突出其雄姿伟态。为了更加突出这种态势，整个雕像特别注重大块面的展现，体块感很强。雕像上的所有衣纹，都用阴线或浮雕刻出，这种造像风格在整体上形成了一种坚实厚重的体量感，给人心理上一种崇高和威严感。雕刻者采用粗犷奔放、生动细腻的手法，在有限的空间表现出无限的想象，体现了北方民族朴实敦厚的个性特征。既浓缩洗练，又细致入微，充分体现了陇东高原地区的传统文化底蕴。陇东高原一带，介于农耕文化和北方游牧文化之间，既是农耕文化的发祥地，又是北方游牧民族的狩猎地，由此形成了陇东地区特有的朴拙、苍劲和粗犷的艺术特色。这些造型特征在当地的剪纸、皮影、石雕等造型艺术中都有体现，其形象比例夸张，不受比例透视的限制，重视大轮廓的简练概括。165窟七佛造像朴拙、粗犷的特征，也体现了这些文化传统特色。比如佛像头部比例夸张，按正常视角，占去了整个身躯的1/5，但对于观者而言，由于大视角的仰视，头部显得比较平衡。同时，雕像的胸、腹部特别夸张，手臂、胳膊部位的转折带有一种拙涩感。再加之方敦、厚实的脸型，厚厚的嘴唇，宽大的鼻头和突出的眼睛都显示出一种蛮悍劲[5]（图6）。由于注重大的体块转折，造像的外轮阔简练明了，用刀刻线，坚挺硬直，刚劲有力，节奏顿挫而且流畅，这都体现了陇东高原独具特色文化传统。

165窟中最突出的形象就是七佛，这是犍陀罗的遗风，还有三头四臂的阿修罗天，在国内外石窟中都少有雷同。七佛造像高于弥勒菩萨，从侧面折射出北魏时期明显的社会等级制度。再者，七佛信仰的流行，与中国古代追根问祖的传统习惯有很大的关系，反映了北魏统治者对七世先祖的信仰，有可能借助七佛造像来表达对先祖的怀念。奚康生在造北石窟时，正好经历了七代皇帝的统治，所以有人认为七佛是北魏七代最高统治者的象征不无道理。165窟的七佛不仅吸收了外来犍陀罗的七佛并立的布局形式，而且在一定意义上和中国的历史不谋而合，使得七佛更显得与众不同。

165窟独特的造像艺术集雄大、浑朴、粗犷、优美于一体，结合了传统艺术的恢宏气势和陇东高原地区深厚的文化底蕴。其天衣无缝的雕凿技艺，丰富的造像内容、题材以及服饰的变化，是北石窟寺的精华和我国佛教艺苑中的奇葩和瑰宝，对后世的人物雕塑以及绘画艺术创作具有一定的积极影响。北石窟寺165窟七佛造像作为北魏石雕中一颗璀璨的明星，造像题材精美丰富，特色鲜明，保存完整，是中国佛教艺术史上光辉的一笔[6]。

参考文献：

[1]甘肃北石窟寺文物保护研究所.庆阳北石窟寺内容总录[M].北京：文物出版社，2013：6.

[2]邓建吾.庆阳寺沟“佛洞”介绍[J].文物，1963（7）.

[3]甘肃省文物工作队，庆阳北石窟文管所.庆阳北石窟寺[M].北京：文物出版社，1985：823.

[4]魏文斌.七佛、七佛窟與七佛信仰[J].丝绸之路，1997（03）.

[5]刘治立.北石窟造像类型及佛教文化底蕴[J].陇东学院学报，2005（3）.

[6]董文强.近五十年来北石窟寺考古研究综述[J].陇东学院学报，2015（2）.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