临高之舸,楫齐扬
   来源:神州民俗·上半月     2017年11月17日 19:44

陈江

北部湾(旧称东京湾),位于我国南海的西北部,是一个半封闭的大海湾。东临我国的雷州半岛和海南岛,北临我国广西壮族自治区,西临越南,南与南海相连。为中越两国陆地与中国海南岛所环抱。湾全部在大陆棚上。大陆棚宽约260里,水深由岸边向中央部分逐渐加深,最深处达80公尺。有南流江、红河等注入。由于沿岸河流不多,带入海湾中的泥沙较少。冬季及夏季表层水温相差10℃以上。鱼类以暖水性种类为主,是捕捞绯鲤、红笛鲷、金线鱼、蓝圆鰺等鱼类的优良渔场。

位于海南岛西北部的临高县,西临北部湾,北临琼州海峡;有114.7公里长的海岸线,浅海滩涂面积5333公顷,自西向东依次有11处的港湾:后水湾、头嘴港、安全港、新盈港、黄龙港(黄龙湾)、调楼港、抱吴港、美夏港、博铺港、红牌港、马袅港(马袅湾)等。优越的地理位置,使它在历史上产生了许多的对外贸易港口。据《康熙临高县志·里递》:“水路东自博铺港,一日抵澄迈东水港、半日抵海口所、半日抵文昌清澜港、一日抵会同调懒港、半日抵乐会博敖港、半日抵万州莲塘港、一日抵南山李村港、日半抵崖州临川港;西自博铺港,一日抵儋州洋浦港、一日抵昌化乌泥港、俱有口汊可泊;北渡,一日抵徐闻海安所”。是连接大陆与东南亚地区的海南岛西北部地区重要的贸易口岸。

“临高先民应从粤东、粤中经雷州半岛到达海南,进入海南岛以后,从北部沿海向南推进,沿东部海岸已达海岛的南端。”这是中山大学宋长栋教授所持的一种学术观点。

我们知道,宋代,朝迋曾大量“调雷、化、高、藤、客、白诸州兵,使辇军粮汛海给琼州”(阮元《广东通志》)。其时,诸州汛海而来的兵土,有一部分留在了海南。阮玉麟《广东通志·岭蛮志·俚户》对其有记载,说海南“熟黎”中有一部人,“其先本南、思、藤、高、梧、化人,多王符二姓,言语犹其旧,因从征至此。”不过没有讲明其具体的聚居地区。但在顾炎武的《天下郡国利病书·广东八》中,有其具体之所在:“报籍在西路临高等界,则乡音与广西思、梧等处相同。”

显然,临高人地区沿北部湾海岸的博铺、博顿、博白和博述等港口的开发与命名,着实与宋代两广地区来的临高先民有着密切的历史渊源。它们对海南海岸线,尤其是北部湾东海岸的早期开发做出了很大的贡献。其开拓航迹甚至延伸至海南岛东海岸的博敖(鳌)一带。

毫无疑问,临高人先民是早期北部湾东海岸的渔耕者,它们不仅开辟了北部湾的鱼场与港口,还开拓了无数的北部湾与南海的海上贸易与文化交流线路。从此海南便凭籍其泛海之利,承载了历史上更多、更厚重的民族交往与文化交流。

例如,在历史上,中国南方和东南亚地区广泛存在着一种共同的文化特质——种称为“吉贝”的木棉纺织品。这个相同的文化特质的产生,与历史上海南与东南亚在北部湾、南海间彼此的民族迁徙与文化交流分不开。

据《尚书·禹贡》记载:淮海惟扬州“岛夷卉服,厥筐织贝,厥包橘抽,锡贡。”《禹贡》成书于战国时代,故“吉贝”应于战国已出现。因《禹贡》的记载简约,人们只能推测“吉贝”当时是分布在中国海岛之上,当然也抱括了海南岛。

但战国以后,秦汉至三国两晋,“吉贝”不见史载。

至南北朝及隋唐时期,“古贝”广泛见于东南亚诸古国:《宋书·呵罗单国传》:“分呵罗单国治阁婆洲。元嘉七年,遣使献盔涪指环,赤鹦鹉,天竺国白叠古贝,叶波国古贝等物。”

《南齐书·东南夷传》:“永明二年,阁耶跋摩遣天竺道人释那伽仙上表称扶国王臣侨陈如阁耶跋摩叩头启曰:天化抚育感动灵抵,四气调适。伏愿圣主尊体起居康御……并献金缕龙王坐像一躯,白檀像一躯,乐塔二躯,古贝二双,琉璃苏人二口,珊瑙槟榔才半一枚。”

《梁书·诸夷传》:“丹丹国,中大通二年,其王遣使奉表曰:伏承圣主至德仁治,信重三宝,佛法兴显,众僧殷集,法事日盛,威严整肃。……谨奉送牙像及塔各二躯,井献火齐珠,古贝,杂香药等。”

《梁书·诸夷传》:“狼牙修国,在南海中,其界东西三十日行,南北二十日行,去广州二万四千里。土气物产,与扶国略同,编多栈沉婆律香等。其俗男女皆袒而被发,以古贝为干鳗。”

《隋书·真腊传》:“真腊国,在林邑西南,本扶南之属国也。……王着朝霞古贝,瞒络腰腹,下垂至胫,头戴金宝花冠,被真珠樱路,足履革展,耳悬金挡。”

《通典·林邑》“林邑,……男女皆以横幅古贝绕腰以下,谓之干漫,亦曰都漫。”

当时在东南亚的扶南(今越南南部和柬埔寨)、真腊(今柬埔寨)、林邑(今越南中部顺化、广南以南)、丹丹国(今马来西亚东北岸的吉兰丹和西岸的天定,或今新加坡附近)、狼牙修国(今泰国南部马来半岛北大年及其附近一带)、呵罗单国(今印度尼西亚的苏门答腊岛或爪哇岛)等古国均普遍存在有“吉贝”(即“古贝”) 这种相同的木棉织品。

大概到宋代以后,“吉贝”开始在我国有明确记载:

《太平寰宇记》卷169 《岭南道》:“琼州出煎沉,黄熟等香, 苏密蜡、吉贝布”。

《泊宅编》:“(黎) 妇女采(木棉)实,取其棉,用竹弓为绒,足纫手引以为线,染红黑等色,杂以山麻及外人卖丝绒,织而为布,名曰吉贝。”

《诸蕃志》:“海南,汉朱崖澹耳也。……吉贝,树类小桑,曹类芙蓉,絮长半寸许,宛如鹅毛,有子数籽,取其茸絮,以铁筋碾去其子,即以手握茸就纺,不烦辑织,以之为布。”

《农书》:“木棉一名吉贝。……夫木棉产自海南,诸种艺制作之法萝骏骚北来,江淮川蜀,即获其利。”

《文献通考》:“(黎)衣裙皆五色吉贝,无裤懦,但系裙数重, 制四周合缝,以足穿而系之。”

《广州府志,舆地略》:“土人以仲春种吉贝核,五、六粒一坎,以土掩之。五月即生花结子,壳内藏有三、四房,烈日中开房,有棉垂下,洁白如雪。绞去其核,纺以为布,细腻精密,精如蚕纸,又名白叠布。”

《事物异名录·布帛·棉布》:“闽广多种木棉,纺结为布,名曰吉贝,即古所谓白叠也。”在我国的海南岛和闽广等南方地区均有“吉贝”的存在。

由是观之,“吉贝”似乎先流行于东南亚地区,尔后才流传入中国南方的。

据研究,“吉贝”乃是印度梵语“劫贝”的音译。《通雅》曰:“吉贝即劫贝,木棉树也。”我们知道,木棉广泛产于东南亚和南亚地区,印度既为木棉产地,又是亚洲的棉织发源地,“吉贝”最早可能出自印度,其后由印度传入东南亚,再由东南亚传到中国南方,并有可能从中国南方传去日本。《三国志·乌丸鲜卑东夷传》记载:倭“男子皆露髻,以木绵招头,其衣横幅,但结束相连,略无缝。妇人被发屈髻,作衣如单被,穿其中央,贯头衣之。”以木绵招头,正是“吉贝”;而“作衣如单被,穿其中央,贯头衣之”,与《汉书·地理志》所载海南“民皆服布,如单被,穿中央为贯头”亦相一致。

至此,如果“吉贝”外来说成立,则中国与印度间的民族交往与文化交流很早就已开始,至少在佛教还尚未传入中国之前的战国时代已有之,当时两地有一条通过东南亚作为中介的交往路线,其或从印度到东南亚后通过海路进入海南岛再进入中国南方大陆,或从印度到东南亚后直接由陆路进入中国南方大陆,这条交通路线经过长期的开拓和延伸后,逐渐形成了一条中国南与东南亚、印度,东与日本进行文化交流的传统路线。历来,学界在研究“吉贝”时,一般仅限于国内的研究,从未考虑到它与东南亚等周邻国家和地区的关系,这不能说不是一大忽视,而就其对佛教造像南传系统研究来说,它可以为佛教造像南传系统解决了历史文化渊源问题,在我们看到六朝期间东南亚各古国的有关“吉贝”记载中,其多数是与佛教造像一并传入我国的,如《南齐书·东南夷传》记载的扶南国“献金楼龙王坐像一躯,白植像一躯,乐塔二躯,古贝二双”,《梁书·诸夷传》记载的丹丹国“谨奉送牙像及塔各二躯,并献火齐珠古贝、杂香药等”。

佛教造像的南传,也是和“吉贝”一样,乃是随着印度、东南亚与中国的传统文化交流的大潮流而入的。另外,“吉贝”传播路线还可以补充或修正有关早期佛教造像南传系统的传播路线,关于早期佛教造像南传系统的传播路线,一般是认为:“由中印度→缅甸→云南→四川→长江流域→日本和中印度→交趾(或广州)长江流域→日本”。 基本上认为是由陆路从东南亚进入中国南方,忽视了其从东南亚由海路通过海南岛进入中国南方和由海路直接从东南亚进入中国的南方(广州)的线路,据《南齐书·东南夷传》中有关永明二年扶南国进贡“吉贝”条的记载,其乃是由海路从广州登陆中国南方大陆的。

通过“吉贝”、“劫贝”由印度经东南亚至我国南方的北传历史, 我们寻觅到了早期佛教造像南传的历史渊源和传播路线,这就意味着,早期佛教造像南传系统的形成并非偶然,它与这几大区域间的民族交往与文化交流有着极大的关系。

可喜之处是,佛教南传同时代的相关文物与遗迹,我们在临高人地区也有所发现。

临高的高山岭,古称毗耶山,岭上古迹众多,主要有西汉时印度婆罗门教的毗耶大师来此刻立的“毗耶梵文石碑”、汉代青州人王氏狩猎化石而来的“毗耶灵石”和公元1314年修建的高山神宫三处古迹。

在临高,有一古老的传说:西汉之际,有一群妖魔在海南岛上为非作歹,它们盘踞在临高一带祸害百姓,使居住在临高地区的人们处于水深火热之中,附近法师多次与妖魔斗争均告失败。后来,人们不远万里去印度迎请印度婆罗门教毗耶大师。大师施展法力与妖魔搏斗三天三夜,降服了妖魔,最后,妖魔被镇在一块巨石之下。为了永远镇住妖魔,不让妖魔再兴风作浪,大师在高山岭刻下梵文石碑,以警后世。而在临高金牌海边不远处,有一片静静的湖泊与高山岭遥遥相望,为了记念毗耶先师,人们把这片湖泊叫“毗耶海”,神山神海共同守护着临高这片美丽的土地,使人们世世代代过着富裕的生活。

这样,若将临高毗耶神置于古代东南亚与海南岛间民族往来及传统的文化交流线路,尤是佛教南传线路之上进行研究,高山岭完全有可能是佛教南传进入中国的最早落脚点之一。

以上,通过“吉贝”和临高地区的佛教文物,我们可以了解到,临高是南海及东南亚之间文化交流的重要一站,临高人世代生活于此,不但开拓了周边的海上贸易,在南海和北部湾的民族交往、文化交流方面,他们的贡献也是不容忽视的。 (本文作者单位:国家文物进出境审核海南管理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