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关古道“植松种梅”现象的历史考察
   来源:神州民俗·上半月     2017年09月29日 13: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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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梅关古道是古代岭南通往中原的重要通道之一,古道开凿后所形成的“松”“梅”景观、“松”“梅”神韵为历代所传承,乃至凝练出以“松”、“梅”为特色的古道文化,“官道虬松”、“一路梅花一路诗”就是这种文化的体现,体现了人与自然和谐发展之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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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关古道是古代岭南通往中原的重要通道之一,自唐开元后,其作用更加凸显。古道开凿后所形成的“松”“梅”景观、“松”“梅”神韵为历代所传承,乃至凝练出以“松”、“梅”为特色的古道文化,“官道虬松”、“一路梅花一路诗”就是这种文化的体现,它于今日之社会追求人与自然和谐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

一、梅岭与梅关古道

梅关古道在梅岭,关于梅岭的由来与得名,说法颇多,这里略述一二。

清初学者屈大均在其《广东新语》中首先指出:“梅岭者,南粤之一支。《星经》曰‘南戒门户,《汉书》曰‘台山,《舆地志》曰‘台岭。”紧接着他明确提出:“梅岭之名,则以梅鋗始也。”这是梅岭得名之最明确的说法。

他分析说:“鋗本越勾践子孙,与其君长避楚,走丹阳皋乡,更姓梅,因名皋乡曰‘梅里。越故重梅,向以梅花一枝遗梁王,谓珍于白璧也。当秦并六国,越复称王。自皋乡逾零陵至于南海,鋗从之,筑成浈水上,奉其王居之,而鋗于台岭家焉。越人重鋗之贤,因称是岭曰‘梅岭。其曰‘大庾岭者,汉元鼎五年(前112年),楼船将军杨仆出豫章(今南昌)击南越,禆将庾胜,城而戌之,故名‘大庾。其东西十里胜弟所守,名‘小庾。是则岭名‘梅以鋗,岭名‘庾以胜兄弟;秦之时岭名‘梅,汉之时名‘庾。”[1]同时,他还指出,梅岭之名,“世乃谓陆凯折梅寄友,岭遂名‘梅,因筑折梅亭其上,谬矣!”[1]陆凯折梅寄友,指三国时陆凯于吴赤乌五年(242年)秋七月,与将军聂友,以兵三万,讨珠崖、儋耳,以友为珠崖太守,凯为儋耳太守,是役陆凯于梅岭作诗,寄范晔,诗言:“折梅逢驿使,寄与陇头人。江南无所有,聊赠一枝春。”梅岭有梅,不假。但是,很明显,屈氏认为“梅岭”之名非为“陆凯折梅寄友”而来,实乃因梅鋗而来,同时,屈氏的分析也指明了梅岭即大庾岭是也,此论为学界所认同。

大庾岭与越城岭、都庞岭、萌渚岭、骑田岭合称五岭(即南岭),是中国南部最大山脉和重要自然地理界线,它们构成分隔南、北交流的巨大屏障,而在岭与岭之间的巨大山谷中,则形成了多条沟通南北的通道。据北宋·余靖《韶州真[浈]水馆记》所载,“凡广东、西之通道有三:出零陵下离(漓)水者,由桂州;出豫章下真[浈]水者,由韶州;出桂阳下武水者,亦由韶州。无虑之官峤南,自京都沿汴绝淮,由堰道入漕渠,泝大江,度梅岭,下真[浈]水,至南海之东、西江者,唯岭道九十里为马上之役,余皆篙工楫人之劳,全家坐而致万里。故之峤南虽三道,下真[浈]水者十七八焉。”[2]余靖所记,不仅指出了古代中原经南岭至岭南各地的通道有三:即“出零陵下离(漓)水者,由桂州;出豫章下真[浈]水者,由韶州;出桂阳下武水者,亦由韶州。”虽如此,但“下真[浈]水者十七八焉”,可见,梅岭之上所开辟的梅关古道是岭南沟通中原的最重要通道。

古时,岭南被认为是“瘴”“蛮”之地。初唐之前,中原到岭南之人特别是被贬而南来之人,过梅岭都会发出无限的悲叹,这从前人过梅岭留下之诗句中可得到明证。如:初唐诗人沈佺期流放驩州(辖今越南河静省和义安省南部)过梅岭,就有“天长地阔陇头分,去国离家见白云,洛浦风光何所似?崇山瘴疠不堪闻。南浮涨海人何处?北望衡阳雁几群。两地春风万余里,何时重谒圣明君”之叹。而与沈佺期齐名,世称“沈宋”的宋之问,被贬岭南过梅岭时,也有“度岭方辞国,停轺一望家。魂随南翥鸟,泪尽北枝花。山雨初含霁,江云欲变霞。但令归有日,不敢恨长沙”之叹。在他们看来,梅岭不仅是他们政治生命的分界线,甚至视为他们人生的分界线。由此也见梅岭的险要及过梅岭之意义了。

梅岭之上有“关”,称“秦关”、“台关”或“横浦关”,现皆以“梅关”谓之。而梅关古道是现今人们对古代南岭通道之一的“大庾岭路”(包括唐·开元四年张九龄奉诏之“新开大庾岭路”)的习惯称法。而由于梅岭的险绝,自古也多把这条联通岭南岭北之大庾岭路比作“蜀道”。

关于“大庾岭路”,《直隶南雄州志》记:“大庾岭路,险绝不可登陟。唐开元丙辰内供奉张九龄奉诏开凿新路,斫两崕而中通之。”[3]

唐·开元四年(716年),张九龄“献状,诏委开道”,而《开大庾岭路记》则尽显开路之意。“初,岭东废路,人苦峻极,行迳夤缘数里,重林之表,飞梁嶫巘,千丈层崖之半。颠跻用惕,渐绝其元,故以载则曾不容轨,以运则负之以背。”交通十分的不便,不利于岭南岭北的交流和商贸往来,而此时的“海外诸国,日以通商”,为了把岭南和海外的“齿革羽毛”、“鱼盐蜃蛤”运进中原,“上足以备府库这用,下足以赡江淮之求”。因此,新开岭路是一种客观的要求,时代的要求。于是,张九龄“钦冰载怀,执艺是度,缘蹬道,披灌丛,相其山谷之宜,革其攀险之故”,利用“岁已农隙,人斯子来,役匪逾时,成者不日,则已坦坦而方五轨,阗阗而走四通,转输不以告劳,高深为之失险”,畏途成“坦途”。

自西汉吕后时期赵佗据岭抗命,到南朝陈霸先与蔡路养激战梅岭,中原与岭南的交往越显重要。而经休养生息、贞观之治后,唐朝在开元时期国力强盛,开凿梅岭通道不仅必要,而且也有可能了。张九龄正是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奉诏开路”,从而使梅关古道成为了联通海陆丝路的重要通道。

二、梅关古道“植松种梅”的历史考察

毋庸置疑,通车马之行是道路的重要功能,然而,道路的绿化、美化则体现出道路交通的文化特质,彰显人与自然和谐统一的生态文明意蕴,梅关古道上“植松种梅”正是这种理念的外化。

唐·开元四年(716年),张九龄奉诏,前后用了差不多二年的时间,开凿了一条宽1丈,长30华里,两旁广植松梅的大庾岭路。

之后,历代政府对大庾岭路多次进行修整,据《南雄府志》和《直隶南雄州志》记,较大规模的修整有:

宋·仁宗嘉祐八年(1063年),广南东路转运使蔡抗与其任江西提点刑狱佥事的胞兄蔡挺共议,“陶甓各甃”所管辖境内梅关古道路段,修岭南路广一丈三尺,长三百二十五长;岭北路广八尺,长一百零九丈。同时补植松、梅于路旁。且在梅岭山上分水坳立碑,署表南雄“梅关”,以分粤赣之界。

元·泰定二年(1325年),路总管亦马都丁,先后对岭路进行了补修,并在道路两旁种植松、梅树;至元四年(1338年),杨益率民修路和补植松、梅树。

明·洪武年间,广东参议王溥亲临梅岭路观察,命地方官调集人力修桥铺路;永乐年间,南雄知府陈锡,定约告示,禁砍梅关古道两旁之松、梅,并在岭路两旁补植幼松和修铺路面;正统十一年(1446年),南雄知府郑述,征集民工,用鹅卵石、花岗岩片石铺砌古道路面90余里,增补松、梅;成化五年(1469年),广东布政使陈濂行会同南雄知府江璞,在征发民工铺筑古道路面的同时,在梅岭天水以南修筑关楼,并命名为“岭南第一关”;正德十三年(1518年),广东布政使吴廷举令南雄府在岭路两旁增植松、梅5000余株,吴廷举亲自参与植树活动,并即兴挥毫写下《大庾岭路松》诗四首,自称“十年两度手栽松”、“种得青松一万株”的名句;万历二十六年(1598年),南雄知府蒋杰在梅岭顶重修梅关楼,并为关楼题额名为“南粤雄关”,朝南面石额为“岭南第一关”,署名为“南雄知府蒋杰题,万历戊戌”。

至清朝,嘉庆四年(1799年),两广总督长白觉罗吉庆捐白金千两,交南雄州,用于“庀材鸠工”,修整岭路,并在两旁补植松、梅,以资荫憩和观赏。

梅关古道,迄至清初,历800余年,古松夹道,形如虬龙,为古南雄之“官道虬松”美景。

那么,历代对梅关古道“植松种梅”的原因是什么呢?其一,庾岭寒梅,富有特色。梅岭以梅著称,《直隶南雄州志》记:“庾岭有梅,古昔已然”,又引《郝氏通志》曰:“庾岭梅花,微与江南异。花颇似桃而唇红,故名红梅”,“亦有纯红者。岭上累经增植,白者为多”。由于岭南岭北气候的明显差异,岭上梅花有南枝先开,北枝后放的奇景,与梅相关联,历代途经梅岭之诗人、骚客在此留下了不少咏梅之诗文。其二,松、梅,尤其是松,树冠巨大,能为过往商客荫憩。梅关古道也就有了“官道虬松”之美景色。其三、梅岭上本身有梅、松,就地移植,简单易行。其四,岁寒三友中的松、梅之凌寒气节,为世代所传唱。直至当代,开国元帅陈毅,在南方坚持三年游击战争时期,在梅岭上也留下脍炙人口的《梅岭三章》,表达出坚韧的革命意志和崇高的革命理想主义精神。因此,历代对古道的维护,补种、增种松梅之举,就有了更深远的历史意义了。

三、梅关古道的历史作用

梅关古道的开辟及其作用,苏诜在《大庾岭铭》曾作出过这样的评价:梅岭通道,“怀荒服兮走上京。迁万商兮重九驿,车屯轨兮马齐迹,招孔翠兮徕齿革。伊使臣之光兮,将永永而无斁”。而《南雄府志》则说:“兹路既开,然后五岭以南之人才出矣,财货通矣,中朝之声教日远矣,遐陬之风俗日变矣!”

1、梅关古道是一条移民之道

梅关古道所承接的移民脚步,始于秦,主要与军事活动紧密相关。公元前223年(秦始皇二四年),秦命尉屠睢率60万大军征岭南,这在客观上形成了他们是继梅鋗之后又一批北方移民。

而“永嘉之乱”及其之后“八王之乱”是中国历史再次由统一走向分裂的重大事件,由此而出现了秦汉以后中原人民南渡的又一高潮,规模之大,人数之众,历时之长,空前未有。历史上对西晋永嘉年间大规模的移民事件,称为“永嘉南迁”或“衣冠南渡”。

而影响最大的经梅关古道、珠玑巷的移民,当是宋代移民了。陈乐素教授指出:“北宋政权结束,高宗仓皇南渡。在战乱中,中原土民,一部分随高宗走东南,流寓于太湖流域一带;一部分随隆祐太后走赣南,在隆祐太后自赣南回临安后,土民在动乱中,更南度大庾岭,寄寓南雄。这度岭的一支,经过一段时期,又从南雄南迁,流寓于珠江流域一带。”[4]其中,以罗贵为首的三十三姓九十七家南渡,则开创了北方移民向珠江三角洲进发的崭新局面,以至于现今珠三角各姓族人,都认为梅关古道上的珠玑巷是广府人的“桑梓之地”、“发祥之乡”。正如肖耀堂指出:“世居中原的汉族大量南迁,踏足珠玑巷。唐宋时期,尤为鼎盛,商贾云集,异常繁荣。而从南宋末年开始,珠玑巷人为避战乱大批南迁,他们一批一对地结伴同行,沿着浈江抵韶关,又顺北江南下珠江三角洲一带。至元末明初,迁徙到珠江三角洲一带就有100多姓氏。……,如今,珠玑巷后裔繁衍生息达四千万之众,遍及海内外。”[5]

2、梅关古道是一条商贸之道

大庾岭路,是商旅来往的交通要道,是南北经济贸易的主要运输线。自秦汉以来,广州是我国对外贸易的重要港口,我国出口的丝绸、瓷器,从外国进口的香料、翡翠、象牙等都以广州为集散地,从广州进出口的货物大都通过大庾岭路。至唐,广州已成为全国最大的贸易港口,大庾岭路的交通越来越重要,开元四年张九龄奉诏开凿大庾岭路,为南北交通做出了卓越的贡献。宋代,随着社会政治、经济中心的南移,南来北往之商旅,北运的粤盐、韶州岑水场的铜等货物,百分之七八十经梅关古道;明清时期,随着对外贸易的发展,由广州进口的北运货物如珠宝、香料,中原南运的丝绸、茶叶、瓷器、药材,多取道梅关古道。明·万历年间,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沿梅关古道北上,记述了1595年5月越岭时看到的情景,他说:“梅岭山屹立在两河之间,标志着两省的分界线。越过它要花一整天时间,翻山的道路也许是全国最有名的山路。从山的南麓起,南雄江开始可以通航,由此流经广东省城,南入于海。山的另一面,在南安城,有另一条大河流经江西和南京,途经很多其他城镇,东注于海。许多省份的大量商货抵达这里,越山南运;同样地,也从另一侧越过山岭,运往相反的方向。运进广东的外国货物,也经由同一条道输往内地。旅客骑马或者乘轿越岭,商货则用驮兽或挑夫运送,他们好象是不计其数,队伍每天不绝于途。这种不断的交流的结果使山两侧的两座城市真正成为工业中心,而且秩序井然,使大批的人连同无穷无尽的行装,在短时间内都得到输送。”[6]至清·乾隆年间,由于清政府实行海禁,广州成为唯一的通商口岸,全国各地的商品都要集中到广州出口,岭南与内地之间的商业贸易空前发展,梅关古道更趋繁忙。每年“肩货来往于岭南者不下十万人”。鸦片战争之后,五口通商,广州不是唯一的对外贸易口岸,海运的发展及粤汉铁路的修通,货走梅岭的数量逐年减少。但是,江西的瓷器、桐油、中药、土纸、粮油、钨砂仍大量南下,而北上的煤油、火柴、海味、洋蜡、糖果百货仍然通过梅关古道而得到流通。民国22年,虽然韶关至大余公路的修通,但由于当时汽车少而货多,南雄行走在梅关古道上的挑夫也有2500多人。梅关古道自开通后,成为岭南通往中原、江南地区的主要通道,对国内外经济文化的交流起着重要的作用。

总之,梅关古道在移民、商贸乃至经济文化方面,为南北的交流做出了巨大的贡献,成为了连接海陆丝路的重要通道,古道上“植松种梅”之现象凸显出生态文明的意蕴。

基金项目:2014年度韶关市社科规划共建课题、人与自然和谐发展基地立项课题:梅关古道“遍植松梅”的生态文明意蕴(GJ201412),阶段性研究成果。

参考文献:

[1](清)屈大均.广东新语.李育中等注.广东人民出版社,1991(5):P62;

[2]黄志辉.武溪集校笺.天津古籍出版社,2000(3):P180;

[3]广东省地方史志办公室辑.广东历代方志集成·南雄府部[一]·南雄府志.岭南美术出版社,2007(11):P65;

[4]陈乐素.求是集第二集.广东人民出版社.1984(9):P265;

[5]曾祥委,曾汉祥.南雄珠玑移民的历史与文化·序.暨南大学出版社,1995(10):P1;

[6]利玛窦·金尼阁.利玛窦中国札记(何高济等译).中华书局,1983(3): P279。

作者简介:赖井洋(1964-),男,大学本科,副教授,主要从事中国哲学研究,现任职韶关学院政治与公共事务管理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