瓦萨里:西方美术史解读
   来源:美与时代·美术学刊     2017年09月18日 16:53

美术史的形状 从瓦萨里到20世纪20年代 , 西方美术史的文献和书目 ...

陈初露+轩玎一

出版于16世纪中叶、有着近500年历史的瓦萨里的巨著《画家、雕塑家和建筑师传》(Lives of the Painters, Sculptors and Architects)無疑是迄今为止最伟大的美术史著作,更是西方文学的一部杰作。因此,大众丛书系列中伽斯顿·德·维尔[Gaston du C. de Vere]关于瓦萨里传记的经典译本的新近再版是件盛事,该译本没有收入瓦萨里《画家、雕塑家和建筑师传》的几篇导言,但如数译出了全部传记,而不似先前只有英文节译本。德·维尔的1912年译本准确易读,因其敏感于作者著述的时段特征及其文字的节奏韵律,读者可以感受到瓦萨里的原文风格。

大卫·艾克瑟德简[David Ekserdjian]的介绍性评论向读者介绍了许多关于其作者的主题,激起读者阅读瓦萨里那愉悦宜人而又极具启发性文本的欲望。该序言鼓励读者从事瓦萨里的工作,它“激励着我们热切希望”观看或再次观看瓦萨里所描述的艺术。

现今我们可以依据帕特里西娅·鲁宾[Patricia Rubin]的重要新作《乔治·瓦萨里》(Giorgio Vasari)的敏锐分析来阅读瓦萨里的《传记》,该书侧重于作为历史学家的瓦萨里。她还广泛地综合了有关瓦萨里的现代学术成果,在著作者本人的传记框架范围内精辟地分析了《传记》。

尽管瓦萨里是一位多产而成功的画家和建筑师,他作为画者和建筑者的成就却为其著述所掩盖。在莱昂·萨特科沃斯基[Leon Satkowski]关于瓦萨里作为建筑师和廷臣生涯的、精辟而引人入胜的概述中,可以发现很多值得思考的地方。其论述增强了我们对于瓦萨里《传记》中描绘的宫廷生活的理解,同时也展示了大量极富魅力的16世纪建筑设计图。

萨特科沃斯基的深刻而富有启发的历史分析,在此得到拉尔夫·利伯曼[Ralph Lieberman]精彩图片的补充,这些图片本身就是很好的解释。利伯曼的视觉阐释在一组乌菲齐宫图片上尤为明显,传达出这一重要的城市规划的意识,这是先前的图片不曾有过的。萨特科沃斯基分析了类型学、工程实施以及相对于米开朗基罗的坎皮多利奥广场与威尼斯的圣马可广场设计而言,瓦萨里的设计方案的意义。他们的研究,为我们理解16世纪意大利有关的城市规划作出了重要贡献,这一规划指向一种更加广泛的综合体。

现今去佛罗伦萨的普通游客不可能意识到瓦萨里让科西莫大公[Duke Cosimo]治下的城市现代化到何等程度的,其中最著名的是公爵居住地——旧宫。《传记》可以读解为建造或重建佛罗伦萨的历史,作者本人自豪地在其中扮演了重要的、决定性的角色。

作为一位实践型建筑师和画家,在其所记录的历史传统下写作,实际上将自己置身于与处于巅峰的米开朗基罗相关的位置上。瓦萨里不同于现代的美术史家,他们是专业学者,实际上是与他们的对象有着一定距离的专家。瓦萨里写作传记,而现代美术史家很少是传记作者,更多在写作专著。这种形式上的差异不应当过分强调。然而,瓦萨里的著作具有深刻的精神性,源于圣经、弗洛拉的约雅敬[Joachim of Flora]和但丁[Dante]的著作,现今世俗化的美术史家受到美学和历史相对论、实证主义以及企图使美术史成为一种科学或是使它遵循科学方法这些新思想的影响。这些现代学术倾向的不利后果极大地影响我们读解瓦萨里,而且其危害至今未得到充分地纠正。

艾克瑟德简在大众版瓦萨里著作前言中,将瓦萨里看作那些依赖于其文献档案的现代学者的守护神。与此同时,鲁宾还表明瓦萨里使用了道德楷模类小说的方法,近年来,学者(如鲁宾)已日益欣赏该著作的虚构特征。瓦萨里的写作,是在现代的、科学的历史写作中对事实与虚构进行明确区分之前。瓦萨里著作中虚构与事实的微妙穿插,并非后结构主义的一项发明,而是在现代科学方法发明之前历史著述中所存在状况的一种认识。我们现在的倾向仍是在阅读瓦萨里时,仿佛他是一位现代美术史家,在美术学院或考陶尔德学院获得学位,或是一个实证主义者。

当学者们希望证实什么的时候,他们经常认为瓦萨里所记述的故事完全真实,而没有诗意的表现。这尤见于有关年轻时代的米开朗基罗生活在洛伦佐·美迪奇[Lorenzo deMedici]环境中的文字记叙。

弄清“事实到底如何”的迫切要求——洛伦佐的花园里是否确实有正式的学园?——防碍他们接受瓦萨里在构造这些事实时创作神话的可能性。而当你重读瓦萨里将年轻的米开朗基罗带回家的那段文字时,你会发现它与圣经里青年大卫的故事如出一辙,在此讨论的不是瓦萨里描述文字的真实性,而是瓦萨里圣经类型学的诗意。

人们有时只是表面地对待瓦萨里的文字,即便在出现诗意描写的迹象时也是如此。考虑一下艾克瑟德简所重述的著名故事,“瓦萨里和他幼年的伙伴弗朗西斯科·萨尔维亚蒂[Francesco Salviati]在1527年美迪奇家族被驱逐出佛罗伦萨期间而发生于领主宫周围的战斗中,抢救出米开朗基罗的大理石像《大卫》的左胳膊”。《大卫》左臂上确实可见有裂痕,但它们真的是起源于这个时候么? 若果如此,那瓦萨里如何以大卫神勇地保卫本族人民的事迹来讲述英雄主义的自传故事?因为他所保护的雕像代表着领主宫的守卫者? 正如艾克瑟德简所言,1527年的瓦萨里不过16岁,尚是青少年。正如艾克瑟德简所言,他和萨尔维亚蒂当时还是孩童,与杀死巨人的大卫最为接近的年纪。当瓦萨里说断裂的胳膊在地上躺了三天时,他让人想起大卫的祖先基督,他是在第三天复活的。而且大理石掉落地面易于摔碎,化为碎片和尘埃,瓦萨里却说大卫的胳膊“碎成三块”,这也是带有高度暗示性的数字。不论事实如何,显然瓦萨里讲述的故事不是纯粹的美术史文献,而不包含诗意想象的成分,因为在其中,他和他的朋友萨尔维亚蒂成为了《大卫》的大卫式保护者。

据说瓦萨里就像一个好故事,这有点像是说莎士比亚(Shakespeare)或狄更斯(Dickens)像好故事一般。因为瓦萨里并不仅仅是现成故事的讲述者,他还是一位极具创造力的寓言创作者。在一则著名的寓言中,他告诉我们莱奥纳尔多在画蒙娜丽莎肖像时,雇来音乐家和滑稽演员逗她开心,这则故事传说已成为现代想象力的一部分。对于瓦萨里作为寓言家的能力的否定一直存在着,这可见于一位杰出的文艺复兴美术学者新近所表明的,既然蒙娜丽莎在瓦萨里写作的年代仍然在世,不难想象她亲自告诉作者有关莱奥纳尔多的乐师和滑稽演员的情况。以口述历史作为解决之道(deus ex machina)的绝佳事例,这一建议背离了实证主义的立场,忽视了故事的诗歌的、病原学的意义。正如诗人创作神话来解释事物的原因和起源,瓦萨里也诗意地解释了非同寻常微笑的特殊环境。

瓦萨里常让人回想起诗人的古代神话故事,让人想起奥维德[Ovid]的神话艺术家皮格马利翁[Pygmalion]。这只是瓦萨里传记中这类暗示之一,我们还可以遇见与之紧密相关的那喀索斯[Narcissus]神话,阿尔贝蒂[Alberti]称他为第一位画家。在瓦萨里的传记中,艺术品类似其制作者,反映了文艺复兴时期的格言“每一个画家都是在画他本人”,这一观点根植于那喀索斯神话中。瓦萨里著作中古代神话的更深层方面(对于现代美术史和小说都有着重大意义,这二者紧密关联),目前实际上还未明了其范围。这一神话维度导向对于瓦萨里和诗人们的更充分理解,这一主题为美术史家所忽视,他们更感兴趣于历史的和哲学的根源。這种兴趣的缺乏是可以理解的,因为现代美术史家(瓦萨里的现代后辈)希望摆脱瓦萨里著作的诗意的或想象的方面,也因此我们对于瓦萨里作为档案员的了解要远胜于作为维吉尔[Virgil]的读者。

瓦萨里的诗歌继续存在于现代艺术寓言中,在巴尔扎克[Balzac]的《无名的杰作》(Unknown Masterpiece)中,讲述了一位画家无力完成其杰作的故事,仿效了瓦萨里关于莱奥纳尔多的未完成作品的描述。瓦萨里还存活于罗伯特·勃朗宁[Robert Browning]关于安德列亚·得·萨尔托[Andrea del Sarto]的诗歌,以及乔治·艾略特[George Eliot]在《罗慕拉》(Romola)中有关皮埃罗·迪·科西莫 [Piero di Cosimo]的描述中。马克·吐温的《卡比托奈山的维纳斯》(The Capitoline Venus)和阿纳托尔·法朗士[Anatole France]的《红百合花》(The Red Lily)都汲取了瓦萨里的养分,而正如艾克瑟德简所言,“不论好坏”同样也为《痛苦与狂喜》(The Agony and the Ecstasy)所吸收。欧文·斯通[Irving Stone]的小说并非大多虚构,而瓦萨里的米开朗基罗传(包括其真实的和虚构的成分)是这本书的核心,它对于人们如何思考米开朗基罗的影响,胜过现代所有米开朗基罗的知识之和。学者会反对说,斯通写的是小说,而忘记瓦萨里当时也是如此,他新颖而具有诗意的米开朗基罗传是整个文学史上最伟大的传记作品之一。美术史家在思考的时候,与小说家相距并不遥远,因为在现代学者设想瓦萨里与年老的蒙娜丽莎交谈的时候(暗示蒙娜丽莎微笑的故事是真实的),他写的可能是“想象中的对话”(借用了瓦特·兰德[Walter Savage Landor]著作的标题)。现代美术史,或许无意,免不了虚构成分;而另一方面,瓦萨里也保持一份警觉。

瓦萨里的写作,不仅给读者以启迪,而且使其愉悦,如他在乔托[Giotto]的圆、乌切洛[Uccello]的“令人满意的透视法”以及莱奥纳尔多的《美杜莎》(Medusa)那些故事传说中所作的那样,这些故事相对于它们的艺术主题而言都是真实的。帕特里西娅·鲁宾公正地评述道,瓦萨里创立了文艺复兴美术史。艾克瑟德简断言,他的著作是“意大利文艺复兴(若不是整个)美术史的圣经”,但源自瓦萨里传记的美术史与大量现代美术史的严谨著述有着很大距离,后者给人以指导时,很少让人愉悦。之所以如此,是因为美术史家们没有将瓦萨里的伟大著作铭记在心。让对象复活,并注入生命,瓦萨里就是语言上的皮格马利翁。现代美术史家,重温瓦萨里的著作,很可能会思考这一事实,即他的持续影响不仅因为他使得文艺复兴美术史系统化,也是因为他让对象充满生命活力,通过有趣的著述(他作为作家的技巧)而灌注入精神。这是瓦萨里的真实教诲。瓦萨里在过去近500年里的持续影响(不只是在美术史的范围内,而是远远超越它,作为最广义的文化的一部分),应当促使我们思考他的教诲、他的遗产,重新思考我们与他的关系。

作者单位:

华中师范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