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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翠芳

摘 要：康有为年少时有“圣人为”之称，晚年被社会公认为“南海康圣人”。从他的弟子对他的评价来看，他的言行有很多矛盾之处，他其实算不上是真正的圣人。本文从平等、婚姻、师生关系、政治主张四方面展现康有为的言行矛盾之处，并分析其原因。

关键词：康有为；言行矛盾；原因分析

康有为（1858—1927），广东南海人，人称“康南海”，近代著名政治家、思想家、社会改革家、书法家和学者。少时受祖父康赞修影响，开口闭口不离“圣人”，当地乡亲因他名叫“有为”，于是就给他起了个“圣人为”的绰号。在民族存亡之际，他立志改革，一介布衣，竟成为历史上著名的“公车上书”的发动者，更成为光绪皇帝的座上宾，并在其支持下开展维新变法运动，对推动中国的近代化进程有一定的作用。变法虽然失败了，但作为这场运动的领导者，康有为一时声名鹊起，备受社会各界关注，而他晚年也被社会公认为“南海康圣人”。俗话说，圣人也会犯错，每个人都不是十全十美的，这位“康圣人”也不例外。他的弟子陆乃翔、陆敦骙在二人写的《南海先生传》中提到：“先生日美戒杀，而日食肉；亦称一夫一妻之公，而以无子立妾；日言男女平等，而家人未行独立；日言人类平等，而好役婢仆；极好西学西器，而礼俗、器物、语言、仪文，皆坚守中国；极美民主政体，而行君主；注意世界大同，而专事中国。凡此皆若甚相反者。”[1]由此可见，康有为的言行有很多矛盾的地方，说康有为是“圣人”似乎并不恰当。基于上述评价，本文拟展现康有为的言行矛盾之处，并简要分析其原因。

1 关于平等

康有为主张人类平等。他指出：“夫性者，受天命之自然，至顺者也。不独人有之，禽兽有之，草木亦有之。故孔子曰：‘性相近也。夫相近则平等之谓，故有性无学，人人相等，同是食味别声被色，无所谓小人，无所谓大人也。”[2]他还借用卢梭的天赋人权学说，指出“天之生物，人最贵，有物有则，天赋定理，人人得之，人人皆可平等自立”。在他看来，在太平之世，人人平等，没有什么臣妾奴隶，也没有什么君主统领，更没有什么教主教皇，人人和睦相处，过着平等而富裕的美好生活，虽然有差别，可是并不悬殊。康有为追求人类平等的愿望是值得肯定的，但是正如他的弟子所說，“日言人类平等，而好役婢仆”[3]。在康有为家中，有“10个女仆，20多个雇员，这些雇员中，有两个印度人，专门看大门的。此外，还有厨师、男仆、阿妈等七八个人”[4]。康有为晚年时，有一次与弟子深夜喝茶校碑，嘱咐仆人泡铁观音。过了很久也不见仆人送茶过来，康有为就亲自到仆人房间去看，只见仆人正蒙头大睡，康有为轻轻呼唤到：“叫你泡茶，为什么睡着了？”面色和悦，并没有呵责一句。脾气不好的康有为为何对犯错的仆人如此和颜悦色？据说是与他弟弟康广仁有关。维新变法失败后，康广仁本来已经逃离南海馆，但由于平日对仆从太过于苛刻，最后被他们所出卖[5]。经此教训，康有为才认为对左右下人要宽厚些。在此之前，恐怕康有为和他的弟弟一样对下人都是很苛刻的吧。“好役婢仆”，苛刻地对待下人，这与追求人类平等是矛盾的。

康有为还特别指出男女都要独立、平等。康有为看到当时的女子被限制了各种人身自由和权利，“女子出门，必拥蔽其面，男女授受不亲”“叔嫂不通问”“男女之间，非行媒不相识”，女子“终身深居闺闼，不出中庭”“亦禁游观”，女子还不能从师求学。如果女子违反这些，“谓之无廉耻，以为荡人”[6]。当时的社会对女子的言行做出了种种严格的规定，而男子却不受这些规定的约束，从这方面来说男女是不平等的。在意识到上述问题之后，康有为提出：“凡人皆天生，不论男女，人人皆有天与之体，即有自立之权，上隶于天，人尽平等，无形体之异也。”[7]“禁人者，谓之夺人权，背天理矣。”[8]他主张女子独立，男女平等。在当时的封建礼教下，康有为能提出这样的主张，说明他具有勇于解放思想、打破世俗的精神，这一思想主张即使在今天看来也是具有进步性的。然而，就连他自己的家人也都未能实现男女独立、平等，更何况整个社会呢？在康有为晚年，他有五位夫人，6个未婚子女，还有众多的仆役，这些都需要大笔的花销，而这些花销都由康有为支付。实际上，直到康有为晚年，作为一家之主，他还是要负担着整个大家庭的经费开支，他的夫人和子女还是依附着他。这与其“男女独立、平等”之说是相悖的。

2 关于婚姻

康有为认为传统的婚姻，“凡男女之约，不由自主，由父母定之。立约者终身为期，非有大故不离异。男为女纲，妇受制于其夫。又一夫可娶数妇，一妇不能配数夫”[9]，男女也是不平等的，这“与几何公理不合，无益人道”[10]。康有为极力抨击传统的婚姻，曾大声疾呼废除一夫多妻的封建恶习，倡导西方的一夫一妻制，但他自己却前后娶了一妻五妾。

康有为19岁时（1877年）与22岁的张云珠结婚。张云珠比康有为大三岁，婚后康有为大都不在家。维新变法失败后，康有为出逃十余年，这期间都是张云珠一人在家照顾康有为的母亲和全家。因此，张云珠也颇受康有为的敬重。1922年去世时，康有为遵守古礼为她送丧，并写了墓志铭。张云珠生有四女一男，长女同薇，次女同壁，三女同结，四女同完，儿子同国，同结、同完、同国均夭折。

康有为39岁时纳18岁的梁随觉为妾。因张云珠没有生下儿子，康有为觉得“不孝有三，无后为大”，为了传宗接代，于是纳妾。梁随觉是广东博罗县人，年轻貌美，颇通文墨，因此很受康有为的宠幸。维新变法失败后，在漫长的流亡生涯中，梁随觉一直伴随在康有为左右。梁随觉生有两子同吉和同篯，还生有两女同复和同环。

康有为51岁时娶17岁的何旃理为二妾。1907年康有为在美国华侨中游说，到达了西部的非士那市。何旃理当时是一位留美女学生，年轻漂亮，思想开放，听了演说后非常倾慕康有为。而康有为当时正准备找一位通晓英语的女性，以帮助他到各地访问演讲。于是，他们开始书信交往，短短的日子里居然写了上百封情书。由于双方年龄相差三十多岁，何旃理的父母不愿自己的女儿去当小妾，所以极力反对他们的交往。父母终究拗不过她，于是就为他们办了婚礼。婚后两人形影不离，何旃理也发挥其语言优势，成为康有为的秘书和翻译，使其事业进展顺利。何旃理于1914年因患猩红热症而去世，年仅24岁。何旃理生有一子同凝，一女同琰。endprint

康有为54岁时娶16岁的日本女子市冈鹤子为三妾。1911年康有为重游日本，雇了16岁的日本少女鹤子当女佣。鹤子仰慕康有为，并把家务做得有条不紊，而康有为也因鹤子勤快知礼而对她大有好感。康有为全家迁回上海后，就邀请鹤子到上海，而鹤子也欣然前往。不久，她就成了康有为的第四位夫人。刚开始时他们也是非常恩爱，但是好景不长，鹤子作为异国女子在中国有很多不适应的地方，加上难以和这个大家庭协调好方方面面的关系，于是产生了归国之心。1924年，尽管鹤子已经怀孕了，但她还是决定回日本，生下女儿铃子，隐姓埋名几十年，1974年在家乡附近卧轨自杀。

康有为60岁时娶廖定征为第四妾，廖定征生有一女同令，同令12岁时隐患肺炎夭折。

康有为62岁时娶19岁的张光为第五妾。康有为晚年定居杭州时，一天偶遇浣纱女张光，一见倾心，请人多方说媒，张光终于成了他的第六位夫人。1919年，康有为与张光在上海游存庐举行婚礼，到场庆贺的人不少。但他的妻妾儿女都不赞成这门亲事，并且以集体不参加婚礼来表示他们的不满。尽管如此，婚后两人感情很好，康有为还悉心培养这位没上过学的浣纱女，并请家庭教师教她读书。张光未生有子女，仅有的一个女儿康静谷也是领养的。

康有为反对一夫多妻以及立妾的封建恶习，但他自己却没有身体力行，反而以无子为由多次立妾。他的此举也引起了他的弟子以及崇拜者的惊讶和不满，就连他的妻妾、儿女在他62岁娶第五妾时也以集体不参加婚礼相抵制。难道康圣人所说的话只是针对别人，而不针对自己的吗？

3 关于师生关系

关于师生关系，康有为主张“凡师之于弟子，人有自主之权”，反对“弟子之从师者，身为其师所有，不能自立”，认为这样“大背公理，无益人道，其弊甚大”[11]。他鼓吹老师与弟子各自都应该有自主的权利，反对弟子不能自立并绝对服从老师。而他的实际行动却处处维护师道尊严，对弟子实行封建家长专制，独断专行，把弟子当作自己的附庸，不许弟子自立，不许有言论自由，更不许革命。自己错了，还要迫使弟子服从。童强说过：“康有为平素對弟子极严厉，极重师道，容不得他人不同意见，更不用说背叛他了。”[12]在维新变法之前，面对近代中国岌岌可危的局势，康有为充分显示了一个爱国知识分子救亡图存、奋发图强的激情，这种激情在百日维新中达到顶峰。然而，维新变法失败后，康有为流亡海外，他还是始终坚持着自己改良的主张，与迅猛发展的革命形势相比，显得非常保守顽固，与当时的时代步伐格格不入。而与康有为相比，其弟子却更能适应当时形势的变化，趋向进步，其中以梁启超最有代表性，梁启超也因此多次受到康有为的斥责。

自拜师那天起，梁启超就一直跟随着老师的步伐，努力实践其主张。但是在维新变法失败后，随着他对大量西方资产阶级著作的研读，他的政见发生了显著变化，由原来的改良转向革命。康有为对梁启超的转变大为愤怒，由此也引发了多次的冲突。1899年，梁启超在日本江之岛与韩文举、欧榘甲、麦仲华等十余人结义，“有倾向革命反对康氏的思想”[13]。康有为对此非常生气，指责梁启超等人背叛自己，他“认为梁氏领导十余人倾向革命，便是忘了光绪皇帝的救命大恩，做出忘恩负义之事”[14]，说如果当日不是光绪皇帝全力护卫，他们早已被杀头了，所以不应该革光绪皇帝的命。当时康有为越说越生气，还顺手拿了一个夹着报纸的报夹子，向梁启超掷过去。康有为还因欧榘甲言论过激，就宣布与他断绝师生关系，并把他逐出保皇会，在其他人的调解下，康有为才收回成命。凡此种种，并非一次两次，每当弟子有转向与他相反的主张时，康有为都异常愤怒，并通过种种方式企图把他们拉回来，继续追随他。试问，这就是康有为所说的给予弟子自主、自立之权吗？

4 关于政治主张

康有为十分推崇西方和日本的民主政体。对于中国的封建君主专制制度，康有为指出其弊端在于：“一君与大臣数人共治其国，国安得不弱？盖千百万之人，生于数人，自然之数矣。”[15]认为君主专制制度是导致国家衰弱的原因。据此，他主张学习西方和日本，实行君主立宪制度，并认为只有进行政治改革，推行君主立宪政体，国家才能富强起来。君主立宪制，是一种资产阶级国家政体。它的特征是君主的权力受宪法和议会的限制，君主不直接支配国家政权，由内阁掌握行政权，对议会负责。康有为对这种政体评价很高：“东西各国之强，皆以立宪法、开国会之故。国会者，君与国民议一国之政法也。……人主尊为神圣，不受责任，而政府代之。东西各国皆行此政体，故人君与千百万之国民，合为一体，国安得不强？”[16]为了让光绪皇帝和统治阶层接受这一主张，康有为还煞费苦心地把它与儒家大同思想联系起来，“所谓君者，代众民任此公共保全安乐之事，为众民之所公举，即为众民之所公用……众民所归，乃举为民主，如美、法总统……今法、美、瑞士及南美各国皆行之，近于大同之世，天下为公、选贤与能也。孟子已早发明之”[17]。这种说法虽说有不合理之处，但足见康有为对君主立宪制之推崇。

在维新变法前后的一段时间里，康有为上书光绪帝，并与保守派展开论战，可见康有为之坚持。但是在变法失败之后，姑且不论康有为对革命的抵制和排斥，从他的一些言行来看，他不断趋向保守。于1899年创设保皇会，《会例》提出“专以救皇上，以变法救中国、救黄种为主”。当初坚持推行君主立宪制的决心已一去不复回，心中想的是要报答光绪帝的知遇之恩和救命之恩，想的是把光绪帝救出来，恢复其统治。他的弟子转向革命时，遭到他的严厉斥责便是他渐趋保守的一个例证。1912年，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的统治，结束了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专制制度，建立了中华民国，康有为已无皇可保，但仍眷恋君主，发表了《共和政体论》，认为最彻底的民主制最坏，而越不彻底、封建残余保存越多的越好，并提出“虚君共和”的口号，想挂一个共和的招牌，恢复满清王朝的统治。可见，康有为的行动与他之前一直推崇的民主已经大相径庭了。

人称“南海康圣人”的康有为言行之中为何会有如此多的矛盾之处？原因有二：endprint

第一，受封建传统思想的影响。康有为出身于理学世家，从小就开始接受严格的正统教育，受封建传统思想影响很深。传统的三纲五常、女子要三从四德、“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等思想根深蒂固。整个社会都弥漫着这样一种风气，男女平等、一夫一妻这些在当时看来较为进步的主张根本就没有滋生的土壤。康有为从小生长在这样一种环境下，一时要改变过来也确实不易。另外，忠君、尊君的传统思想对康有为的影响也很深。康有为出生于封建士大夫家庭，从小就浸染在“君君、臣臣”的说教之中。而且光绪皇帝还让他领导维新变法，这也使他感激万分，他的“保皇”其实就是他忠君、尊君思想的反映。

第二，康有为的性格使然。康有为脾气古怪，固执、倔强、自大。康有为说过：“吾学三十已成，以后不复有进，亦不必求进。”流露出他的自大与倔强。梁启超对康有为的性格有这样两段评论：“先生最富于自信力之人也，其所执主义，无论何人不能动摇之，于学术亦然，于治事亦然，不肯迁就主义以徇事物，而每镕取事物以佐其主义……故短先生者，谓其武断，谓其专制，或非无因耶？”[18]“有为之为人也，万事纯主观，自信力极强，而持之极毅；其对于客观的事实，或竟蔑视，或必欲强之以从我，其在事业上有然，其在学问上亦有然；其所以自成家数崛起一时者以此，其所以不能立健实之基础者亦以此。”[19]

梁启超追随康有为多年，对他的性格是非常了解的，也是最具发言权的，他认为康有为武断、专制，可以说是很有说服力的。正因为康有为性格中的这些缺点，使得他要求弟子都要听从他，与他的步伐一致，共同进退，并且绝对不允许弟子背叛他。而他所说的要给予弟子自立、自主之权也就成为一句空话了。

康有为还有好色的一面。原配张妙华并不是他自己选的，而是奉“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娶的。虽然张妙华孝顺婆婆、持家有道，但到头来只是得到康有为的“敬重”，而非爱。于是康有为就以张氏无子为借口纳妾，第一妾梁随觉和二妾何旃理都已为他生下儿子，但他还是继续纳妾。以“无子”这个借口来纳妾就显得说不通了，只能说明康有为喜好美色，且他所纳的妾都在20岁以下，年轻貌美，在62岁还纳19岁的张光为妾则充分展现其好色的一面。一个好色之人，会满足于一夫一妻的状态吗？

如上所述，虽然康有为的言行有很多矛盾之处，但他在中国近代史上的作用是不能抹杀的。康有为也是一个人，自然会犯这样那样的错误，这是在所难免的，不能用“圣人”的标准来要求他，“南海康圣人”就权且当是溢美之词吧。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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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刘烺.精读康有为[M].厦门：鹭江出版社，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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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张云江.晚年康有为[J].文史天地，2004（7）：24.

[6][7][8]康有为.大同书[M]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98.

[9][10][11]姜义华，张荣华.大同梦幻——康有为文选[M].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2002.

[15][16]汤志钧.康有为政论集（上册）[M].北京：中华书局，1981.

[17]康有为.孟子微（卷一）[M].北京：中华书局，1987.

[18][19]周石峰，余莉.康有为、孙中山的性格及其对两派关系的影响[J].安顺师专学报，2001（6）.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