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今依然保持着明清时期的古街、古巷、古祠、古庙、古宅、古树、古...

傅宝玲

摘 要：立碑示禁是公布官规民约的重要形式，根据所禁事项，可将禁约碑分为“保护坟山、风水林”“保护山石、林木、澳口、道路等公共资源”和“维护社会治安与风尚”三种。立碑人不同，约束力也不一样。禁约碑的约束力不单单是依靠国家政权的强制力，还依靠对民间权威的遵从及民间信仰等。

关键词：明清；民国；晋江；禁约碑

立碑示禁是公布官规民约的重要形式，其或由官府颁布，针对个别地方、人或事；或由乡里族众共同商议制定，而后刻之于碑，起到管理、约束、服务的作用。《晋江碑刻集》共收录官规民约42方，其中禁约碑35方，有些官规民约虽没有用“禁”字表达，但内容不乏禁约的性质，亦归于此类。这些禁约碑主要集中在明清两代，少数为民国时期。本文以这些碑刻为中心，试探晋江当时的社会经济情况。

1 类型划分

根据所禁事项可知，禁约内容主要集中在“保护坟山、风水林”“保护山石、林木、澳口、道路等公共资源”和“维护社会治安与风尚”三个方面。

第一方面，保护坟山、风水林是古代风水信仰的体现。乡人认为风水的好坏与家族的繁荣兴旺密切相关，好风水能够“庇祖灵，荫后嗣”，因而作为死后安葬的坟山和作为祭祀的坟产备受重视。风水观念还与人们的生产空间密切相关，虽然墓穴面积不大，但它却常关乎人们的生产边界与资源的掌控。为解决因坟山、风水林的圈定与划分引起的纠纷，官府多次颁布相关法令。除此之外，禁约碑也是官府解决风水冲突的方式之一。《晋江碑刻集》共收录此类碑刻7方，当中记录了多起因坟山和坟产引起的诉讼。如《泉州府告示》（万历）记载吴氏祖坟二座，均位于灵源寺西边，附近居民借吴选状父亲宦游“累肆侵剪”，吴选状为此上诉于官府。《陈村示禁碑》（同治）中寡妇陈许氏因风水林遭近乡匪徒砍伐，不得不求助于官府，官府“缉挐纠办，出示严禁”，才得以“安幽魂”。《翁吴禁石》则简单明了地写明“不许翁、吴二姓坟边添葬、栽种柏木”。这些禁约碑背后显示的是晋江风水信仰的流行，不管是平民百姓，还是士绅之家，都在为风水而追逐，为划定自己利益范围而努力。

第二方面，保护山石、林木、澳口、道路等公共资源的碑刻共有10方，在所有禁约碑中的比重较大。碑文有“不许远近民人戕挖乌云、铜钵等处山石”（《乌云山示禁崖刻》）“无树则寒，有树则温，戕树者如戕其手足；培树者自培其子孙”（《浯里裕后铭》）“不许湾泊斗门石墙”（《泉州府示禁碑》）“如有故意毁坏该处道路、雨亭及偷挖石块情事，许即投保禀候，拘究罚修以示惩儆”（《宪禁》）等。除《宪禁》详细介绍事情缘由以外，其余大多言简意赅。这些碑刻体现了晋江人民的环保意识，无论其是出于单纯地美化环境的目的，又或是出于生计、宗教（风水）信仰，通过禁约碑的颁布，都使得环境保护更具约束力。同时得益于碑刻的设立，人们的环保意识被潜移默化地加强。

第三方面，维护社会治安与风尚。这类碑刻比重最大，涉及内容颇为复杂，关乎乡族内部、乡邻之间各个方面，是社会矛盾和冲突的综合表现。

禁恶丐：乞丐问题是闽南历史上的一大社会问题，在晋江禁约碑中，《严禁恶丐》记录了光绪年间瑶林乡恶丐横行的现象：“不法恶丐，贪婪无厌，窥龄等乡小人稀，强乞图赖，索钱不已，继以索饭，稍拂意辄抛石投秽，百端横行，难以枚举。”于是官府示禁在案，不过恶丐现象只是一时敛迹，历久又“故态复作”。分析碑文我们可知乞丐横行具有群体性的性质，正如碑中记载“结党成群，恣意骚扰”，他们常利用地偏人少的客观因素，借助婚娶、丧葬、进香等凶吉事，以乞讨为名，对施主敲诈勒索。地方对乞丐的管理，重点是打击恶丐（“乞丐如敢图赖索诈，恃众滋闹，责成约保会同丐首驱逐出境”），其次是督促基层组织（“保练如不实力巡查约束，定即穷革不贷”）。

禁械斗：宗族械斗之风盛行于福建，清代学者赵翼言“闽中漳泉风俗好名尚气”“民多聚族而居，两姓或以事相争，往往纠众械斗，必毙数命，当其斗时，虽为翁婿、甥舅不相顾也”。晋江禁约碑中涉及宗族械斗的碑刻不少，如《白沙甘结碑》记录了清代因荡地界址不清引起的乡邻争斗；《府宪》是泉州知府为处理当时牵动晋南数十乡历时多年的“都蔡冤”械斗所发的告示；《梅屿公禁》则是为平息梅屿乡宗族械斗而公立的规条。纵观这些宗族械斗，可发现其基本原因主要是为了争田土、水利、码头、港湾等。

对寺庙的管理：福建民间自古有浓厚的鬼神信仰，由此产生了各式各样的鬼神形象，寺庙也因此广泛存在于民间社会。其不仅是乡民精神寄托、免灾祈福之所，同时也为栖止流浪穷民、举办义学乡塾提供了空间，因而地方社会颇为重视。位于灵源寺的光绪二十三年《告示》是为防止闲杂人等在寺庙内吵闹滋事亵渎神灵而立。

规范商业活动：明清、民国时期晋江商业已经有所发展，因此不管是国家还是地方政府都对商业活动的具体事项有所规范。位于安海的光绪二十三年《告示》表明清代官府对沿海商渔船只往来实行严格的管理。“金井为经商之区，远近行旅往来其间”，《公约》为维护秩序，保证商业活动正常进行，禁止各乡因大小交涉之事前往金井街捉人。《剔奸保民》记当时盐馆干办洪达派销食盐，勒索百姓，安海商民上控兴泉永道谭尚忠，谭尚忠批示安海分府严禁勒派累民之事。规范商业活动的禁约碑体现了地方社会对商业运行秩序的管理功能。

其他方面的禁约碑：除上述以外，为维护社会风尚与治安，地方社会还规定不许截途骗抱女婴，骗保变卖他人以及不许私结联盟、破坏和平等。总之禁约碑弥补了社会治理方面的规范缺失或不明晰地带，有利于维护社会稳定。

2 禁约碑的约束力

立碑人对所禁事项有共同遵守的义务，如若违反，会受到禁约规定的处罚。根据立碑人，可将禁约碑分为两类：一类是官府颁布，碑题和碑文中多出现谕、示、禁令字样；二是乡里族众共同商议制定。立碑人不同，约束力也有所区别，前者的约束力要大于后者，因为官方的支持能够有效地提升约束力，这也是为什么很多民约往往陈情官府请求严禁给示的原因。至于乡里族众，更多的是指家长或族长等宗族中的头面人物，又或是乡里士绅、父老阶层，他们或是拥有一般民众所没有的学识，或是因功名和出仕而拥有一般人没有的权势与特权，或是因品德高尚而拥有崇高的威望，其对乡村社会有极大的影响力，所以由他们带头，民众更为遵从。

禁约碑禁止的范围多是公共领域的事务，需要所有涉及事务之人齐心协力共同维护。乡村社会因地缘关系，乡邻、邻里之间如果不遵守碑刻约定，会受到周遭人员的谴责，迫于这种舆论压力，使得禁约碑中所禁事项往往具有较强的约束力。

民间信仰在约束民众方面也起到一定的作用，利用民众“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的心态达到预防、解决民间纠纷并恢复社会秩序的目的。晋江禁约碑中有几方民国碑刻有“恭請神灵”降临的碑文记载，这种依赖信众对信仰对象的敬畏和信服来约束群体行为的方式，作用有时远大于规章法令。

总之，禁约碑的约束力不单单是依靠国家政权的强制力，还依靠对民间权威的遵从以及民间信仰等。

3 结束语

纵观这些碑刻，并不是所有的碑文都会言明所禁事项之缘由，有的连参与立约之人和时间都没有记录（如《三台山禁约》），可见禁约碑并不像合同一般要素齐全。禁约碑的立碑地址与约束事项密切相关，但也有很多存于寺庙中，说明寺庙的社区认同价值，同时借助寺庙将禁约碑保存下来，弥补了文献关于这方面的记载。

本文对《晋江碑刻集》收集的禁约碑进行初步的探讨，很多方面如恶丐现象、宗族械斗等仍待深入发掘与研究。

参考文献

[1]赵翼.詹曝杂记·卷四[M].北京：中华书局，1982.

[2]《中国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资料丛刊》修订编辑委员会.广西少数民族地区碑文契约资料集[M].北京：民族出版社，2009.

[3]粘良图，陈聪艺.晋江碑刻集[M].北京：九洲出版社，2012.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