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春林

摘 要：慎昌洋行在华实行的根据自身实力，结合市场需要和发展行情选择经营行业、制定运营模式，在保证价格优势的前提下提供全面服务的经营策略，是其获得企业经营成功的重要原因，这在慎昌洋行与广州市政府签署的海珠桥桥梁建设合同中即有所反映。

关键词：海珠桥；合同；慎昌洋行；经营策略

1929年，慎昌洋行参加并赢得广州市政府组织的广州市第一座跨珠江大桥（后来被命名为海珠桥①）的建设单位招标，随后签署了桥梁建设合同②[1]（下称《合同》）。慎昌洋行能够赢得竞争，固然是其“所拟之图案，工程之估算，比其他较为切实可行”[2]，同时也是其经营策略成功的结果。慎昌洋行能够成为民国年间蜚声中外的跨国企业，与其在华的经营策略是分不开的，这从海珠桥桥梁建设合同中便可见一斑。

1 根据中国经济需求选择发展行业

根据《合同》约定，慎昌洋行必须在珠江河上建造一座全长182.90米的钢结构开合式大桥。体量如此之大，为时人所瞩目。但对慎昌洋行来说，已非难以完成的任务或陌生的领域，大规模建设工程本就是慎昌洋行发展的重点。

慎昌洋行（Andersen，Meyer &Com.;）于1906年初建时，创办者丹麦人马易尔（Vilhelm Meyer）、安德生（M.J.Andersen）及裴德生（A.Petersen）三人便都已看到中国“对于工商商务运输农事工程，糜不仿用泰西新法”[3]，认为中外贸易领域一定大有可为。同时又考虑到公司新创，“應从公司的利益出发进行必要的前期准备工作，如有可能应开发不担资金风险的代理业务”[4]。故慎昌洋行最初从事的是中外之间的转口及掮客贸易，即直接从国外购买产品，国外卖家以包括运费和佣金在内的价格将产品卖往中国[5]。

马易尔随后通过认真研究，发现“中国越来越倾向于自己生产必需的日用品，因此要考虑调整进口的考虑，从进口成品转向进口机器”[6]，但“所有旧设之洋行中专售工业机器亦颇不多见”[7]，故而认识到工业领域大有可为。在另外两位退出之后，马易尔独掌慎昌洋行，开始大力经营工业机械行业，他“找到了几家可以对中国提供技术设备和成套设备的公司，做了他们的代理”[8]。到1908年，慎昌洋行开始大规模工程承包业务。到“一战”后，慎昌洋行引入的已从最初的各种制成品发展成“引进成套机器和完整工厂”[9]，涉及到工厂、铁路、码头、大型屋宇、桥梁等多种类型，其中较为有名或大型的项目包括奉天电灯厂、上海永安纱厂、商务印书馆等。到1929年海珠桥桥梁建设合同签订时，慎昌洋行在华开工建设的类似钢架或桥梁建设项目就包括广州中山纪念堂钢架工程、九江龙开河钢桥、浙江缙云悬桥等。

2 结合自身经营实力制定建设模式

《合同》的签约方除广州市方面外，另一方为总部设在上海的美国公司慎昌洋行以及设在中国天津的美国公司马克敦公司（Messco，Macdonnell & Gorman Inc）。在涉及建桥规范时，规定必须按照秀瑞旋转桥公司（the Scherzer Rolling Lift Bridge Company）提供的图样及规格说明进行。又约定所有款项均汇款至上海慎昌洋行总部。由此可见，慎昌洋行是总承包方，马克敦建筑公司是其合作方。实际上，慎昌洋行承办广州珠铁桥时，钢铁结构设计（structural steel design）与秀瑞旋转活动桥公司合办，包工（constractors）与马克敦工程建筑公司合办，结构钢材（structural steel）则是采购自美国桥梁公司（the American Bridge Company）[10]。

这种总承包加合作方的建设模式，在慎昌洋行的经营活动中由来已久。在经营工业机械时，因其实力略嫌不够，便一方面与其他公司合作共同出资经营，另一方面游说欧美各厂家与其签订合约，由慎昌洋行担任其驻华独家经销商，交易方式为先销售后付款。在进入工程项目后，慎昌洋行继续和发扬了这一模式。即对于工程项目，自身作为承包方总揽其责，其余如设计、施工和材料供应等自身能够完成的则由下属部门或工厂完成，否则便引入合作方共同进行或交由第三方负责。

1915年，慎昌洋行由丹麦公司改组为美国公司，名为慎昌洋行有限公司（Andersen，Meyer &Com.;， Ltd），并邀请美国人施栋（G.L.Stone）、司特雷（Willard D.Straight）投资加盟。慎昌洋行的投资方、合作方行业广泛，遍布欧美，多为各大工业及建设业巨头，投资方有鲍尔文机车公司（the Baldwin Locomotive Works）、万国奇异电器公司（the International General Electric Co.，Inc，即通用电气）、美国气炉公司（the American Radiator Co.）、银行信托公司（the Bankers Trust Co.）等，合作方包括秀瑞旋转活动桥公司、马克敦工程建筑公司、美国桥梁公司等数十家[11]。自此之后，慎昌洋行迎来大发展。到慎昌洋行开始准备投建珠江铁桥的时候，它已成为一家有着雄厚实力、成熟建设模式的跨国公司，其建设大规模工程项目的模式更是得到了充分的展现。

3 设置合理机构，提供全面服务

《合同》中有慎昌洋行上海总部的内容。在对其作为总承包方进行条款约定时，又对工程所涉及的劳动力、管理人员、材料、设备、技术指标、施工安全、损毁、缺陷更换以及费用支付、验收等详细内容作了具体规定。这些内容均表明慎昌洋行是一家组织机构完整的公司，工程建设各方面均有对应合适的部门或人员来对接完成。

机构健全、设置合理且有对应服务的慎昌洋行，能够迅速反应，为客户量身定制合适的、全套的工程建设方案，并以实力保证其服务质量。据记载，慎昌洋行总部在上海下设业务部、会计部、保险部、机器部、建筑工程部、建筑材料部等20个部门，并在天津、北平、哈尔滨、汉口、青岛、香港及广州等设有分行[12]。其中的建筑工程部（Building Construction Department）延请20多位中外籍土木工程技术人员，业务范围包括设计绘图和工程安装；建筑材料部（Building Supplies Department）主要负责从欧美采办一切工程上应需的材料；会计部掌管全部交易，主要负责将列入财务计算的17种货币全部折算成上海规元①[13]，以便在货币种类混乱、币值不一的中国能够统一进行经营费用计算。

追溯至初，马易尔认识到中外机械工程贸易往来中，中国买家固然处于初始阶段，各洋行缺乏专门人才，而“欲经营良好的工业业务，要在有充裕之专门知识，对于装设机器之地点、所需机器之程式，以及举办之宗旨，皆能计画靡遗”[14]。因此，马易尔希望“给各省市或者一些个人开始有、但还没有正式形成方案的规划和实施提供必要的技术力量”，通过延揽人才，并大量引进欧美尤其是美国的工业机械，并通过系统化的组织构建将机械设备选型、安装、运行与营建设计结合在一起[15]，由此实现了马易尔的想法，即设立有针对性的机构，组织专业部门。同时，慎昌洋行在各地有重点地设立分行。例如，1920年设立广州分行便是考虑到广州市为广东省省会，为中国南方最重要的市场，有户口150余万，“与中国近年之政治经济演进关系密切”，且“在中国各城市中用近世新法办理市政……当推广州进步最速、范围最广”。设立广州分行，“既与政府各机关接近，复能为广州各顾客敏捷服务”[16]。

4 采取分期收费，扩大价格优势

《合同》约定桥梁建设总费用为上海规元103.5万两，其支付渐次为：签署合同后5万两，签署合同后1个月后10万两；签署合同后2个月后，每月支付39825两，连续支付20个月；完工后1个月内支付余款8.85万两。

慎昌洋行上海规元103.5万两的总造价换算成国币后不到200万元[17]，相对于德国公司400多万元和中国公司约300万元的报价，价格优势非常明显。慎昌洋行能够报以相对低价，一是慎昌洋行有着雄厚的资本优势。慎昌洋行在1921年资本便已达美金500万元，其股东公司或欧美合作方更多是工业巨头或跨国企业。二是其有着强大的技术优势。慎昌洋行延请诸多工程技术人员，皆留学欧美、经验丰富，且其合作方皆是各行业内技术领先者。以秀瑞旋转活动桥公司为例，该司首创旋转活动桥于美国，当时已驰誉30余年，被称为最经济优良的活动桥，既简单省费又运用灵便[18]。三与中国货币相关。中国当时为银本位国家，在华贸易收取中国货币尤其是虚银名目、币值相对稳定的上海规元，可以作为硬通货使用，在国际重金属价格波动的情况下可最大化保障自身利益，也意味着慎昌洋行在中国之外取得贷款的可能增加。

在基于自身财力雄厚的前提下，慎昌洋行采取允许分期支付款项且首付费用极其低廉的收费模式。在《合同》执行时，不仅总费用相对较低，首付费用更是低至5万两，且后续费用皆是根据进度按月支付，这正好迎合了广州当局的需要。在当时的广州，政府财力不足以满足大规模市政建设之需，唯有采取边开工建设，边依靠收益进行补偿的建设模式。这就意味着前期费用的不足和收益的陆续不断。慎昌洋行能够推行这种模式，也是因为对方为政府机构，费用收取相对更有保障。如此橋梁建设总价既是低廉又行分期支付，慎昌洋行的价格优势因此更为扩大了。

5 小结

慎昌洋行在华经营数十年，其经营策略自是不少。但从这一份《合同》中便可窥探到其当年在华的主要经营策略，基本可以总结为根据自身实力，结合中国市场需要和发展行情选择经营行业、制定运营模式，在保证价格优势的前提下，还能提供全面的服务。这既是其能抢占市场、签署海珠桥桥梁建设合同的原因，也是当年慎昌洋行能够获得巨大成功的重要原因。

参考文献

[1]慎昌洋行.请拨给海珠铁桥末期建筑费.1933年9月19日.广州市国家档案馆：档案号4-1-7-49-3-7.

[2]珠江铁桥图案已取定.广州市市政公报1929年第335-336期

[3][7][10][11][12][13][14][16][18]Charles J.Ferguson.慎昌洋行廿五周年纪念册[M].上海：别发印刷厂，1931.

[4][5][6][8][9]Christopher Bo Bramsen.Open doors：Vilhelm Meyer and the establishment of General Electric in China. Richmond，Surrey，Curzon Press （Nordic Institute of Asian Studies），2001.

[5]彭长歆.中国近代工业设计的先驱——慎昌洋行的建筑实践[J].建筑师，2017（5）：059-066.

[17]广州市政府.财政局呈复遵令拨付建筑省河铁桥定款五万两连同市行开具水单缴请察核备案.1929年11月16日.广州市档案馆藏：档案号4-1-7-49-1-1.